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史中关于“鸟言兽语”的争辩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是伴随着一种新的儿童文学观念于五四前后从日本传入我国。作为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门类---童话，更是从西方，尤其是日本获得了成长的资源。孙毓修在1916年出版的《欧美小说丛谈》一书中将英文“Fairy Tales”（童话）一词，译为“神怪小说”,并注释为“狐鬼之谈，感人尤易，故恒以语小儿，为蒙养之基，小儿亦乐其诞而爱听之”.[1]这里的“狐鬼之谈”其实就是一种“鸟言兽语”.自此以后，“鸟言兽语”大量出现在童话等儿童文学中。综观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史，我们发现，“鸟言兽语”不仅仅关涉现代儿童文学的题材内容与表现手法，更与启蒙话语、政党政治、时代风潮等多重场域具有明显的关联与互动。

　　一

　　在我国传统教育中，对于儿童的教育十分讲究“教育性”.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给儿童什么教育内容，都应当有微言大义存之其中，都要按照成人的教育目的和教育任务来展开。我们的儿童教育基本围绕着背诵理解《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等儒家启蒙着作而进行。在这个教育过程中，儿童的个性问题被忽略甚至不在我们考虑之中。但在清末民初，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西方有关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思想陆续传入我国，对我国儿童教育理念有了很大影响。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前，周作人就开始了探索儿童“个性”的历程。

　　1912-1913年，他在家乡的《绍兴教育月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包括《童话研究》《儿童问题之初解》《个性之教育》《儿童研究导言》等。周作人认为，儿童是未来的国民，事关重大，应该顺应儿童本性，教育应“以儿童为本位”,将儿童看做独立的“人”.1920年，周作人应邀前往孔德学校发表演讲《儿童的文学》，这次演讲中他首次正式使用了“儿童文学”这一概念，并倡导有志之士组成“小团体”,着手研究儿童文学。与此同时，余尚同《国语教育的新使命---养成文学趣味》（1921）、严既澄《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1921）、林玉京《儿童文学的研究》（1930）、魏冰心《艺术化的小学国语教学法》（1930）陆续发表在各种教育杂志上，他们一致认可儿童文学在小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在五四启蒙话语---“人的发现”的时代大背景下，儿童的发现应该是其中应有之义。

　　1920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儿童的文学》，文章指出，“儿童相信猫狗能说话的时候，我们便同他们讲猫狗说话的故事，不但要使得他们喜悦，也因为知道这过程是跳不过去的……等到儿童要知道猫狗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到来，我们再可以将生物学的知识供给他们。”[2]（P683）这是“五四”时期周作人等人积极提倡“儿童本位论”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他们重译了梁启超、包天笑、林纾等人翻译的“载道”儿童文学，直译了大量“仙女精灵、小猫小狗”之类的“无意义之意义”的童话、小说、故事。随着童话、儿歌等渐渐被引入启蒙教育，知识分子开始转而关注儿童文学的利弊得失，教育界关于童话中的“精怪魔鬼”故事是否给儿童成长带来不良的影响的讨论也开始零星展开。

　　1924年2月周作人署名荆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童话与伦常》，公开指责“某大学文化史教授”,因为这位教授说：“现在小学校里所用的教科书，不是猫说话，就是狗说话，或者老鼠变成神仙这一类的神话。对于中国的五伦，反是一点不讲，实在是大错特错。因为儿童不终是儿童，当他们幼时，仅读这些神话的教科书，他们由国民学校毕业之后，固然不配做世界上的主人，更不配做中国的国民，岂不是要变成猫化狗化的国民么？”[2]（P719）根据后文提示“我很爱读某教授的那篇讲演《什么是中国文化》”,可以推测这位教授当是柳诒徵。

　　当时柳诒徵正在南京任教，和吴宓两人坚持“学衡派”观点，①反对儿童文学中大量的“猫话狗语”.周作人等对“学衡派”的观点针锋相对地予以反驳：“某教授生怕儿童读了童话更要猫化狗化，因为童话里多有猫狗说话，其实这是杞忧。狗猫讲话，乃是猫狗的人化，怎能反使别人猫化狗化：理由一。听猫狗讲话之无害正如聆听某教授的高论之未必有益，因为人非猫狗，即使听了他们的话，苟非同气，不会被其同化；理由二。---其实人类外表虽与猫狗迥异，但其天命之性未尝无相同之点，便是道学家的日常生活里也何尝没有许多行动与猫狗一致的（这件事决不能说坏），所以我觉得‘人非猫狗’一句话实在用得不很妥当……”[3]（P720）平心而论，周作人虽占据理论上风，但反驳失之油滑，“理由一”说“人非猫狗”,“理由二”却又承认人与猫狗天命之性相同，调侃有余而逻辑不足，显然有点不屑认真与之辩驳的意味。

