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后期朝鲜实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特点(2)

　　李朝社会后期，除了阶级制度，还有另外一个制度是造成当时大量女性悲剧命运的罪魁祸首，那就是理学对妇女"守节"的提倡。而这一点在理学地位至高无上的李朝社会中被发展的尤为极端，甚至被列入国典之规定。这就是朴趾源在《烈女咸阳朴氏传》开头所介绍的李朝社会"守节"风气：齐人有言曰："烈女不更二夫。"如《诗》之《柏舟》是也。然而国典："改嫁子孙，勿叙正职。"此岂为庶姓黎氓而设哉？

　　乃国朝四百年来，百姓既沐久道之化，则女无贵贱，族无微显，莫不守寡，遂以成俗。

　　以法律的形式对再嫁妇女的子孙进行惩罚，这样一来，妇女的改嫁不仅要受到舆论的压力，更会因顾虑到子孙前途而阻碍重重、代价巨大。加之以四百年来的理学教化深入人心，因而李朝社会的妇女守节现象成为常态，无论贵贱"莫不守寡，遂以成俗".更有甚者，认为守寡尚不足以为节，"则往往自灭昼烛祈殉夜台，水火鸩缳，如蹈乐地",以死殉"节".连作者也不得不感慨道："烈则烈矣，岂非过欤！"在正文开始之前，小说先讲述了一个为了儿子前途而苦熬守节二十余年的母亲。

　　这位母亲曾从怀中拿出一枚没有轮廓、没有文字的铜钱，垂泪告诉儿子："此汝母忍死符也。"原来这些年来，每当夜半受情欲滋扰难以入眠之时，这位寡妇母亲便将铜钱掷于地上，然后在黑暗中摸索，找到之后再扔出去，如此"夜常五六转，天亦曙矣".随着年岁渐增，血气渐衰，她转此钱的次数也渐渐减少，直至"不复转此钱矣".几十年来如此苦熬度日，铜钱上的字迹都已磨灭了，可想而知这位母亲经历了多少个痛苦煎熬的不眠之夜，才成全了理学所要求的"节烈".然而，这样"苦节清修"的烈女，尚且"无以表见于当世，名淹没而不传",只因为"寡妇之守义，乃通国之常经",已不算什么特殊值得表彰的行为了，可见李朝社会"守节"风气普及到何种程度。

　　接下来，作者讲述了自己亲眼所见的咸阳烈女朴氏先"守节"后"殉节"的惨烈事迹。朴氏家世县吏，父母早亡，养于伯父伯母家，19岁嫁于咸阳林述曾为妻。在未嫁之前，林述曾已病入膏肓，伯父伯母本欲为之悔婚，然而朴氏自己却因"从一而终"之观念，"愿守初制".结婚之后，"虽名合卺，其实竟守空衣云".在丈夫死后，朴氏"执夫丧，尽其礼，事舅姑，尽妇道，两邑之亲戚邻里，莫不称其贤",至三年丧期满，人妇之礼已尽，朴氏认为自己继续留于世上只会造成亲戚的负担和邻里的议论，正如文中所说的"弱龄嫠妇之留于世，长为亲戚之所嗟怜，未免邻里之所妄忖，不如速无此身也",遂殉节而死。这里有出于现实因素的考虑，社会中下层的少年寡妇，既无子女需要抚养，又幼年失怙，家中也无丰厚产业可供倚仗，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又绝无再嫁之可能，人生所有责任与义务都已完成，一切乐趣与希望都已失去，这样的生活的确"不如速无此身",还可博得一个烈女节妇的令名。而这些逼迫着朴氏选择死亡的现实条件，也都是当时在理学统治下渐趋极端化的社会舆论环境所造成的。

　　三、"求实"标准与救世主张

　　1.求实的论人论事标准

　　如上所述，李朝后期的短篇小说创作，具有反英雄主义的倾向，小说主人公越来越多地由普通中下层民众担当，反映世俗生活状态、市井风貌的作品大量涌现。在这些以普通中下层士子、市井小人物为题材的作品中，不乏闪现着人性光辉的文学形象。在对上层统治阶级失望之后，在普通民众中发掘人性闪光点，寻求民族的希望与前途方向，正是李朝后期实学家们所进行的务实尝试。

　　朴趾源的《秽德先生传》,就是描写一位从事着最"低贱"工作的小人物。蝉橘子有一名朋友，以"日负里中粪"为业，人们都称呼他"严行首",而蝉橘子却尊其为"秽德先生".蝉橘子的学生子牧为此感到十分羞耻，请辞于师门。于是蝉橘子向子牧讲述了自己之所以尊敬严行首的原因：

