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后期朝鲜实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特点

　　17世纪后，经历了壬辰、丁酉"倭乱"和丁卯、丙子"胡乱"这两次战乱的朝鲜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土地荒废、民生凋敝，社会制度与统治秩序都面临着变形与崩毁，作为社会统治理念的儒家思想也自然随之遭到反思与质疑。在李朝前期为国家奠定统治秩序基础的性理学学说，在面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时，难免流于空疏义理之论而失于现实举措之法。同时，两次战乱提供了朝鲜半岛与中国进一步接触的契机，尤其是丙子胡乱后，清朝的实证学风也逐渐传入，由此刺激了在野士林派中的新学风---"实学"的兴起。

　　李朝后期的实学学者中，有不少参与了小说创作，其中朴趾源的短篇小说，以其深刻的议论与见解，被认为臻于朝鲜短篇小说的最高思想成就。除了广为人知的《热河日记》中的一些小说篇章如《虎叱》、《许生传》等之外，朴趾源还创作了大量短篇汉文小说，有《马驵传》《秽德先生传》《广文者传》《虞裳传》《闵翁传》《两班传》《金神仙传》《烈女咸阳朴氏传》等篇，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其实学见解。

　　比朴趾源小说创作数量更多的是李钰。与朴趾源的小说相似，李钰的小说也多采用人物传记的形式，有《沈生传》《捕虎妻传》《浮穆汉传》《申兵使传》《成进士传》《李泓传》《峡孝妇传》《崔生员传》《蒋奉事传》《柳光亿传》《张福先传》等二十余篇。

　　此外，早期的实学家许筠着有《张山人传》、《南宫先生传》和《蒋生传》；朝鲜实学集大成者丁若镛也有小说作品《曹神仙传》和《张天镛传》存世。

　　除了这些作者为着名实学家的作品，还有一些创作于李朝后期，并蕴含了鲜明的实学思想的作品，如《乌有兰传》、《芝峰传》、《丁香传》、《钟玉传》等。

　　这一系列小说，除了《虎叱》一篇为寓言类，其余均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人物传记的形式，或许是因为人物传记更真切，更能贴近现实；从内容上看，传主的身份几乎涵盖了朝鲜社会的各个阶层，有身为统治阶级的两班贵族，也有社会最底层的乞丐、骗子，还有士子、平民劳动者以及世外高人。

　　但总体而言，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普通人，这一篇篇普通人的传记连缀起来，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描绘李朝后期朝鲜社会状态的生动画卷。

　　一、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批判

　　李朝后期的实学家们，以实学的求实批判精神，对理学弊端及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创作了一系列现实批判小说。

　　1.对两班贵族腐朽没落生活状态的揭露

　　对当权贵族士大夫的贪腐奢侈，李钰的《蒋奉事传》提供了一个颇为独特的视角。蒋奉事是一个混迹于士大夫家吃白食的无业游民，人们都很鄙夷他。但蒋奉事却声称自己能以饮食占卜，其实就是通过人家家中的饭食等细节，推断这家主人的为官之道、治家之方，进而判断其家运。但是，通过这些年的观察，蒋奉事对世风"窃窃然深忧",因为他发现"举一世之馔，淡者日以甘，疏者日以黏，丰者日以纤，雅者日以淫，昔之半而餍者，今既而味有余，吾实不知谁使然也".士大夫家清淡简朴的饭食越来越变得奇巧侈糜，这说明整个当权的士大夫阶层变得日益腐败。因此，蒋奉事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天地之生财有节，生民之用财无涯，虽天雨米，地涌醴，民安得不饥也！"在作者看来，统治阶层的奢靡无度正是当时普通民众生活困苦的源头。

　　在李朝后期民生凋敝的惨淡现实下，随着社会财富的日益集中，贫富分化的日益严重，在统治阶层内部，除了当权者，还有一个庞大的群体也开始面临着生存的巨大压力，那就是逐渐走向没落的两班贵族。反映没落两班生活的作品中最脍炙人口的，当数朴趾源的代表作《两班传》.作者借一个新兴富民购买没落两班贵族身份的荒诞故事，辛辣地讽刺了两班制度的没落与腐朽，也揭示了没落两班的悲哀。一个贫穷的两班因无钱偿还积年所欠郡中的粮谷，竟窘迫到卖掉了自己的两班身份来还债，而购买其身份的乃是平民出身的富人。

