从知人观、察人观和举人观来探讨孔子的用人思想

　　关于孔子思想的论文第六篇：从知人观、察人观和举人观探讨孔子的用人思想

　　摘要：孔子的用人思想主要体现在知人观、察人观和举人观等三个方面。孔子强调知人，主要体现在知小人和知贤才两个方面，这是用人的基本前提。孔子的察人观主要有听其言而观其行、正确对待群众评议、客观公正、能否承担大任等方法。孔子的举人观主要有不以言举人、举直错诸枉、用其所长，不求全责备、不嫉贤妒能和先学后用等。孔子的用人思想，对后世治国理政乃至对于当今所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战略，皆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论语; 孔子; 用人思想; 价值;

　　On Thoughts and Values of Confucius'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LI Qian-ju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Hube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The thoughts of Confucius'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knowing people,observing people and raising people.Confucius emphasized that knowing peopl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making a distinction between different people,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part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Confucius' s observation of people is mainly according to his words and deeds,treating the public comments correctly,being objective and impartial,and deciding whether the man can bear great responsibilities.Besides,Confucius would prudently consider when he recommended a person into a position,which contains recommending people according to his deeds,choosing the person with goodness and modesty,not demanding perfection and not being jealous of virtuous people,demanding the man to learn before using,etc.Confucius' s thought of employing people has certain reference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the strategy of rejuvenat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d the strategy of talents.

　　孔子的用人思想来源于先王的治国之道。“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1](P178）此处用舜禹和周武王任用贤臣而达到天下大治的事例，来说明人才难得，同时也说明舜禹和周武王的治国之道，即任用贤臣。孔子的用人思想亦来源于春秋时期诸侯国相互争夺人才的现实。春秋时期，诸侯争霸；为了争霸，就必须争夺人才。众多诸侯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得人才者国富兵强。中国从尧舜禹以来就强调“知人善任”。“知人”是“善任”的基本前提，那么如何才能“知人”呢？这就得具有“察人”的慧眼与方法。经过考察之后就可以决定是否将其举荐上来，此为“举人”。本文以《论语》为依据，从知人观、察人观和举人观等三个方面来探讨孔子的用人思想。

　　一、孔子的知人观

　　孔子强调知人，主要体现在知小人和知贤才两个方面，这是用人的基本前提。“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1](P9）为什么孔子说君子“患不知人”呢？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增进品德修养的需要。与人交往，先得了解其为人如何，这样才能才能“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1](P80）这样才能避免因交友不慎而给自己造成损害。如果“不知人”，又怎能知其可交与不可交呢？二是亲贤人远小人的需要。孔子的所谓“知人”，就是要知道谁是小人，谁是贤才。只有知贤才，才能举而用之；只有知小人，才能远之退之。

　　二、孔子的察人观

　　如何才能知道某人是小人还是贤人？这就得察人。如何察人呢？孔子的察人观主要有听其言而观其行、正确对待群众评议、客观公正、能否承担大任等方法。

　　（一）听其言而观其行

　　孔子观察一个人怎么样，需要经历一段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1](P95）所谓“听其言而信其行”，是建立在一个人言而有信和表里如一的基础之上；如果某人言而无信、表里不一，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其言语动听、恳切，而其行为则背道而驰。此时仍然“听其言而信其行”，则往往容易被他人所迷惑，所以孔子一改过去“听其言而信其行”的做法，而改为“听其言而观其行”。这样才能认识一个人的真实面目，才不至于上当受骗。那么该从哪些方面来“观其行”呢？“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1](P30）孔子在这里提出了三个观察的角度：一是观察他的所作所为，看他是否言行一致；二是观察他为完成某事而采用的方法，即看他是通过什么手段来达到目的的；三是观察他的内心，即考察他所心安的事情。如果他做出了不义的事情却居然心安理得，那么此人当然不会是正人君子。由此三者，就可发现此人的真实面目，无论他怎么隐藏也隐藏不了。

　　（二）正确对待群众评议

　　所谓“考察”，不仅需要执政者对被考察对象进行考察，还需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这在当今考察干部时是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然而如何正确对待群众评议呢？孔子的观点值得我们借鉴。“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1](P300）孔子提倡“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1](P370）这是为什么呢？其原因较为复杂，大致有四：