　　周作人受西方和日本的影响，秉承“儿童本位”的价值理念，特别强调儿童愉悦的重要性。因此在他看来，喜欢童话、神话等是儿童的一种天性。“对于神异故事之原始的要求，长在我们的血脉里，所以《山海经》《十洲记》《博物志》之类千余年的着作，在现代人的心里，仍有一种新鲜的引力：九头的鸟，一足的牛，实在是荒唐无稽的话，但又是怎样的愉快呀。”[4]（P785）同时，周作人还认为儿童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毕竟和大人不同的，这里面的差异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他说：“婴儿不会吃饭，只能给他乳吃；不会走路，只好抱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精神的情形，也正同这个一样。儿童没有一个不是拜物教的，他相信草木能思想，猫狗能说话，正是当然的事；我们要纠正他，说草木不思想，猫狗是动物，不会思想或说话，这事不但没有什么益处，反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使他们的生活受了伤了。即使不说儿童的权利那些话，但不自然的阻遏了儿童的想像力，也就所失很大了。”[2]（P684）据此，周作人反对在幼童读物中过分强调“文以载道”,即反对将成人世界中的大道理塞给小孩子。对于这些大道理，儿童既不理解，也不需要，同时更无法消化，不但不能促进儿童成长，反而破坏了儿童独立的不同于成人的生活，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

　　但传统儒家文化更为强调儒家伦理道德的教化功用，认为对幼儿进行伦理纲常的教育是天经地义，而大量“鸟言兽语”的童话“对于中国的五伦，反是一点不讲”,这样不能培养出现代化的国民。而周作人则提倡尊重儿童的天性，反对“载道”童话，认为随着儿童的成长，这些社会意识会逐步为儿童所接受学习，不用刻意学之。如果我们联系五四前后思想界的“新旧之争”,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场争论与其说是童话的内容和表现手法之争，不如说是以“‘五四’新文化为中心的新式小学教育，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读经教育’之间的矛盾在儿童文学教育领域中的某种映射”.

　　二

　　1930年代，随着政治局势的日益紧张，“鸟言兽语”之争逐渐与政党政治有了关联。

　　1931年湖南省主席何键下令禁止“鸟言兽语”的童话书刊发行，并呈请南京教育部通令全国查禁。

　　3月5日《申报》“教育消息栏”以《何键咨请教育部改良学校课程》为题发布如下“通讯”:“今日课本，每每‘狗说’、‘猪说’、‘鸭子说’、以及‘猫小姐’、‘狗大哥’、‘牛公公’之词，充溢行间，禽兽能作人言，尊称加诸兽类，鄙俚怪诞，莫可言状。尤有一种荒谬之说，如‘爸爸，你天天帮人造屋，自己没有屋住。’又如‘我的拳头大，臂膀粗’等语。不啻鼓吹共产，引诱暴行，青年性根未能坚定，往往被其蛊惑。此种书籍，若其散布学校，引为课程，是一面铲除有形之共党，一方面仍制造大多数无形之共党。虽日言铲共，又奚益耶？”何键陈述的两个理由，第一条认为动物低贱，不配冠以“小姐”等尊称，“鄙俚怪诞，莫可言状”,这与“学衡派”的保守复古思想是一致的，算是老生常谈，没有新意，也不可能引起重视。而第二条理由是“杀手锏”,是国民党痛下决心查禁童话的真正原因。革命党人借助童话传播革命思想，包括无产阶级思想，即“鼓吹共产，引诱暴行”.此种文化界清除工作是与蒋介石“铲共”行动配合一致的。陈果夫、陈立夫等人也随声应和，国民党教育部如临大敌，立刻下令查禁印行的“鸟言兽语”童话，张天翼等人的童话随机遭到厄运。

　　面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鲁迅首先旗帜鲜明地站出来为童话，也为革命儿童文学辩护。

　　4月1日，鲁迅在为孙用所译的匈牙利民间故事诗《勇敢的约翰》写的“校后记”里，针锋相对地说：“对于童话，近来是连文武官员都有高见了；有的说猫狗不应该会说话，称作先生，失了人类的体统；有的说是故事不应该讲成王作帝，违背共和的精神。我以为这似乎是‘杞人之虑',其实倒并没有什么要紧的。孩子的心，和文武官员的不同，它会进化，决不至于永远停留在一点上，到得胡子长老了，还想骑了巨人到仙人岛去做皇帝。因为他后来就要懂得一点科学了，知道世上并没有所谓巨人和仙人岛。”[5]（P355）鲁迅在这里的观点与周作人1920年《儿童的文学》中的主要论点一致，认为禁止“鸟言兽语”是“杞忧”,等到孩子长大后，有了相应的科学知识，自然会辨别哪些是童话里的虚构哪些才是现实。

　　由此，在教育学界和儿童文学界展开了激烈的“鸟言兽语”之争，很多学者参与其中，包括尚仲衣、吴研因、陈鹤琴等人。一般认为“初等教育家尚仲衣先生应和何键取消’鸟言兽语‘的主张，从理论上一再为这一谬论辩护。”[6]（P151）其实，这是缺乏依据的说法。尚仲衣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先后获教育科学学士、教育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

　　1929年归国，即被中央大学聘为教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