　　这一基本的情节设置形象地折射了李朝后期社会结构的变化，两班中的一些人逐渐败落，沦为徒有贵族身份头衔的贫民，正如小说中所说，"两班不值一钱".然而，正是这样一群空有身份头衔的没落两班，却仍津津乐道于对所谓的贵族行为礼仪的遵守，以之作为自己与庶民阶层的身份识别标志而沾沾自喜，在立券买卖自己身份的时候，还将身为两班所应遵守的行为规范"任尔所从，绝弃鄙事，希古尚志"不厌其烦地一一介绍给富人。这里的"绝弃鄙事",指的就是不能从事"卑贱的"生产活动，而要"希古尚志",空谈义理的大道理。这其实正是两班走到如此潦倒地步的根本原因，也是对朝鲜社会后期在道学负面影响下不事生产、空谈义理风气的折射。在对待金钱的问题上，为符合道学所要求的"君子不言利",无论已经穷困到何种地步，都要"忍饥耐寒，口不说贫","手毋执钱，不问米价".除此之外，还有诸如"叩齿弹脑，细嗽咽津，袖刷毳冠，拂尘生波"等等繁琐细碎的礼节需要遵守。这些源于道学理论的行为原则和规范对人的要求，已经远远脱离了现实，显得那么地迂腐与可笑，也是那么地不合时宜与可悲。

　　果然，富人在听到这些要求之后诧异之极，不明白若是如此，两班还有什么值得羡慕的。于是郡守又将身为两班的好处列在了券后。首先，两班身份是十分尊贵的，所谓"四民之中，最贵者士，称以两班".其次，两班不用从事劳动（"不耕不商"），只要"粗涉文史",便可"大决文科，小成进士",从此走上仕途，过上"室珥冶妓，庭榖鸣鹤"的享乐生活。即使没有能够登科，"穷士居乡，犹能武断",也享有一些地位上的特权，横行乡里。富人听说之后，吐舌感叹道："将使我为盗耶？"在依靠自己劳动致富的平民富人看来，两班的这种行为简直与盗贼无异，于是富人"掉头而去，终身不复言两班之事".富人的这种态度，正反映了作者看待两班的眼光。此时的两班，只是流于表面地斤斤计较于举止的细碎礼仪，以此维护自己道貌岸然的高贵形象，内心却早已丧失了理学所要求的士子的基本品格与德行，真是可恨、可鄙、可悲、可笑。

　　一个王朝衰落最鲜明的体现就是其统治阶层的衰落，朴趾源自己便是出身于两班贵族家庭，身在其中的他对此当有深刻的切身体会。当权之时骄奢淫逸，不以生民为念；没落之际仍酸腐虚文，不肯务实生产。这样的统治阶层怎能不走向没落，怎能不进行改革？

　　2.对道学家虚伪丑恶嘴脸的嘲讽

　　占据着政治统治地位的两班士大夫阶层已是如此腐朽没落，占据着思想界话语权的道学家们又是如何呢？朴趾源的短篇小说《虎叱》,对其时道学家的虚伪丑陋嘴脸予以彻底的揭露和淋漓尽致的嘲讽。《虎叱》是《热河日记》中的一篇，讲的是老虎遇到一个道学先生，嫌其臭竟不屑食之的故事。北郭先生不屑仕宦，着书立说，是一位大有学问德行的乡野硕儒。然而，这位道学先生在深夜竟潜入寡妇之门，与号称贞洁烈妇的寡妇幽会，因而被寡妇的五个儿子殴打逃跑，掉进了粪坑，随后便遇见了老虎。虎见到北郭先生的污秽模样，也忍不住"颦蹙呕哇，掩鼻左首而噫曰：'儒，臭矣！'"北郭先生马上"顿首匍匐而前，三拜以跪",对虎之圣德进行了一番无耻的吹捧。老虎听后，首先便对北郭先生当面谄谀背后毁谤的行为迎头痛斥，继而将话题引申到对儒者"伪善"的声讨，这是老虎叱骂儒者的第一点理由："汝千语万言不离五常，戒之劝之恒在四纲，然都邑之间，无鼻无趾、文面而行者，皆不逊五品之人也，然而徽墨斧巨，日不暇给，莫能止其恶焉。"老虎怒叱儒者的第二点是其"贪婪":在虎看来，老虎捕食尚有所节制，只取满足自身生存的猎物便可，因为虎尚且懂得"非其有而取之谓之盗，残生而害物者谓之贼"的道理。而儒者则贪得无厌，"拿攫而不耻",甚至做出"呼钱为兄，求将杀妻"的行为，简直"不可复论于伦常之道矣".虎叱的第三点是打着道学家旗号的统治者之"残忍":"计虎之食人，不若人之相食之多也。去年关中大旱，民之相食者数万；往岁山东大水，民之相食者数万。"这是因为统治者对民间疾苦的漠视而造成的天灾下的惨烈人祸。"春秋之世，树德之兵十七，报仇之兵三十，流血千里，伏尸百万。"这是统治者为争权夺利而让百姓成为战争炮灰的暴行。如此看来，虎比人要光明仁慈多了。