　　一是或许某人真的很坏，所以才导致“众恶之”；或许某人真的很好，所以才导致“众好之”。例如：鲁庄公的大弟庆父凶残专横，众人皆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2](P102)庆父就是“众恶”之人。子产是春秋时郑国贤相，据《史记》载：“子产卒，郑人皆哭泣，悲如亡亲戚。”[3](P360）子产就是“众好”之人。

　　二是或许某人生性耿直或者特立不群而触犯众怒而导致“众恶之”；或许某人为“乡愿”式的好好先生，或为巧言令色之徒而赢得“众好之”。例如据《资治通鉴》载：“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人民给，官无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之曰：‘自子守阿，誉言日至。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人民贫馁。昔日赵攻鄄，子不救；卫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于是群臣耸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4](P6）如果根据“毁言日至”之“众恶之”现象，那么即墨大夫必将被罢官或被处死；如果根据“誉言日至”之“众好之”现象，那么阿邑大夫必将升官。好在齐威王明察秋毫而赏罚分明，最终封赏了即墨大夫而处死了阿邑大夫以及那些曾经为阿大夫说好话的人，从此齐国群臣都不敢弄虚作假而力求以实情相告，齐国大治，比天下各诸侯国都富强。

　　三是或许某人被众人误解，或许众人被流言蜚语所迷惑而“众恶之”，或众人被某人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众好之”。譬如周公与王莽的故事就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周公姬旦辅佐其兄武王灭商。灭商两年后，武王病死，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心中不服，于是他们散布流言蜚语，说周公有野心，将谋害成王，篡夺王位。成王相信了流言而怀疑周公。周公只好辞了相位，避居东国，心怀恐惧，不问政事。至于王莽，据《汉书·王莽传上》载，他未篡汉之时，为人谦恭，礼贤下士，无论是贵族、大臣，还是地方官吏或学者，都称赞王莽，并且诸侯、王公、宗室还到太皇太后面前磕头，请求给王莽加“九锡”。[5](P1770)然而在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接受刘婴禅让称帝，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篡位做皇帝的先河。

　　四是或许众人评判好恶的标准本身就有问题，不是以公正的标准而是以个人好恶为标准来衡量。（魏）李康《运命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6](P1869)

　　综上所述，孔子认为，如果由众人来评价某个人的好坏，那么最好的评价标准是乡人的好恶。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全乡的好人都喜欢他，证明此人是好人；全乡的坏人都厌恶他，说明此人不与坏人为伍，从而反证此人是好人。

　　（三）客观公正

　　所谓客观公正，就是不以个人好恶为标准来评判他人。“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1](P69）一般人对某个人的好恶，往往是与我情投意合者，则喜爱之；与我背道而驰者，则厌恶之。当他喜爱某个人时，则往往忽略其不善之处；当他厌恶某个人时，则往往忽略其善之处。此种“好人”与“恶人”，仅仅合于自己的好恶，而非客观公正之心。仁者的“好人”与“恶人”却不是这样的。他无私心，能够抛弃个人成见来客观地、公正地评判某个人。

　　（四）能否承担重任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1](P376）这里所说的君子，是指具有雄才大略之人。对于这种人，不能通过小事情去了解他，否则就难以识人和用人。例如：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3](P677）后来“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3](P677）如果以“小知”，则韩信不堪重用；然而韩信乃具有雄才大略之人，岂能以这些小事情去了解他的才干呢？要真正了解韩信，就要通过他是否能够承担重任去观察。当韩信经萧何推荐，而被刘邦拜为大将之后，他堪当重任的雄才大略就充分展露出来了：井陉之战，韩信以3万兵力，背水一战，出奇制胜，打败赵国20余万的军队，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绩；随后北攻燕，东伐齐，屡立战功；垓下之围，他任统帅而一举打败项羽，为汉朝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里所说的小人，是指才识平庸之人。小人由于才识所限而难堪重任，因此对于这种人，不能通过能否承担重任去了解他，否则就难以识人和用人，进而可能对其全盘否定。例如：据《资治通鉴·周纪三》载孟尝君入秦，秦昭王即以孟尝君为秦相。“或谓秦王：‘孟尝君相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其危哉！’秦王乃以楼缓为相，囚孟尝君，欲杀之。孟尝君使人求解于秦王幸姬，姬曰：‘愿得君狐白裘。’孟尝君有狐白裘，已献之秦王，无以应姬求。客有善为狗盗者，入秦藏中，盗狐白裘以献姬。姬乃为之言于王而遣之。王后悔，使追之。孟尝君至关。关法：鸡鸣而出客。时尚蚤，追者将至，客有善为鸡鸣者，野鸡闻之皆鸣。孟尝君乃得脱归。”[4](P18）由此可见，孟尝君宾客中的那两个鸡鸣狗盗之徒，虽然没有雄才大略，也不能安邦治国，然而在某种场合却能够发挥其不替代的作用。

