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孟子的论辩方法

　　孟子是孔子以后战国中期儒家学派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其以“好辩”著称。究其原因：一是孟子为了坚持和宣传他的观点和主张，不得不经常展开激烈的争辩，其曾有“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之语（《孟子·滕文公下》，以下只注篇名），即是佐证；二是孟子之为人，本不像孔子那样深沉庄重，而自傲自负、锋芒毕露，动辄与人言辞交锋，必欲争胜。

　　当然，孟子不仅“好辩”，更善辩。 苏洵在其《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便认为孟子“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清人刘熙载也曾在其《艺概·文概》中赞叹孟子之文“析义至精”“用法至密”。

　　孟子长于辩论，除了其自身所具有的“浩然之气”（《公孙丑上二》）外，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他对具体论证方法灵活多样、富于变化的运用。 笔者试对其论辩方法加以探析，略作归纳，论述如下。

　　一、直言法

　　直言法即直截了当地摆出自己的观点，使听者明晰事理的正确性、合理性、必然性，从而接受观点的方法。

　　如著名的 “孟子见梁惠王章”（《梁惠王上一》）记录的是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次谈话和论辩。一开始是梁惠王发问， 曰：“叟不远千里而来， 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在孟子看来“利”与“仁义”是难以调和的，所以机智地以“利”为突破口展开了论述。他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观点：“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接着痛批“利”的危害，阐述“仁义”的好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言利? ”孟子指出王、大夫、士、庶人，如果都说“何以利吾身”，就会产生“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可怕结局，甚至会导致“千乘之家”弑“万乘之君”，“百乘之家”弑“千乘之君”的悲惨下场。 孟子在此即直指“言利”只会带来弑君亡国的危害，惠王闻之，触目惊心，深为叹服。 这种大胆的精神、鲜明的观点、明快的风格为司马迁所赞叹。他在写《孟子列传》时，开篇便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清人赵襄周也在其“孟子文评”中评析说：“单刀直入，大旨豁然，斩断迷途，引归正道。 ”

　　“梁惠王曰章”（《梁惠王五》）也是如此，梁惠王在先后为齐、秦、楚所败，大儿子战死的情况下，感到莫大的耻辱，他向孟子问策，希望能振兴魏国，一雪前耻。此处，孟子还是直言其观点，他向梁惠王讲了当前应采取的措施，即“施仁政于民” 。 随后又点出魏如“施仁政于民”则“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以及齐楚秦诸国不施仁政，“夺其民时”的恶果，一正一反，两相对比，使惠王清楚地意识到倘“施仁政于民”，则“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

　　二、移花接木法

　　孟子在游说或论辩时，难免遇到对方提出一些自己不愿回答或难以回答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孟子会迅速转换话题，以确保游说或论辩的成功。 此即移花接木法。

　　如“齐桓晋文之事章”（《梁惠王上七》），一开篇，齐宣王就问孟子：“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此句意思是：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迹，您能讲给我听听吗? 齐宣王此问是有原因的，因他处于齐国的强盛之时，一心想以武力征服中原，称霸天下，所以想让孟子给他讲讲齐桓公、晋文公这两大春秋之霸称霸天下的事迹。 而众所周知，孟子是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的。 双方的观点可谓尖锐对立，如果孟子此时直言不愿谈，双方必然不欢而散，那么劝宣王“弃霸道、图王业”的游说也随之会失败。 孟子深知这一点，旋之以“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作答。也就是说：孔子的弟子们没有谁提到过齐桓、晋文的事情，所以后代就没有流传下来，当然，我也没有听说过。如果您一定要我说的话，我就说说以仁德的力量一天下的“王道”吧。其实，孟子所言非实，他曾经自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理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二十一》）从中可知，他和孔子都熟知齐桓、晋文之事。孟子之所以推说不知，就是为了避免正面交锋，缓和谈话的紧张气氛，从而巧妙地把话题以“霸道”转入“王道”，以确保游说的顺利进行，直至成功。

　　“庄暴见孟子章”（《梁惠王下一》）也是如此，孟子见齐王：“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 ”孟子的话一出口，齐王就“变乎色”，很尴尬，不得不声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可见当时谈话的气氛有多不融洽。 如果孟子顺着齐王的话题去谈“先王之乐”和“世俗之乐”的雅俗高下，谈话的气氛必然更为紧张，劝说齐王“行仁政”的目的就无法达到，所以孟子适时地转换了话题：“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以此来缓和气氛，并且将话题由音乐引入政治领域，为游说成功做好了铺垫。

　　“孟子见惠王章”（《梁惠王上一》） 等章节也都体现了此法。

　　三、设彀法

　　彀，即圈套之意，所以设彀法即预设机巧，引人进入圈套的方法。 其往往表现为：远处着眼，迂回前进，有收有放，先纵后擒，最终折服对方。

　　如“有为神农之言许行章”（《滕文公上四》），孟子在一开始并不急于驳斥农学家，“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观点，而是先就许行之衣食起居向陈相一连提了八个问题：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 ”曰：“否，许子衣褐。 ”“许子冠乎? ”

　　曰：“冠。 ”“奚冠? ”曰：“冠素。 ”“自织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许子奚为不自织? ”曰：“害于耕。 ”“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

　　这八问看似和反驳对方观点毫不相干，但其实已诱使陈相上钩，并且一步步向圈套靠近，因为从两人的一番问答中，已确认了许行的帽子、锅以及农具都非自给，而是与各种工匠交换而得这一事实。 紧接着孟子又问陈相为何许行要如此不怕麻烦地和各种工匠做交换，陈相答“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此时，陈相不知不觉间已落入彀中，因为既然许行实在不可能一边耕种一边做各种工匠的事，那么君王又怎可能一边耕种一边治理国家呢? 至此，农学家的观点不攻自破。

　　“寡人愿安承教章 （《梁惠王上四 》）”等章节均采用了此法。

　　四、譬喻法

　　譬喻法，即比喻法。 孟子善用比喻，对此，东汉赵岐在其《孟子题辞》中称赞道：“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 ”据今人统计，《孟子》一书中各类比喻竟达 159 个。 所以，比喻是孟子论辩的一大特色。

　　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以“缘木求鱼”形象地说明了齐宣王想以“霸道”统一天下的不可能性；以“为长者折枝”来形容事情的轻而易举，以“挟泰山以超北海”来说明事情的困难，合在一起，指出对齐宣王来说行仁义并不困难，而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所以齐宣王的不行仁义是“不为”而不是“不能”。 此外，他谴责惠王的施政是“率兽食人”（《梁惠王上四》），把百姓盼望贤君出现喻为 “大旱之望云霓”（《梁惠王下十一》），用“水之就下”（《梁惠王上六》）的属性比喻民众归仁的必然趋势。这些贴切而精妙的比喻不仅使行文形象生动，以少胜多，而且由于喻义多藏，语近旨远，往往能发人深省，受到启迪。

　　《孟子》 中还有一些比喻， 由于具有了简单的情节，所以便上升到了比喻的高级形式———寓言。如“梁惠王曰章”（《梁惠王上三》）中的“五十步笑百步”：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

　　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数量上不同而已。通过此喻，孟子委婉地告诫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须施仁政、行王道。

　　诸如此类的比喻还有 “日攘一鸡”（《滕文公下八》）、“齐人有一妻一妾”（《离娄下二十三》）等等。

　　综上所述， 正是由于孟子能够灵活地运用直言法、移花接木法、设彀法、譬喻法，所以才能做到善辩。

　　当然，这些论证方法也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孟子.孟子[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31.文中所引孟子文章皆出于此,不再一一加注.
　　[2] 章培恒.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