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哲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论精华和中国人生活智慧的高度体现，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它直接以日常生活为存在境域和基本内容，以生活语言为主要话语模式，以提升生活境界、完善生活方式为价值归宿和立言宗旨，展现出浓郁的生活哲学意蕴。
一、日常生活：儒家哲学的存在境域
首先，从整个儒家哲学的存在形态来看，儒家哲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存在形态都是当时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体现，都存在于该时期的日常生活中，与当时的现实生活水乳交融。无论是先秦儒学，还是汉唐经学，抑或是宋明理学，都是当时中国文人探寻正确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的结果，它们直接为当时的中国人所信仰，直接指导当时人们的生活实践。先秦儒学绝不是孔子、孟子、荀子等大儒们闭门造车的个人思辨，而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直接反应。它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是直接为当时的社会生活服务的，都直接影响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汉唐经学是汉唐时期的官方哲学，它直接指导当时的政治生活，并成为全社会的生活准则。宋明理学则是宋明时期知识精英追求理想人生的现实实践，它不仅为当时的人提出了生活的理想和目标，而且提出了自己的“工夫论”，确立了实现这些理想目标的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和规范了全社会的日常生活。儒家哲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存在形态，都是历代儒者实践自己人生信仰的思想成果，直接存在于当时人们的生活实践中，一旦离开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就失去生命的活力和存在的价值。
其次，从历代大儒个人的哲学建构来看，每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和哲学建构都存在于该哲学家的日常生活中，都与他本人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儒家哲学素来有强调实践、知行合一的传统。它要求将所有的哲学思想都贯彻于哲学家人生的始终，贯彻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要求哲学家用自己的真实人生去实现自己的哲学理想，用自己的日常生活去展现自己的哲学理念。孔子曾明确指出，他所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就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君子遵从“仁”的要求，就应当将“仁”的理念时时刻刻贯彻于全部日常生活，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只要真正在日常生活中时时事事遵从了“仁”的要求，就可以达到“仁者”的境界。为此，他不惧艰难，周游列国，用自己的一生去践行自己的主张；他“述而不作”、“予欲无言”，用自己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一言一行去展现自己的理念。如此以来，他的全部哲学理念便统贯到了其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他的日常生活便成为后人理解其哲学理念的基础和依据，相应地，他所创立的儒学便成为一种规范人们日常生活的学问。
孔子所确立的这一学术传统，被后来的历代儒者所继承。后世儒者都主张用自己的一生去实现自己的哲学信仰，要求用自己的哲学理念去规范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儒学的这一传统，到宋明理学时期得到极大发展。宋明理学家，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极力反对脱离日常生活的玄虚之学，都反复强调自己的学问是人伦日用的学问，自己所倡导的“道”是人伦日用之道，必须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实践。二程曾指出，他们所倡导的“天道”或“天理”就存在于君臣父子的人伦事物之中，“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
所以，他们的学问是关乎人伦事物的学问，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间断地体贴磨练。陆九渊也说，“事外无道，道外无事”，“道”就在日常生活的人伦世事之中，要求“在人情、事势、物理上做些工夫”。他强调，自己的学问都是关乎日常生活的“坦然明白”、“易知易行”的道理，因而，理解或体认其学问的关键，不是去做“粘牙嚼舌”的体系建构或逻辑辨析，而是“就人日用处开端”，真正在日常生活中做“切己自反，改过迁善”的工夫。后世儒者的哲学建构过程表明，儒家哲学或儒学之道，就是儒者的生活之道，就存在于儒者的日常生活之中。只有理解了他们的人生、理解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才能理解他们哲学的真谛。
二、生活问题：儒家哲学的基本内容
