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内生道路及其发展策略(2)

　　（ 三） 城镇化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
　　
　　无论是内生型，还是外生型的城镇化模式，均具有相同的发展目标，就是推动城镇化的高效进程。两者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运行主体的不同，内生型城镇化主体是微观层面的企业和个人，而外生型城镇化主体则是政府； （2） 选择的路径不同，前者是自下而上的自发进行，后者是自上而下的被动进行； （3） 动力机制不同，内生型的主要驱动力是源于要素所有者对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所做出的理性反应以及对更高的回报率的追求，即出于逐利动机，外生型的主要推动力是国家为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所制定的行政性主导策略所引发的反应； （4） 资源配置方式不同，前者依托市场机制对各种要素和资源进行配置，后者通过指令性计划、政策法规等行政手段取代市场，对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流向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配置。
　　
　　内生型城镇化模式由最初的资源、要素或区位的比较优势引起，通过“产业发展-投资大于储蓄-地租上升-土地投机-城镇繁荣-进一步投资”的经济发展过程，会形成一个以城镇集聚力不断增强为特征的城镇化经济的发展历史进程，在没有特殊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它会自然地走向城镇化均衡态。[13]外生型城镇化模式情况下，城镇的最初发展是依据某种政策目标，政府全面排斥市场机制，通过制定指令性政策确定土地地租，以吸引投资，如投资大于本地储蓄，形成资金流入，推动城镇建设发展。这种外生型模式，可以以行政化手段集中大量生产要素和资源集聚，在短时间内推动城镇化相关指标的发展和实现，在发展初期具有相对优势，但严重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这里还需指出的是，尽管是外生型的城镇开发过程，也需要在城镇内生成长机制的基础上来制定和实施城镇开发政策，如果外生开发的方针政策有悖于城镇化定律所揭示的城镇发展原理和机制，就会产生极高的城镇化社会和经济成本。如果政府在外生的模式下确定土地价格方面违背了内生机制，就会出现损失土地效益和损失投资机会的两类失误性决策。
　　
　　三、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内生道路及要素分析
　　
　　正确选择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及全面分析其内在要素，不仅是实现“四化同步”和“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核心课题，而且也是确保中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将有助于减少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可能性失误。
　　
　　（ 一）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内生道路
　　
　　市场机制作为一项制度资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形成。从国际经验来看，欧美国家的城镇化基本上都是与工业化同步发展，由市场主导的发展进程。在此过程中，政府的作用被严格限制在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角色上，尽管出现市场失灵状态，政府干预力度和范围不断变大变广，但其本质并未脱离市场主导的轨道。欧美国家的城镇化主要是由经济发展推动，城镇体系发展受人口集聚程度和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反观当前中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模式，缺乏完善和成熟的市场机制，政府主导过多成为主要问题。同时，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及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我国新型城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谋划，尤其是全会提出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更是为我国城镇化发展模式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供给。我国已经进入到以快速城镇化进程趋向现代化的特殊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应更多地发挥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使新型城镇化走出一条内生型的发展道路。
　　
　　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作为一组城镇化的概念体系，本质上是一个转型的问题。传统城镇化的内在逻辑决定于国家所实行的经济政治体制，并随着该种体制的改革和不断完善，其内在逻辑也会随之改变。新型城镇化作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制度下推进的城镇化，与政府主导下的传统城镇化有所不同。它强调的是尊重市场，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力量，尊重农民的产权、自由迁徙权、自由择业权、自由交易权，强调在公平竞争下让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政府只在城镇规划、公共服务、秩序维护等公共服务方面发挥引导作用，将城镇建设、产业发展等主要要素交给市场。这也就意味着，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走内生型的发展道路，进而达成新型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目标。
　　
　　（ 二） 新型城镇化内生道路的要素分析
　　
　　城镇化总体逻辑链条中的枢纽环节是“动力机制”,就是说，在理念转型的基础上，关键的任务是改善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以此作为可以操作的实现路径。要素市场作为城镇市场的重要构成，是促进城镇化经济不断高级化的发展性条件，未来只有通过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建设，方能有序释放新一轮发展动力，这也是“新型城镇化是最大内需潜力”的真正含义。然而，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要素市场仍旧存在的多重分割阻碍着新型城镇化所要求的动力结构调整，如何深度革除这些分割并强化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动力，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内生型道路，对于转型期的城镇化发展具有指引作用。
　　
　　内生式发展的主要观点认为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地区使用区域内现有资源和要素的程度及能力。因此，以市场为动力机制的内生型城镇化作用机理主要是源于城镇内部系统，重点表现为以“城”经济和“市”经济为代表的运行机制。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三大类，按照发展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将政府职能要素引入一国或一个区域的要素禀赋体系[14].因此，此处将人口流动、资本投入、土地要素和政府职能四个生产要素从“城”经济和“市”经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以城市土地等为标志的“城”经济，影响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土地作为城市的生产要素和城市功能分区的空间载体，其内部空间利用结构的一致性能促发城市居民享有同等条件的土地利用，相反，空间结构的非均衡态成为新型城镇化的梗阻。[15]以经济主体行为、经济流量和方向及城镇政府为标志的“市”经济同样成为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理。在城镇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产业的递次演进决定市场主体享有产业发展成效机会的多寡，通过产业调整和发展，从而导致城镇地租的变化，并直接影响到市场主体投资方向的选择。城镇政府作为“市”经济重要因素，在未实现“城”均衡和“市”均衡的前提下，政府能否在基于市场主体共识基础上确定地租水平，在吸引投资上发挥作用关系到政府能否为“城”“市”双均衡下均衡城镇化提供机会，进一步影响着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四、内生型城镇化道路的发展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条经济规律，要素资源要求自由流动以追求自身最高价值的实现是无法阻挡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之所以取得比改革前显着的成就，其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后市场化得到了快速推进。但我国目前的城镇化仍然滞后于国际平均水平，而这归因于以政府为主导的外生型城镇化忽视了市场主体的参与，以致出现被动型的城镇化倾向，导致城镇化效率偏低。因此，要选择内生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使市场成为城镇化的主导力量，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以此实现城镇经济社会的最优效应，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向新的阶段迈进。
　　
　　（ 一）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间的逻辑关系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镇化作为载体和平台，承载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在城镇化转型的过程中，各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也都要发生根本性的调整和重塑： 一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二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三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后者更为关键。市场经济导向的经济体制成为绝大部分国家通往现代化的最佳途径，而这种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城镇化的内在逻辑也必然是市场导向的。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间的逻辑关系就是要打破政府主导的一元化模式，从原有的“金字塔型的官僚化社会结构”逐步过渡到“网络型的多元化社会结构”,在此过程中不同社会主体间的关系也由“血缘亲缘化的个人关系主导”逐步转变“正式和非正式的契约化关系主导（ 包括市场规制和契约）”.同时，要积极消除我国地区之间各种市场分割障碍，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实现要素市场全面一体化，便利市场主体流动，使其空间偏好得以显示。消除商品市场分割，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贸易成本。事实上，我们需要将“城镇化老路迈向新路的转变过程”放到“中国现代化转型”这个大的演化框架下去思考，基于这样一个框架，城镇化中出现的各种挑战，就可以正确认识并找到应对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