　　三、孔子的举人观

　　经过知人和察人两个环节之后，就可以决定是否将某人举荐上来了，此为“举人”。如何才能准确地举荐人才呢？孔子的举人观主要有不以言举人、举直错诸枉、用其所长，不求全责备和不嫉贤妒能等。

　　（一）不以言举人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1](P364）为什么说“君子不以言举人”？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的人花言巧语，让人听起来非常舒服，很容易对他产生好感，然而缺少仁德。孔子对这种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巧言令色，鲜矣仁！”[1](P4）所以孔子还强调要“听其言而观其行”。[1](P95）二是有的人能说会道，让人听起来感觉很有学问很有才干的样子，然而并没有真才实学。譬如战国时期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赵括，他自幼熟读兵法，善于谈兵，其父也难不倒他，于是赵王居然“以言举人”，命赵括将赵兵40万与秦军战于长平，结果全军覆没。

　　为什么说“君子不以人废言”？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因此不能因人位卑而废言。二是“失败乃成功之母”，因此不能因人曾经失败而废言。例如：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载：井陉之战，韩信大败赵军，并且斩成安君陈馀、擒赵王歇，而赵国的谋士广武君李左车亦被擒。韩信紧接着要攻打燕国和齐国，但不知该先打哪个为好，“于是信问广武君曰：‘仆欲北攻燕，东伐齐，何若而有功？’”[3](P681）韩信问计于手下败将，终于兵不血刃而使得“燕从风而靡”。

　　（二）举直错诸枉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1](P38）什么叫做“举直”？让我们来看一则材料：“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1](P122）澹台灭明办事不走捷径，不走后门，而走正道，走正常程序，此为坚守正道而务实之人；不是因为公事，从不到当官者之家，可见其从不与上司套近乎拉关系，更不阿谀奉承。此等正直之人，被子游视为人才。我们不仅钦佩澹台灭明的清高和正直，同时也钦佩子游这样的领导，他居然能够把不跟自己套近乎拉关系，不对自己阿谀奉承的人视为人才，实属难得。只有那些具有宽阔胸襟与正直品行的领导者，才可能具有这样的人才观。

　　为什么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贤人（直者）与小人（枉者），历朝历代皆有，至今犹然。不可能存在清一色的贤人而无小人的局面，关键在于何者置于上位。若贤人在上位，则贤者得尽其才，亦能使枉者直，至少能够震慑小人，而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例如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同时又亲近易牙、开方和竖刁等小人，然而由于管仲居于相位，因此使得这三个小人不敢轻举妄动，只不过得到齐桓公的宠幸而已，齐国大治，齐桓公因管仲而称霸诸侯。

　　为什么说“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载：管仲曾明白地告诫齐桓公说，易牙、开方和竖刁皆为不可重用的小人，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皆“非人情”，然而齐桓公不听管仲的劝告而继续宠幸宦官竖刁和易牙，桓公死后，竖刁和易牙密不发丧而作乱。由此可见，小人在上位，则必将千方百计排挤和压制贤人，随心所欲，胡作非为。不独易牙、开方和竖刁为然，从古至今，概莫能外。

　　（三）用其所长，不求全责备

　　据《论语·雍也》载：季康子问是否可以让子路、子贡、冉求治理政事，孔子分别先答以三人之所长：“仲由果敢决断”“端木赐通达事理”“冉求多才多艺”，再断言他们治理政事不难。从孔子的回答可知，从政需具备“果”“达”“艺”，但人各有所长，不必求全责备，贵在知人善任。

