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城镇化作为促进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已成为世界各国理论界和各实际部门所关注的焦点内容和核心板块，这在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潮流中得以证实。到目前为止，城镇化仍旧是社会发展的核心性策略，而新型城镇化理念提出之后，如何在充分发挥城镇化已有功效的基础之上，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则应当是我们所研究的前瞻性话题。当前我国城镇化运行中，由于受到各种空间约束，质量和效率相对低下，非可持续性明显突出，如城镇增加的空间资源日益下降，形成城镇化发展的绝对空间限制；城镇土地利用粗放和利用效率低，形成城镇化发展的相对空间限制；城镇自然资源紧张，生态足迹强度降低，形成城镇化发展的资源生态空间限制等等，这将不利于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决策层的想法未能有效传递到执行层的思路中去和对城镇化的理解错位的前提下，导致多数城镇以房地产业的发展来代替城镇化，唱空城计，以致出现空城、睡城、累城甚至鬼城的异常局面，尽管从表面来看，城镇是气派十足，高楼大厦琳琅满目，但就内部运行机制来看，这给人们一种假象，城镇规模是否有序、城镇环境承载力是否饱和、城镇资源负荷力是否过度等则不予考虑，城镇化的软肋已暴露无遗，城镇病已是屡见不鲜，城镇化的发展也往往演化成是内部格局与外在表现不匹配的运行过程。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我国的城镇化何谈可持续发展。而新型城镇化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之后，多数城镇和省市开始展开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工作，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的战略部署。怎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走何种发展道路，以此达到新型城镇化理念的根本初衷，则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究。
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是对现有城镇化运行中非可持续性的有力回击，顺应了城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特定要求，也是未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不但有助于实现新型城镇化的以人为本的基本属性，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效率，促进城镇的绿色、低碳和文明发展，而且能够全面化解城镇化进程中的种种病变，缓解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因此，未来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深度革除各种非可持续发展的特征性事实，回归城镇化发展的本质，由化地、化物到化人，走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实现美丽中国梦。
二、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中的非可持续化
城镇化的发展过程是可持续和非可持续并存的过程，如何在未来城镇化运行过程中甄别并熨平这些非可持续化，向可持续化转变，以此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我国走向新型城镇化引领下的现代化道路具有现实意义。纵观我国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非可持续化主要体现在“三高三低”的运行进程中。
1、资源消耗高
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各种资源的高度消耗，以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为典型代表，600多座城市中，2/3的城市缺水。在过去30年中，全国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需新增城镇用水17亿m3,其中需新增城镇生活用水9.4亿m3,需新增城镇 工 业 用 水7.6亿m3,需 新 增 城 镇 建 设 用 地1004km2,城镇人均建设用地超出国家控制的上限标准17.5m2/人，尤其是小城镇人均建设用地超出国家规定上限控制标准约85.99m2/人。未来15年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需要新增城镇用水量32亿m3,其中需新增城镇生活用水22.4亿m3,需新增 城 镇 工 业 用 水9.6亿m3,需 新 增 建 设 用 地3460km2,分别是过去30年全国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需新增的城镇用水量和城镇建设用地量的1.88倍和3.45倍（方创琳，2009）。同时各种工业园区热、开发区热、新城区热等持续不减，导致土地的盲目使用，土地资源过度消耗，城镇化速度和资源负荷力不相契合。这种发展背景下，城镇化对城镇资源产生了过高的依赖性，非可持续性仍旧明显，人口迁移的过程中，这些资源的高消1成为未来城镇化运行中必须考虑的内容。
2、社会成本高
新型城镇化运行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成本，以城镇化的公共成本为核心。就当前我国城镇基础设施的发展状态来看，多数城镇呈现出供小于求的短缺型状态，城镇地上道路交通拥堵、地下管网等配套设施较为滞后，以致出现接二连三的城镇病变，在这种供不应求的发展状态下，随着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城镇基础设施的供求会更加失衡，终究导致城镇化的不可持续性，这就需要进行大量的资金投入，为高昂的社会成本提供了注解。同时，社会保障平均支出也持续上升，由1999年的27.84亿元上升到2011年的342.16亿元。考虑到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现实，迁移人口多以农民工为主，到城镇从事非农产业，一波接一波的民工潮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特色”,2013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6894万人，外出农民工总量为16610万人，其中举家外出农民工为3525万人，占当年全国农民工总量的13.1%,这样就导致每年的春运压力巨大，同时很多农民工购票难也是问题。这也是城镇化公共成本的重要体现。这些已有的事实再次向我们验证了城镇化的高社会成本，给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阻力，如何消除，实现其可持续化，则需要较长时间的探索和努力。
3、债务风险高
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投入资金与之匹配，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社保投入等，这在前文已述及，然而，地方政府在缺失独立税源的背景下，可用财力的增长能力有限，且多数地方政府的财政处于入不敷出的同时，如何才能把建设资金切实有效地投入到城镇化的建设中去，需要做好翔实周密的资金规划。据财政部财科所的计算，城镇化每提升1个百分点，地方政府公共投资增加5.9个百分点，“十二五”时期因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规模将在30万亿元左右；在GDP平均增速为7%的情况下，“十二五”时期地方政府的财政总收入约为70万亿元（黄卫挺，2013），而这当然不全部用于城镇化的建设，去除各种正常消费支出和弥补历史欠账外，地方政府仍将处在赤字状态。根据审计署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的结果，2012年，其中有5个省会城市本级借新债还旧债的比率超过20%,最高的达38.01%.被审计的省市区地方债务总额共计38475.81亿元，其中有9个省会城市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188.95%,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约11万亿元。这些数据向我们展示出，债务风险高悬对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不利，需要给予高度重视，如果一味地强调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而忽略或回避质量和效率，城镇化终究会引爆债务风险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