　　在怒叱完北郭先生之后，老虎不屑食之，掉头而去。北郭先生屏息潜听，拜手稽首，良久方敢抬头视之。早起耕地的农夫看见北郭先生在野外行礼，问其缘故，北郭先生竟大言不惭地说道："吾闻之，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可见在经历了幽会被抓、遇虎遭叱这样一个教训深刻的夜晚之后，北郭先生并没有任何心灵触动，仍然毫无羞愧之心、习以为常地扮演着道学先生的角色。这样的故事结尾也代表了作者对当时道学家们良知早已泯灭的情况有着相当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对这个群体也早已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与期望。

　　随着实学思想解放风气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对性理学的虚伪性展开反思，而最能揭露道学家虚伪的，莫过于他们在美色面前的真实表现。

　　如讲述妓女设计诱惑士子的《乌有兰传》,便涉及对李生假道学一面的戏弄嘲讽。小说中的李生具有道学先生执着迂腐的一面，在金生邀他同往任所之时，他拒绝道："君则为国忧民，承宣刺史也。余惟学圣慕贤，工夫士子也。分职殊涂，操心不同，此不啻不可。且箕城古来繁华豪荡之地，余所不顾。"金生则颇有几分放达的名士气息，认为："繁华自繁华，工夫自工夫，兄言甚固也。"外界的繁华并不应该影响到自己学圣慕贤的修持工夫。

　　李生的迂腐古板更鲜明地表现在金生与群僚同庆的宴会上，"四十二州官长列坐于左右，七十二名妓女侍陪于前后",李生刚一坐定，"寒暄才毕",只因"左右红妆，争进献酒",便"勃然拂袂，忽起告退",竟放言道："今日之事，诚非为人之道也。"然而，在私下面对美色的诱惑时，李生却并没有如在大庭广众之下所表现的那样大义凛然，而是马上就暴露出自己虚伪的另一面。
　　
　　香兰只是穿着素缟，浣衣于李生所居的别堂前小池边，李生看见香兰之美貌，便"暗叹美色之倾国，流睨送情，望望看看".香兰隔三差五前来，李生"放荡旷工之心，一见加一层，二见加二层，至于四见五见，一心所在，五内自解，工不自动，食不自甘",终于有一日"不顾体面，步如猛虎出林之势，捷如苍鹰扑雉之样",主动来到香兰面前询问其名。当得知香兰是守寡三载的节妇时，李生也丝毫没有因礼法限制而生退意，相反却"尤不胜技痒之心",反复请求劝说香兰与之欢好。可见李生在自处之时，并没有如理学要求的一样自我约束，而是放任欲望滋长，并毫不犹豫地做出主动勾引节妇的不伦行为。

　　此种行径与他之前的言行构成了巨大的反差，两相映照之下，李生假道学的虚伪性昭然若揭。因此，作者对李生这种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教训，让其赤身露体、丑态毕露地行走于大庭广众之下，来到之前曾道貌岸然地怒叱妓者的宣化堂上，"行色偃蹇，形容伶仃。

　　列垂金茎，低昂于双肘之脉，半拳铜柱，扰挥于两股之际。白昼所见，孰不堪笑".名士与妓女设计令一名道学先生赤身裸体地暴露于稠人广座之前，这一情节的象征意味可谓昭然若揭。