　　夫严行首，负粪担溷以自食，可谓至不洁矣，然而其所以取食者至馨香。其处身也至鄙污，而其守义也至抗高。推其志也，虽万钟可知也。由是观之，洁者有不洁，而秽者不秽耳。在这里，作者借蝉橘子之口阐述了自己对人"洁"与"秽"的评判标准，不是看其身，而是观其志行。

　　严行首虽然干着最污秽的工作，每日清理粪便，但他踏踏实实地凭借自己的劳动换来食物，这正是最洁净的守义之行。由严行首反观社会上其他人，有的虽然身体洁净，但行为却恰恰污秽不堪，也就是作者所说的"洁者有不洁".在那个时代，人们空谈义理推重名士，耻于从事具体的体力劳动，正如子牧质问蝉橘子时所言："世之名士大夫，愿从足下游于下风者多矣，夫子无所取焉。夫严行首者，里中之贱人，役夫下流之处，而耻辱之行也。"甚至因老师尊重严行首而感到"甚羞之",要请辞于师门。朴趾源却能一反当时社会上歧视体力劳动者的观念，为一位从事微贱工作的"负粪者"立传，这体现了他实学的思维方式和判断标准。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朴趾源、李钰等作家纷纷把笔端伸向了社会底层众多素来为人所轻贱的小人物，发掘出他们身上所具备的值得尊敬与赞扬的品行，以此传达自己的实学价值标准与见解。

　　如朴趾源《广文者传》赞扬了乞丐广文的"古人之风".广文本是行乞于钟楼市的乞丐，可他心地善良，独自为病死的小丐收尸，他的这一举动感动了一名舍主，将他推荐给药肆富人做佣保。广文又以他的诚实正直赢得了富人的赞誉，汉阳士大夫都知道他有古人之风。广文重义守廉、一诺千金，大家都十分信服他，只要是广文为人做保借债，债主由于信任他都不需要抵押品；广文乐于助人，常常为人开解争斗；广文能推己及人，为他人着想，年四十余仍然独身，人们劝他娶妻，可他说女子也有爱美之心，自己容貌丑陋，就不应该误人；广文豁达知足，不置家业，可他坦然自适，即使汉阳名妓也对他青眼有加，以友待之。

　　又如李钰的《张福先传》,歌颂了银库库子张福先盗库银周济贫苦百姓的侠义之举。张福先窃库银凡两千两，被判死罪，然而百姓们却"皆惜其死，争以酒食馈",这一反常现象激起了蔡尚书的好奇，派人在狱中暗地观察，才知张福先窃银不是为自己，而是尽数周济了穷苦的百姓。及至行刑之日，百姓们也都纷纷解囊，为张福先捐银赎罪，尚书亦出银五百两，遂凑足二千两之数，将张福先赦免。对于张福先的行为，作者这样评价道："若福先者，真侠人乎！其为鼠于官，市恩于私者，在法固当刑，而若使福先家而有积金，则亦岂盗官藏、干国律乎？"张福先虽然盗窃官银，但因为其行为的出发点是济危扶困，因而作者还是肯定了其侠义的本质，而将批判的眼光引向了社会贫困这一根源，认为正是因为贫困者众多，张福先急人所难，而又家无余钱，才会窃银助人。

　　对秽德先生的赞扬是不以行业贵贱论人，对广文的赞扬是不以社会地位的尊卑论人，对张福先的赞扬则是不以既有的法律规范论人。总而言之，李朝后期实学家的短篇小说作品中传达了一种全新的、更为求实的论人论事标准，即以是否为社会做出了实在有益的贡献判断人之价值，以实际行动中体现出的品行而非语言、地位判断人之高下，重实务而轻空谈，这正是实学的基本精神。

　　2.经世致用之道的理想蓝图

　　在对社会现状和弊端的充分审视之下，实学家们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社会改革主张。如主张利用厚生，提倡北学清朝、发展工商业、加强朝鲜同外国的贸易往来的北学实学派代表朴趾源，在其小说《许生传》中就寄托了其经世致用的实学救世主张。《许生传》是一篇具有极浓郁理想色彩的小说，许生是一个寄托了作者实学主张的理想化人物，从许生的人生经历和选择中，可以看到作者在三大问题上的见解。