首先，儒家哲学在各个时期的核心话题大都是生活话题，其核心概念或范畴都是对日常生活的概括或凝练。先秦时期的“仁”、“义”、“礼”、“法”、“道”、“德”、“孝”、“悌”、“忠”、“信”等范畴，宋明时期的“理”、“气”、“心”、“性”等范畴，都是对人的日常生活规范的直接概括。由这些范畴所推演出的哲学命题，如先秦时期的“名实之辨”、两汉时期的“天人之辨”、宋明时期的“天理人欲之辨”等，实际上都是对人的日常生活问题的探讨。他们以各自的话语去表述对日常生活问题的认识，用日常生活的话题去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并在这些核心话题的基础上推演出其他一系列有关日常生活的哲学问题。如先秦儒学所强调的人伦道德问题、宋明理学所强调的修养功夫问题等，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其次，儒家哲学的主要内容是描述理想的生活方式，进而为理想生活方式确立规范、提供论证。儒学是一门成贤成圣的学问，儒家哲学的全部内容便是在探讨实现圣贤人格的理论依据、实践方法和用功路经。他们找到了一条“内圣外王”的逻辑进路，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方法。在他们看来，要实现圣贤人格、成就圣贤事业，关键是要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道德修养不仅是个人提高自身境界、完善自我人格、实现自己理想的唯一途径，而且也是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的根本方法。而人的道德修养过程，绝不是一个理论论证、体系建构的过程，而是一个现实的人生实践过程，是一个在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中体认人伦道德的过程。因而，儒家哲学的主要内容便成为对日常生活的人伦道德的论证和阐述，阐教化、明人伦便成为儒家哲学的主要任务。儒家哲学的这一特点，在孔子那里就已表现得很明显。从 《论语》 的记载看，孔子教授学生的主要内容就是一些孝悌、忠信、恭敬、礼让等日常生活的人伦道德，他将这些人伦道德寓于日常生活中，以日常生活中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教授弟子，以便对弟子随时施教、随机点拨。孟子明确将社会生活中的“五伦”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提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明人伦”的任务。此后，无论是汉唐经学，还是宋明理学，都将对人伦道德的阐发、对日常生活的规范作为自己学问的主要内容。他们都试图以自己的学术方式去论证儒家伦理的合理性，指导儒者的日常为学功夫，进而规范全社会的日常生活秩序。
再次，儒家哲学重视对哲学家个人生活的描述，将对哲学家生活状况、人物生平的评述作为阐述哲学思想的重要方式。儒家哲学对哲学家个人生活、人物生平的重视，在先秦儒学的经典着作中已有突出表现。 《论语》 里面就有大量篇幅介绍孔子的个人生活。它描述孔子的生活态度说：“子之所慎，齐战疾。”“子不语怪力乱神。”
它还专门辟有 《乡党》 一篇，以讲述孔子的日常生活。该篇共27章，详细介绍了孔子的饮食起居、言行举止、行住坐卧，里面对孔子上朝下朝、参加宗庙祭祀、拜见国君大夫、遇见邻里乡党、待人接物以及穿衣、吃饭、饮酒、睡眠、行走、席坐、斋戒等各种日常生活行为作了生动形象地描绘。 《孟子》 一书也有大量描述人物生活状况和日常言行的篇幅。这些经典着作，都将对孔子、孟子等人的生平描述作为阐发其哲学思想的重要途径，通过他们的日常生活行为表现他们的哲学理念。此后，儒家哲学一直十分重视对哲学家生活行为、生平履历的研究。后世学者在记述前人的哲学思想时往往将其与人物生平一并介绍。朱熹作 《伊洛渊源录》，通过记述北宋理学家的人物生平、生活状况去梳理其学术传统、确立其学术地位、展现其学术思想，开辟了以“学案体”方式记述哲学史的新范式。周汝登的 《圣学宗传》、孙奇逢的 《理学宗传》 继承了这一学术传统。黄宗羲的 《宋元学案》、 《明儒学案》 则集“学案体”着述之大成，将宋元明三朝哲学史以“学案体”形式作了系统梳理，将宋元明哲学家的人物生平、哲学思想融合一体而一并陈述。由此，对学者生活状况的介绍便成为儒家哲学展现其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的必要手段，哲学家的生活经历便被看做其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三、生活语言：儒家哲学的话语系统
“生活语言是一个日常概念，而不是内涵清晰的哲学概念。它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口头语言，也称为日常生活语言，自然语言，日常语言，日常话语等。生活语言的最大特点是‘自明性’，言说双方不需要额外过多的解释。因而是最为简约的交流工具。”
无论是作为儒家思想源头的先秦儒学，还是作为儒学思想高峰的宋明理学，它们的学术话语系统都表现出十分明显的生活语言风格。先秦时期的孔子、孟子、荀子等人都以生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无论是 《论语》，还是 《孟子》 或 《荀子》，它们都以十分通俗的生活语言记载了孔子、孟子、荀子等人的观点或言行。从语言风格来看，这些文本都是一些十分经典的散文着作，而不是系统化、体系化的学术着作。它们都没有较为严格的学术概念，而是以当时的日常生活语言表达思想。其中， 《论语》 完全是对孔子言行的直白的记录，是一种简洁直接的说教； 《孟子》、 《荀子》 等着作则包含了生动的隐语或寓言。这就是说，先秦儒学的思想家们大多以通俗易懂的生活语言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深刻智慧，非概念化、非体系性的生活语言是他们学术思想的表达工具。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期”。正如雅斯贝斯所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
先秦时期的学术语言特点成为整个中国传统思想话语系统的基本风格。直到宋明理学时期，尽管当时已经出现了十分抽象、系统的哲理体系，但是表达这些理学思想的语言仍是十分通俗的生活语言。一方面，语录体仍是当时十分重要的学术文体，很多基本的理学文献如 《二程遗书》、 《二程语录》、 《近思录》、 《朱子语类》、 《象山语录》、 《传习录》