　　3.对每况愈下社会风气的忧思

　　两班贵族奢侈糜烂，道学先生僵化虚伪，被压抑的中下阶层有志难伸，李朝社会自上而下乱象已生，整体的社会风气自然也就每况愈下。具有实学思想的小说家们，同样以忧虑的笔端，触及这个社会的疮痈。

　　李钰的《李泓传》就记录了李泓这样一个江湖骗子如何在社会上行骗的经历。令人忧虑的是，不仅李泓自己，被李泓欺骗的受害者们身上也同样显现出一定的人性缺陷与道德瑕疵。李泓行骗的手法并不十分高明，然而却屡屡奏效，这是因为他抓住了人性中贪婪的缺陷，受骗的妓家、邑吏和托钵僧都是因为贪图李泓暗示或许诺给他们的利益而付出了代价。而李泓自己则全无道德廉耻之心，欺骗他人换取衣食享乐，即使受到官府的惩罚，被"棍其臀一百，几死",也毫不悔改。在逐利风气的影响下，人心不古，世风不正。正如作者在小说开头所说："古之人朴，后人尚机，机生巧，巧生诈，诈生骗，骗生而世道亦难矣哉！"诈骗生于机巧，有碍世道，以至于"三韩之民，古称淳素，近世有白勉善之类，多以骗人名。岂俗日趋下，淳素者变而为欺诈耶！"流露出作者对末世社会风气的深深忧虑。

　　对逐利世风的忧思还体现在李钰的另外一篇小说《柳光亿传》中。一开头，作者便开门见山地阐明了自己对"利"的态度："天下攘攘，利来利往，世之尚利，久矣。然以利生者，必以利死。故君子不言利，小人殉利。"小说的主人公柳光亿便是这样一个为利殉身的"小人".柳光亿善作科体诗，但家贫，地位污下，因而多年来以为人作科举文，"卖举子业"为生，竟至于"有声于国",名满岭南。最终因为官府追究，畏罪投江而死。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对柳光亿这类卖举子业、扰乱科场的文人是十分不齿的，认为他们此等行为是"卖其心",是"天下至贱之卖",是逐利之风的表现。然而，作者没有看到，柳光亿空负如此才华，却因身份限制，不能自己亲赴考场一展身手，而只能为他人做嫁衣裳，是何其可悲与无奈。其实文中也提到"乡之俗，多以卖举子业为生者",这进一步说明了卖文行业的兴盛，可想而知在这个行业背后又有多少个因身份限制而抱憾终身的文人的命运悲剧。只是柳光亿在这样的命运面前选择了以卖文这一并不正当的行业谋生罢了。

　　应该说，李朝后期的社会风习渐趋沦丧，这与理学在解决现实问题时的无能是有直接关系的。

　　理学只能空喊口号，要求人们节欲修身以达至圣，对人们在日益艰难的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却毫无实际帮助。这就造成了理论与现实的严重脱离，人们对高拱默坐于神坛上的理学丧失了信服与敬畏之心，一时又没有新的成熟的理论指导社会价值走向，这就导致了人们的道德信仰沦丧。

　　这此种情况下，逐利便成为民众最直接与本能的选择。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各种奸诈机巧欺瞒蒙骗之徒遍行于世，惩之不绝。李钰的《成进士传》中还揭露过这样一种江湖骗术："有负殍而夜抵人之门，呼主人急，乃激怒之。及至相格斗，始大言：'主人杀我侣。'将诣县告。主人何由知，费重赂，事仅得平。"深夜背负尸体讹诈于人，真是可怖之极。若不是社会风气已倾颓至极点，下层人民生活困窘到极点，怎能出此无奈之计！

　　二、对中下层人物命运的关注

　　李朝中期小说，或书写英雄传奇、历史军事的大事件，或演绎才子佳人、家庭爱情的悲欢离合。

　　而受到实学思潮影响的李朝后期的短篇小说视野下移，更多地关注着普通民众的真实人生。

　　1.报国无门的下层文人在这样一个日渐衰落的社会中，必然会出现因社会悲剧而造成的个人命运悲剧。虞裳、闵翁、朴氏、沈生等人的命运都有着这样的直接因果联系。

　　虞裳实有其人，是一名译官。日本关白就任之后，要求朝鲜向日本派遣使臣，虞裳因此以译官身份随行赴日。起初日本人意图以难题或强韵难之，但虞裳"每仓促口占，如诵夙构，步押平安，从容席散，无罢色，无软词",因而逐渐赢得了日本国内"名释贵人"的赞誉，"以文章大鸣日本国中".