　　（四）不嫉贤妒能

　　“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1](P359）柳下惠乃鲁国贤者，又是鲁公同族，身为鲁国正卿的臧文仲，岂有不知之理？或许是柳下惠才德超群，而臧文仲害怕他将来超越自己，于是故意压着柳下惠而不给他官位。这说明臧文仲心胸狭窄，嫉贤妒能。或许是柳下惠公正不阿，不去讨好臧文仲，臧文仲就心生怨恨，认为柳下惠太高傲，于是故意压着柳下惠而不给他官位。

　　然而心胸开阔的执政者古往今来也是存在的，譬如：“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1](P322）公叔文子能够把自己的家臣推荐给朝廷，并且使他与自己同朝并列为大夫，则实在难能可贵。这除了知人善任之外，还得有一份一切为了国家的公心，有一份不计个人得失的忘我之心，有一份宽厚大度的雅量，也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开明。

　　四、孔子用人思想的价值

　　孔子的用人思想，对后世治国理政乃至对于当今所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战略，皆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指导意义。

　　（一）关于“知人观”

　　孔子强调要辨别“君子”与“小人”，中国历朝历代几乎都出现过奸臣当道的局面，国运的兴衰有时亦系于朝廷是重君子还是重小人。无怪乎诸葛亮《出师表》在总结两汉兴衰的历史时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7](P376)但是仔细一想，中国历朝历代的君主又有谁曾经明确地表示要“亲小人，远贤臣”而故意葬送自己的江山呢？他们何尝不想“亲贤臣，远小人”而永保江山呢？关键在于，这“贤臣（君子）”与“小人”太难区分了。小人善于“巧言令色”，的确能够“取悦于人”，也能够以假象迷惑人，因此往往不易被人识破。当今要真正辨别“君子”与“小人”，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二）关于“察人观”

　　孔子所提倡的“听其言而观其行”之“观行法”，对后世治国理政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例如据《资治通鉴·唐纪八》记载，唐贞观二年，唐太宗翻阅隋炀帝的手迹，大吃一惊，对大臣说，“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4](P1311)魏征回答道：“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4](P1311）“观行法”对当今治国理政仍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的确是当今考察干部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三）关于正确对待群众评议法

　　孔子所提倡的“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之“正确对待群众评议法”,对后世治国理政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白居易曾有感于周公和王莽的际遇，而在其《放言》（其三）诗中写道：“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8](P667)“周公恐惧流言日”,可谓“众恶之”；“王莽谦恭未篡时”，可谓“众好之”。如果周公在恐惧流言时死去，王莽在谦恭未篡时死去，那么他们一生的真伪、忠奸又会有谁知道呢？

　　（四）关于客观公正法

　　孔子所提倡的“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之“客观公正法”，对后世乃至当今治国理政仍具有指导意义。例如唐太宗在用人方面亦深明此理。据《贞观政要·卷五·公平》载，太宗初即位，中书令房玄龄奏言：“秦府旧左右未得官者，并怨前宫及齐府左右处分之先己。”太宗曰：“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朕与公等衣食出于百姓，此则人力已奉于上，而上恩未被于下，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凡一面尚且相亲，况旧人而顿忘也！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论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岂是至公之道耶？”[9](P205)

　　（五）关于“用其所长，不求全责备”之法

　　这对后世乃至当今治国理政皆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例如魏征亦深明此理，据《贞观政要·卷五·公平》载，魏征曾向唐太宗上疏曰：“臣闻为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恶恶，近君子而远小人。善善明，则君子进矣；恶恶着，则小人退矣。近君子，则朝无粃政；远小人，则听不私邪。小人非无小善，君子非无小过。君子小过，盖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铅刀之一割。铅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众恶也；白玉微瑕，善贾之所不弃，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9](P211)

　　（六）关于“举人观”

　　孔子主张提拔像澹台灭明那样“不走后门”的正直之人。孔子主张选拔举荐有贤德、有才能的人。孔子倡导“不嫉贤妒能”，甚至把原来职位在自己之下的人提拔到与己并列，乃至在己之上，譬如：孔子非常赞赏公叔文子把自己的家臣推荐给朝廷，使他与自己同朝并列为大夫。可见，孔子的举人观，对后世及当今选拔人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结语

　　孔子在知人、察人、举人等方面的思想，来源于他对春秋时期各国延揽人才选拔任用人才的现实，是历史的经验。同时，在历经之后各朝各代选人用人的借鉴运用以后，更是被历史所证明。孔子的用人思想对当今选用人才仍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价值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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