　　其一是对商业贸易的积极态度和对巨商囤积居奇行为的忧虑。许生在南山下读书七年，家中贫寒，靠妻子"为人缝刺以糊口",一日，妻子"甚饥",忍不住责骂他"昼夜读书，只学奈何。不工不商，何不盗贼？"在对待工商业者的态度问题上，朴趾源是尊重且赞成自食其力的劳动的，这一点在他的许多小说中都有反映，在前面论述中也都有提及。这里，作者再一次通过许生妻子的话发出了对只知读书、不谋生计的读书人的批评，认为如果读书而不赴举，又不肯从事工商劳动，那还不如盗贼。好在文中的许生并不是一个只会读书的腐儒，在生计的逼迫下，许生放下书本，出门而去，开始了他的传奇旅程。依靠从商，许生成为巨富。

　　在文中，许生曾这样分析自己的经商："朝鲜舟不通外国，车不行域中，故百物生于其中，消于其中。"也就是说，朝鲜封闭的水陆交通和锁国政策斩断了其与外国的贸易往来，也令朝鲜半岛的商品总量呈现出封闭的恒定状态，这是许生所论商道之市场大前提。接着许生谈到了本钱大与小所应选择的不同经商方式，如果钱少应该采购多种物品，这样"一货虽绌，九货伸之",可以起到分摊风险的作用；可如果本金雄厚，"足以尽物",那就应该倾所有资金专门购买一种货物，将其垄断，以达到操控市场的状态，"一货潜藏，百贾皆涸",这时便可自由定价以获取暴利了。不过，许生虽以此种方式获利，但他却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商业行为对人民乃至国家都是有害的，因此他说"此贼民之道也，后世有司者，如有用我之道，必病其国".在小说中，许生的经商致富过程是那么轻而易举，充满理想色彩，但其背后表达的是作者对朝鲜商业环境的认知与担忧。封闭的市场环境容易带来巨商大贾囤积居奇的商业垄断行为，会导致"贼民病国"的不良后果。同时，以区区万金便可买尽国中的一种货物，可见当时朝鲜社会的物质匮乏程度，因此许生虽从中获利，却毫无欣喜之情，反而"喟然叹曰：'以万金倾之，知国之浅深矣'".此外，许生还曾将粮食贩往日本长崎岛，正值长崎大饥，遂"获银百万".这也反映了朴趾源对国际贸易往来的提倡。

　　其二是小国寡民的乌托邦理想与对现有文化的否定。许生在经商致富后，并没有如常人一样回家享用财富，而是去海外寻找到一个"土肥泉甘"的无人荒岛，并说服了一千名盗贼，分给他们每人百金，令其各自携来"一妇一牛",带到荒岛上，"伐树为屋，编竹为篱",将荒岛建设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世外桃源。随后许生又踏上了归家之旅。可是与他此前所做的与日本通商行为相矛盾的是，在离去之前，许生"悉焚他船曰：'莫往则莫来。'"以将此小岛与外界隔绝，这又似乎有"小国寡民"而治的思想倾向。在离岛之际，许生还将"知书者""载与俱出曰：'为绝祸于此岛。'"认为如果将知书之人留在岛上会成为祸乱的根源。但这一举动并不能完全理解为作者赞同"绝圣弃智"的做法，因为许生令岛上诸人此后"别造文字，纫制衣冠"、教民以礼让，可见作者否定的并不是文化与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品德，而是当时知书之人所知之"书"的具体内容。在这个海外的小岛上，人人都安居乐业，以自己的劳动创造实际的价值与财富，在此基础上自然也会创造出相应的精神文明。而当时岛外的朝鲜社会中流行的渐趋极端化的空洞性理学，只会毁坏这一切，这才是许生带走知书者，放弃现有的文字不用，而让岛上诸人"别造文字"的原因所在。

　　其三是针对复明雪耻大业提出的三点建议。

　　许生归乡之后，政丞李公亲访许生，求教"雪耻"之道。许生向李公提出了他所设想的三条方案。一是希望国家能礼贤下士，重用贤能；二是希望朝廷能接纳明将士后裔成为贵族，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注入新鲜血液。然而，对于这两条建议，李公思索之后认为都难以实现。于是许生提出了最后一条建议，主张派遣子弟入清游学，商贾入清经商，"觇其虚实，结其豪杰",以图雪耻复明。然而，李公在听完许生的建议之后居然提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困难，那就是"士大夫皆谨守礼法，谁肯薙发胡服乎？"许生听了，失望之极，勃然大怒，索剑欲斩李公。李公大惊逃走，"明日复往，已空室而去矣".

　　如许生这样饱读诗书，又具有经营之能、通晓治国之道，还能对现实问题拿出可行性方案的人才，所提出的建议却一条也无法被当政者采纳，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失望遁世。这也代表了作者对当权者的清醒认知，经世致用之道的理想蓝图最终只能停留在理想之中，寄托于那个并不存在的无人荒岛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