　　然而，虞裳虽以文才得到日本人之赞誉，却限于译官的身份无法得到本国的重用，"居国中，声誉不出里闾，衣冠不识面目",以至于27岁便郁郁而终。虞裳在生前曾向作者朴趾源讨教诗文，作者哀其不遇早夭而为其做传，将手中所存虞裳的诗文也写入《虞裳传》中。

　　虞裳的悲剧，和李朝太宗李芳远制定的严苛的阶级制度有关。朝鲜社会分为王族与士大夫（两班贵族）、中人、平民、贱民四个阶级，这四个阶级之间除非有极其特殊的情况，否则任何人不能有所逾越。其中，只有士大夫阶层可以通过科举和荫职取得官位，而中人阶层只能在宫廷和官府中从事医官、译官、算命、天文、画画等技术工作，不可参加科举考试为官。虞裳身为译官，说明其出身为中人阶层，这在当时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都不可改变。即使他身怀珠玉，其诗文为朝鲜国在海外扬名，也无法冲破森严的阶级制度。虞裳的悲剧，正是典型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个人悲剧！
　　
　　而这样等级森严的社会阶级制度，正是在理学思想的指导下制定出来并被遵行于整个李氏王朝的。作为具有实学解放思想的朴趾源，怎能看不到虞裳悲剧背后的根源所在？李朝阶级制度制定初期确实起到了稳固统治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僵化不变的阶级制度不仅滋生了两班阶层的腐朽堕落，也造成了下层人民无法施展才华的抑郁。对虞裳的同情与惋惜，正是对当时无数个如他一样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有识之士的同情与哀挽，也正是对造成这一切个人悲剧的社会制度的批判。

　　和虞裳类似命运的人物是闵翁。闵翁曾因从军而"功授佥使",后文记叙其"二子皆登武科未官",只能参加武科的科举而不是文科科举，可见其出身也不会是两班贵族，而是中人甚至更低，即使登科之后，其发展前途也非常有限。这也解释了闵翁为什么"后家居，遂不复仕".和《虞裳传》不一样，《闵翁传》通篇记述的都是闵翁如何"工歌曲，善谭辩，俶怪谲恢"的一些趣事，闵翁也从不作哀叹之声，而是始终表现的淡泊乐观。然而，这并不表示闵翁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没有自己的思索与意见，在与人谈论海西的蝗灾时，闵翁借机抒发了自己对当权者劫掠百姓甚于蝗虫的不满，闵翁绘声绘色的描述令听到的人"皆大恐，若真有是虫然".听者没有弄懂闵翁的言外之意，这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了闵翁的孤独与悲凉。闵翁自幼"警悟聪给，独慕古人奇节伟迹，慷慨发愤，每读其一传，未尝不叹息泣下也",说明闵翁戏谑放浪的背后，其实本也是有着一番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的。闵翁有将自己的志愿书于壁上的习惯：七岁大书其壁曰："项橐为师。"十二书"甘罗为将".十三书"外黄儿游说".十八益书"去病出祁连".二十四书"项籍渡江".至四十益无所成名，乃大书曰"孟子不动心".年年书益不倦，壁尽墨。

　　可随着年龄的渐长，闵翁的志愿一个个破灭：及至七十，其妻嘲曰："翁今年，画乌未？"翁喜曰："若疾磨墨。"遂大书曰："范增好奇计。"其妻益恚曰："计虽奇，将几时施乎？"翁笑曰："昔吕尚八十鹰扬，今翁视吕尚，犹少弱弟耳。"在妻子的嘲笑下，闵翁仍然能保持乐观豁达的态度，自嘲自己与吕尚相比还只是"少弱弟"耳。然而这份达观的背后，却是他一生不遇的深沉痛楚。

　　只有作者能为其知音，在为闵翁所作的诔文中这样写道："壁上乌，未化鹰，翁盖有志士，竟老死莫施。"2.理学绑架下的守节烈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