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中的朴素自然法思想及其历史局限性

　　在国人眼中，“柏拉图”一词意味着追求一种高尚纯粹的精神理想，不掺杂任何俗世之欲念，最脍炙人口的一句短语便是“柏拉图”式的爱情。然而在希腊历史上，柏拉图的确曾经就“爱情”与“婚姻”的问题向他的导师苏格拉底提问，两人的对话流芳百世，被后人奉为对此最具有哲理的解释。本文即将探索的《理想国》，也是一本以对话的方式创作的著作，不过其中蕴含的思想理念远超常人所了解到的人人之间的小爱，而是一种无边的大爱---对于美好王国的构思，充满着奇幻的乌托邦主义色彩。由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涉及几乎一切的人文学科，如文学、哲学、心理、逻辑、政治、伦理、修辞、法学、辩论等，笔者在此仅从法理学角度出发，浅析书本中涵盖的朴素自然法思想。

　　一、抚今追昔回溯古希腊自然法

　　古希腊位于地中海东部，扼欧、亚、非三洲要冲。他的地理范围大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西部沿海，爱奥尼亚群岛以及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殖民地。相比于古代中国中央集权体制，古希腊城邦政治较为宽松。以西方民主的发源地雅典为例，历经梭伦、克里斯蒂尼、伯利克里等执政者的民主改革，雅典公民获得了一系列参政议政的权利。由此，城邦政治的权利主体由一人扩散到了全体公民，战争、媾和、缔结条约等必须经过公民大会讨论。由此可见，畅所欲言的城邦民主削弱了个人独裁的力量，为正义、理性、秩序为特色的自然法的产生奠定了政治基础。

　　二、《理想国》中的朴素自然法思想

　　（一）正义论

　　柏拉图对于探索正义内涵的方法，先从感性角度出发，通过设问与回答，分别驳斥三种错误的正义观。第一种情况，玻勒马霍斯强调“欠债还钱就是正义。”然而柏拉图却反驳到，若债务人在向债主归还一把刀时，适逢债权人精神失常，那便极有可能造成人身损害，因此他提出了“正义应该是给予每个人使得其份的报偿。”第二种情况，有人认为“正义一定是强者的利益”.柏拉图从三个角度对其进行否定：第一“,对强者有利的不一定就是正义”;第二，正义不一定是当时强者的利益；第三，强者的利益包罗万象，正义只是一个方面。因此，正义应该是普遍、广义的，不应该以对象的强弱等级来划分其归属。第三种情况，正义被概括为“最好与最坏的折中”:最好的情况便是做了坏事不受惩罚，最坏的则是被处罚受罪之后无法报复，对此种情形的正义，柏拉图虽没有进行有力回击，但是却明确表示反对。

　　以上的三种正义观点，都是感性认识所得出的物的表象，并不能归纳出正义的内核，因此柏拉图试图从正义所属不同对象的角度出发，揭示正义的内涵。他认为正义可以划分为“个人正义”与“国家正义”,两者都是理念正义，是个人与国家一切美德与操守的至上概括。柏拉图认为，国家是由三类人所组成的：具有立法、管理职能的统治者；秉承统治者意志，对内镇压，对外征战的辅助者以及第三类从事生产与商贸的生产者。只有当这三类人合理分工，各司其职之时，国家才能达到所谓的安定有序即正义。一言以蔽之，正义就是每个阶层的人根据其天赋，从事其最能够发挥自身优势的工作，而不能在野心的驱使之下，觊觎其他阶层的工作。对于“个人正义”的论述,柏拉图也采用了与前述相似的分类法则。其将个人的灵魂分为理智、激情与欲望：理智指的是灵魂中理性的部分，用于思考与推理；激情与欲望都是非理性的部分，前者是愤怒的发泄口，后者是人们用以感受爱、饿、渴等生理欲望时所产生的。相比于“国家正义”之中三者各司其职达到动态平衡的模式“,个人正义”也产生于三者有机统一，即当理智节制了激情与欲望。