等都是对着名理学家的日常生活语言的记录。另一方面，理学家们都反对故弄玄虚和浮华的辞藻。他们在表达思想时，都努力使自己的思想通俗易懂，以便易于理解和传播。为此，他们还经常使用当时的白话文，甚至不惜使用方言。
儒家哲学对生活语言的青睐，使其避免了像西方哲学那样沦为只有少数专业人士能懂的深奥理论，从而成为一种通俗易懂的哲学，为其在普通百姓之间的传播提供了可能。从先秦儒学开始，儒家哲学就是大众化的哲学，它关注普通大众的生活问题，并为普通大众所理解和接受。汉代以后，儒家哲学一方面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为整个国家治理提供统治理念，另一方面成为普通百姓的精神信仰和生活规范，为处理日常的人际关系提供思想依据。儒家哲学之所以能具有这些功能，无疑得益于它所使用的生活语言。正是生活语言的使用，使得它能在社会各阶层传播开来，为普通百姓所理解；也是由于生活语言的使用，使得儒家哲学有了走进人们日常生活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活语言是儒家哲学能够成为中国人的“生活哲学”的必要条件。
四、生活哲学：儒家哲学的本质属性
由于中国哲学以日常生活为存在境域，以生活问题为基本内容，以生活语言为话语系统，其全部内容都是在阐述中国人的生活之道，这使得“生活哲学”成为中国哲学的本质属性。儒家哲学的生活哲学属性，主要表现在它对生活实践的重视。
早在先秦儒学那里，儒家学说的实践性就体现得十分明显。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就是一位勇于实践的代表。他所推崇的远古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都是为了平治天下而不辞劳苦、勇于实践的人。孔子本人以远古圣人为楷模，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切实改变社会人生的实践中。他自幼习礼，以复兴周礼为己任，他所学习的礼乐知识都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为了实践自己的思想主张、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堕三都，游列国，废寝忘食，颠沛流离，累累若丧家之犬而不悔。他的一生就是乾乾不息、躬行实践的一生。他的全部学说都是为他的实践活动服务的，因而他的学术思想主要不是纯知识性的理论体系，而是他对实践行动的思想主张。由此，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本质上就既不是记载史料的学术典籍，也不是单纯阐述思想的理论体系，而是指导人生实践的行动纲领。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到处游说各国君主，为宣传自己的仁政思想而奔走呼喊。他也把自己的思想主张看作引导人生实践的指南，力图将自己的思想主张付之于实践。孔孟大儒对早期儒学的塑造，奠定了儒家学说的基本特性。他们重视躬行实践的倾向，成为整个儒家学说的根本特点。这使得儒家学说具有与生俱来的实践特性。
儒学的生活实践特性受到后世儒者特别是宋明理学家的高度重视。他们继承了前代儒学重视躬行实践的传统，为实践儒家伦理做了全面深入的理论论证，提出了许多用功方法。按照这些用功方法去修身养性、实行践履，这便是理学的实行工夫。理学对实行工夫的重视，是对儒学实践传统的发展，使儒学的生活实践性在新的历史时代具有了新的存在形态。一方面，它使儒家的纲常伦理实践具有了较为完善的方法论体系，即理学的工夫论。另一方面，它使儒家的道德实践活动演变成了理学家的身心修养工夫，从此，做工夫、养心性成了儒家最重要的身心实践活动和最重要的日常生活内容。
儒学的生活实践性归根到底是由儒家的价值取向决定的。儒家奉行积极入世的价值取向，把实现理想人生、创造理想社会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改变社会人生，则需要儒者的实践行动。这就决定了合格的儒者必须是勇于实践的学者，也决定了儒学的思想内容必须以规范社会人生的现实生活为归宿。从儒家的立场来看，相比于儒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行动而言，他们所提出的理论体系、书籍文章总是居于次要地位，后世儒者也主要是以前世大儒的生活实践及其达到的生活境界来评价前人的。由于儒学的这一特质，历史上许多受到儒家推崇的人并不是学问家，而是一些修养深厚的道德君子；也是由于这一原因，在后世某些儒家学者看来，学习儒学的关键是践行圣人教诲，只要能在日常生活中切实躬行实践儒家伦理，即使是渔樵农夫、无知文盲，也可以入儒门、成圣人。由此在儒学的逻辑中，身心实践必然重于理论知识；在历代大儒的心目中，勤奋实践的圣人君子必然比博闻广识的学者或善于辞赋的文人更值得推崇；儒学成为一种实践的学问，躬行实践成为全部儒学的落脚点。
正如费尔巴哈所说：“实践的观点也就是生活的观点。”重视实践，也就是重视现实生活。现实生活，是儒学生命存在的土壤；儒学就存在于儒者的身心实践之中。或者说，儒家哲学在本质上就是指导儒者生活的方法论原则，是一种融入生命体验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生活哲学”。
参考文献：
［1］ ［2］ ［3］ ［9］ ［10］ ［11］ ［宋］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M］ ．北京：中华书局，1983：70、93、180、259、96、98．
［4］ ［宋］ 程颢、程颐．二程集 ［M］ ．北京：中华书局，1981：77．
［5］ ［6］ ［7］ ［8］ ［宋］ 陆九渊．陆九渊集 ［M］ ．北京：中华书局，1980：458、400、407、432．
［12］ 金学军，肖化，张军朋．学术语言与生活语言之辨证关系 ［J］ ．社会科学家，2008 （3）：150．
［13］ ［德］ 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4．
［14］ ［德］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史着作选 （第2卷）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