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诗在法国译介经典化的传奇经历

　　引言

　　寒山诗本是“不知其姓名氏”的寒山子在浙东天台山寒岩隐居时，“题于树间石上”的散落白话诗歌。由于是“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千百年来，寒山诗的作者、版本、数目和内容均有诸多争议。在中国文学史中，寒山诗鲜受关注，甚至遭到冷遇，“没有在正统文学中得到一席之地”①。但是在日本、欧美等国，寒山诗却引起了学者和大众的巨大热情，成了汉学家眼中的宠儿。寒山诗在异域的风靡，倒逼母语文化对这位隐逸诗人及其诗歌的重视和关注，成就了中国文学海外译介“墙里开花墙外香”的传奇和持续不断的“寒山热”.

　　法国一直是汉学研究的重镇，有着很好的汉学传统。降至 20 世纪，随着中法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法国汉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繁盛时代，涌现出了如希伯和、戴密微和谢和耐等一大批誉满全球的汉学大家。在法国，马古礼、吴其昱、戴密微、班文干、弗朗索瓦·拉里耶、马尔丹·梅尔柯尼安、埃尔维·柯莱等人都参与到了寒山诗的翻译、研究和介绍工作②。到了八十年代，寒山诗翻译和阐释的最大成就当属帕特里克·卡雷（Patrick Carré）的寒山诗法语全译集《餐霞子：流浪诗人寒山作品集》③。本文希望以这部作品入手，探寻寒山诗在法国译介经典化的传奇经历，仰望汉学家和翻译家们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做出的不懈努力，为中国文学外译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有益启示。

　　一、 译者与作者的“奇缘佳遇”

　　寒山诗在法国的广泛流传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十八世纪以来，法国的 “中国文化热”和“禅学研究热”一直兴盛。法国汉学界孜孜不倦，取得了较高成就，成为了欧美国家中国文化译介和研究的风向标。其次，二战以来兴起的“嬉皮运动和存在主义”将叛逆与反抗推向高处，解构主义颠覆了西方文明与理性，寒山子的不羁及其诗歌的空灵正好契合了这种精神追求和法兰西民族的自由个性。再次，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勃兴使得人们对我国的新诗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唐代白话诗是中国新诗的重要源头之一，而“寒山是继王梵志之后，唐代白话诗派的最重要的作家”④，寒山诗必然成为法国诗学界关注中国诗歌的一个突破口。最后，从文学翻译上来看，相较于高度凝练、晦涩难懂的中国古典诗歌，通俗自由、高度口语化的寒山诗具备了翻译技术上的较大可操作性。于是，寒山成了民众膜拜的偶像，寒山诗成了学界追逐的对象。

　　1952 年出生的帕特里克·卡雷硕士和博士都毕业于巴黎七大的汉语专业，是 20 世纪法国着名的佛教典籍翻译专家，他是法国西南部着名的香特鹿佛学中心（Centre d'Etudes deChanteloube）下属的“莲花生翻译协会”（Comité de traduction Padmakara）成员和札达基金会（Tsadra Foundation）的研究员，用法语翻译了一大批汉语、藏语和梵语佛教典籍。他还担任了法国着名出版社--菲亚出版社（Fayard）的“佛教的宝藏”丛书主编，致力于向法国民众推介大乘佛教的典籍和思想。

　　卡雷还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迄今为止，他共出版了六部小说，其中《云的天堂》（Le Palais des nuages, 1989）和《西藏梦》（Un rêve tibétain, 1994）还分别获得了当年的法国小说大奖。作为法国着名的作家，他还出版了大量的散文和随笔。

　　卡雷的另一杰出贡献是翻译了一大批中国诗歌和古典文学作品。从 1985 年开始，卡雷陆续翻译出版了《餐霞子：流浪诗人寒山作品集》、《空山：中国诗歌选读》（La Montagnevide : anthologie de la poésie chinoise, 1987）、《青黛的季节：画家诗人王维作品集》（LesSaisons bleues, l'?uvre de Wang Wei, poète et peintre, 1989）、《易经的曼荼罗》（Les mandalasdu Yi-king, 1990）、《道与术：〈淮南子〉》（L'Art de gouverner, le livre des ma?tres duSud-de-Houai, 1999）和《〈黄庭经〉：四-五世纪道教思想经典》（Le Livre de la Cour Jaune,classique tao?ste des IVe-Ve siècles présenté， 1999）等文学作品。

　　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除了受到“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等三大要素”①影响之外，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译者的主体性。正如傅雷所说：“从文学的类别来说，译书要认清自己的所短所长……从文学的派别来说，我们得弄清自己最适宜于哪一派”②。从翻译的题材来看，卡雷大都倾向于翻译中国诗歌和古典文学作品中关于禅学和佛教题材的作品。

　　翻译寒山诗，既符合了卡雷集汉学家、藏学家、翻译家、散文家和作家于一身的译者身份，也契合了翻译题材和译者所长的直接相关度。寒山和寒山诗在一千多年后的法国，被这样一位专家级别的知音阅读、翻译和阐释，实在是一段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奇缘佳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