　　（二）“哲王”政治

　　柏拉图将城邦政体划分为四种模式：寡头政体、君主立宪政体、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在《理想国》的论述当中，柏拉图认为专制政体有超越其余三种的趋势，其优越性显而易见。首先，其余几种政体都是多人的联合执政，执政官的素养良莠不齐，尤其是民主政体，倘若代表主流意见的多数群体的思想都是愚昧无知的，那么苏格拉底被处死的情形就会经常出现，这将会极大地破坏城邦民主，导致公民趋向非理性。

　　其次，相比于专制政体统治者的至高无上性，法律的地位在余下三类政体当中居于顶层。执政者、辅助者、生产者，每个城邦的公民阶层都必须服从法的无上权威。若将法律定义为强者的利益，柏拉图在正义论战之中已经反驳过，强者的利益是多元化的，对强者有利的未必就是正义的，那么此时的法很有可能就是偏离理性与正义的恶法，服从恶法便是助纣为虐。再者，法在执行过程当中会受到多种偶然因素的影响，对于那些无法节制欲望与激情的底层生产者而言，出于对于利益的考量，为“善”极有可能会导致自身权利的丧失，那么他们极有可能对法律进行“变通执行”;更有甚者，会打着正义的旗号，践踏他人的权利。当法丧失稳定性，沦为朝令夕改的工具，那么社会就无法围绕理性秩序所运转。

　　正是对上述政体缺陷洞若观火，柏拉图才提出了“哲王”政治。其实，所谓的“哲王”政治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治，若与古代中国儒家的人治理念做比较，两者又存在极大的反差。孔子认为，君子要出世，首先需要修身，然后齐家，最终才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境界，这反映出了儒家人治的核心在于提升统治者内在的修养。然而，柏拉图认为的“哲王”政治，不但要求“哲王”具有道德情感与理性情怀，还有求其掌握宇宙永恒不变的真理与正义，在笔者看来，这就是自然法。因为只有经过良好哲学教育的思想家，才能使内心的理性节制欲望与激情，由此挥舞手中的正义之剑，制定出一系列符合“国家”与“个人”正义的法律，使各个阶层的利益得到最佳分配，维持城邦政体的有效运转。

　　三、柏拉图自然法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一）正义论中的阶层固化思想

　　在论述正义的过程中，柏拉图将雅典公民草率的分类为统治者、辅助者、生产者三个等级，并且认为只有当各个等级的公民各司其职，心无僭越之意，才能达到国家正义。之所以要进行阶层分类，是因为柏拉图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存在差异的，有些人的灵魂是用黄金铸造，次等者则是用白银，最劣等的是用青铜，因此只能让道德品质高尚如黄金般的智者作为国家的统治者。这种等级的划分本身就是非正义的，有违自然法的平等理性，该理论背后掩藏的是古希腊城邦政治奴隶主贵族专政，一系列的公民权利只能由城邦公民来享有，人定法自然也是制定用来维护所谓公民的既定特权，其余无产者以及绝大部分奴隶是无法享有公民权的。柏拉图作为财产丰厚的城邦公民，提出一系列带有歧视与偏见色彩的阶层思想也不足为奇了。

　　（二）“哲王”政治中人治色彩过于浓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将构筑美好城邦的未来寄托在“哲学”王身上，认为只有在接受哲学教育、掌握自然理性法则的公民才能成为城邦统治者的候选人，因此专制政体是最佳的选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柏拉图发现，要找到一个道德高尚、理性正义、品性优良的统治者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退而求其次，在晚年的著作《法律篇》中提出了次等的统治方案，即运用法律治理国家。由此可见，人治不可能完全取代法治，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即便是掌握玄妙自然法则的统治者，也是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导致其决策与立法倾向的复杂化；加之人的内心有七情六欲的干扰，不可能时时刻刻都能使灵魂中的理性节制欲望与激情，因此必须要使统治者服从法律这一看得见的正义。

　　四、结语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文明史上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一本划时代巨著。虽然其中很多理论在用当代的价值观来评判之时，略显粗糙与陈腐，但是他对于政体运作模式的描述，蕴含了丰富的自然法思想，类似于“何为正义？”“人治是否优于法治”等问题,成为了历代自然法学家热议的论题。这些理论就如古典自然法一样，是永恒、普遍、超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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