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史中关于“鸟言兽语”的争辩(2)

　　1931年，他出席4月份在上海举行的中华 儿 童 教 育 社 第 二 次 年 会，这 次 年 会 共 有322人 参 加，讨 论 研 究 中 心 是 “儿 童 中 心 教育”.[7]（P121）尚仲衣的发言稿《关于“鸟言兽语”的讨论---选择儿童读物的标准》载于该社的机关刊物《儿童教育》第2卷第8期上，并“迭志各报”.文章虽认为“鸟言兽语”违反自然现象，应该尽量减少，但其主要论点在于提倡儿童故事选择的积极标准，即“内容价值”、“文学价值”、“兴趣价值”.

　　中华儿童教育社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教育学术团体，1929年7月成立，宗旨为“纯粹学术研究机关，以研究小学教育、幼稚教育、家庭教育，注重实际问题，供给具体教材。”[8]（P41）该社团与政府联系不大，是属于民间组织社团，“据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29年12月2日公布的认可学术团体名单，尚不在列”.[7]（P119）1947年该社个人社员逾万人，分社遍布全国。查阅《中国儿童教育社社员》名单，尚仲衣、吴研因、陈鹤琴等人都是该社社员。其中陈鹤琴是主要创始人，也是成立大会的主席。

　　吴研因未能出席年会，但他对于尚仲衣的文章“但有一小部分，很觉疑虑”,所以写就《致儿童教育社社员讨论儿童读物的一封信---应否用鸟言兽语的故事》，刊于《申报》4月29日、《新闻报》4月30日。这封信主要针对尚仲衣的观点而提出“鸟言兽语，是否神怪而至于不合情理？”并且建议“诸同志在以后一年内，把这问题试验研究，求出一个结果来；下年度的年会，就拿这些问题做讨论的中心。”言辞恳切而宽宏，完全把这个问题放在学术位置上，建议用一年时间来讨论，足见吴研因相当重视这个问题，完全没有20年代周作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武断与轻慢态度。

　　尚仲衣欣然应答，再作《再论儿童读物---附答吴研因先生》刊于《儿童教育》第3卷第8期。文章呼吁务须把“儿童读物”和“童话”两名词辟开，并认为应尽量缩减童话的数量，宁缺毋滥，因为童话至少有五大危害。即：（一）易阻碍儿童适应客观的实在之进行；（二）易习于离开现实生活而向幻想中逃遁的心理；（三）易流于在幻想中求满足或祈求不劳而获的趋向；（四）易养成儿童对现实生活的畏惧心及厌恶心；（五）易流于离奇错乱思想的程序。

　　面对尚仲衣“空气十分紧张”的论调，吴研因的回复就显得轻松而巧妙了。

　　1931年5月19日，在刊于《申报》的《读尚仲衣君〈再论儿童读物〉乃知“鸟言兽语”确实不必打破》中，吴研因“用笑话安慰尚先生，我们敝国的小学教科书，根本就未尝和美国的教科书一样。”一句玩笑话就点明尚仲衣由于长期在美国读博，根本不了解中国儿童读物的国情，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尚先生前次把鸟言兽语和神怪故事混为一谈，并且有’低年级……不用鸟言兽语呀‘的绝对主张，此次又把鸟言兽语和’幻想性童话‘混为一谈，真是一误再误了。”文章最后还提醒我国小学教育界和关心小学教育的一般人，“还未明白尚先生的意旨，把我们的议论弄糊涂了，而反同情于某省政府主席所谓’打破鸟言兽语‘的论调。”仔细研读尚吴争论，其实他们对于能不能存在“鸟言兽语”是没有分歧的。尚仲衣作为留洋多年的教育专家，不可能像何键那种完全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来观察问题。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需不需要存在“鸟言兽语”的童话，这样的童话对于儿童的成长有无裨益。尚仲衣不了解中国儿童读物的国情，没有看到中国缺少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现实，而仅仅从理论上要求比“鸟言兽语”更优秀、更有利于儿童成长的读物。吴研因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争论一结束就将精力放在创作更多更好的儿童读物和教材上去了。

　　社员们针对“鸟言兽语”爆发争论，主席陈鹤琴自然要站出来调和，他在《儿童教育》第3卷第8期发表《“鸟言兽语的读物”应当打破吗？》，从幼儿心理学角度阐述，“年幼的小孩子是很喜欢听鸟言兽语的故事”,“他看的时候，只觉得他们好玩而并不是真的相信的。”他避开了尚仲衣和吴研因关于“鸟言兽语”很多深入的讨论，依旧从周作人当年提出的角度出发，肯定了“鸟言兽语”.有意思的是，同期还刊登了儿童文艺研究社同人的《童话与儿童读物》，将原本局限于儿童教育社的学术争论扩展到了社外。儿童文艺研究社的主要成员是叶圣陶等人，对照行文习惯，那篇《童话与儿童读物》当为他的手笔。

　　1936年叶圣陶发表童话《“鸟言兽语”》，别出心裁地用“鸟言兽语”的童话形式来探讨“鸟言兽语”.一只麻雀和一只松鼠在讨论“鸟言兽语”,“咱们说咱们的话，原不预备请人类写到小学教科书里去。既然写进去了，却又说咱们的说话没有这个资格！要是一般小学生将来真就思想不清楚，行为不正当，还要把责任记在咱们的账上呢。人类真是又糊涂又骄傲的东西。”[9]（P1）接着情节进一步深入，设置了都市和军队两个场景，反讽了部分人类的话完全没道理，“人言人语”反倒不像“鸟言兽语”,一是一，二是二。

　　总之，1930年代由何键为始作俑者的“鸟言兽语”之争，内蕴着国共两党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之争。

　　但儿童教育界在争论中仍秉承“儿童本位”的现代观念，追求儿童文学的审美主义。但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儿童作为被动员的对象，必然要被纳入到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中。因此，儿童本位教育必然要被民族国家本位教育所取代，审美主义也必然要从属于民族主义。在这种情况下，“鸟言兽语”之争就显得多余。争论的渐归沉寂，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再出现的“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逻辑。

　　纵观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鸟言兽语”之争从未停息，但争论的焦点因历史时代而异。本来属于学术与教育范畴的“鸟言兽语”之争，却一次又一次地旁逸斜出，与启蒙话语、政党政治和时代变迁等联系在了一起，具有了中国特色的独特意味。

　　参考文献：

　　[1]胡从经。晚清文学钩沉[M].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
　　[2]周作人。儿童的文学[M]//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5.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3]周作人。童话与伦常[M]//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5.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4]周作人。镜花缘[M]//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5.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5]鲁迅。集外集拾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6]蒋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M].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7.
　　[7]张礼永。中华儿童教育社简史（1926-1950）---儿童教育研究与发展中心的炼成[J].基础教育，2012（3）。
　　[8]中华儿童教育社。中华儿童教育社简章[J].儿童教育，1929（9-10）。
　　[9]圣陶（叶圣陶）。“鸟言兽语”[J].新少年，19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