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的悖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由 1978 年的 182. 7 元上升到 2010 年的 1. 3 万元。如果把城市居民收入中一些非货币因素，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种社会福利考虑在内，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福利水平差距则更大。但是，许多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却强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物质生活水平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真的存在这种此长彼消？ 或者说，真的存在城乡幸福悖论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农民为什么还要挤进城市？ 难道城市是幸福的“围城”? 发展的根本目标在于促进公民幸福。

　　在中国倡导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同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从发展的终极目标去反思和分析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回答问题，我们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2006、2008 三年数据（ 很可惜 2010 数据尚未公开），运用 Order Probit 模型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收入、相对收入及人口统计特征等变量后，2006 年数据显示存在显著的城乡幸福悖论，而从 2005、2008 年数据中虽然可以观察到城乡幸福悖论的迹象，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为了不至于由此简单得出“是否存在城乡幸福悖论取决于时间与调查样本”这样的模糊结论，本文专注于2006 年数据的分析，希望仔细考察城乡幸福悖论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因素侵蚀了更好的城市物质生活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效应。

　　本文第二部分考察相关研究文献，从中吸取思想营养，并为我们的实证分析寻找新的突破方向；第三部分是模型、数据及相关变量的说明；第四部分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第五部分则是全文的总结和政策建议。

　　1 文献述评
　　
　　幸福问题是人类社会古老而常新的研究论题之一，引起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众多学科的共同关注。在经济学领域，学者们更关注收入、失业、通货膨胀等客观条件对幸福感的影响。Easterlin的实证研究表明，一方面，在一国内部，富人确实比穷人更加幸福，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快速增长的人均 GDP（或 GNP）并没有相应地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另一方面，跨国比较研究并没有显示富国比穷国更幸福。自此，人们将幸福不随收入增长而增加的现象称为“幸福收入悖论”或“Easterlin 悖论”.Frey and Stutzer和 Ng的研究也表明，收入与幸福的确存在负相关关系，从而进一步支持了“Easterlin 悖论”.寻找对“幸福收入悖论”的合理解释，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一些研究表明，在收入尚未满足基本需求的水平时，收入与幸福感正相关，当收入超过基本需求水平之后，收入和幸福的正相关性将不复存在.另一些学者认为，收入通过非收入因素间接影响幸福感，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弱相关性，可能是因为忽视了这种间接效应.一些文献也注意到人口特征、社会环境（包括民主和社会条件）对幸福感的影响.

　　关注收入、失业、通货膨胀等客观物质条件对幸福感的影响，一直是经济学研究幸福问题的重要路径，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研究幸福问题的客观路径。当人们发现外在的客观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不甚显著时，许多学者逐渐转向以主观心理因素解释幸福的差异，即研究幸福问题的主观路径。从现有的文献看，研究幸福问题的主观路径有两个切入点：其一，强调比较心理或攀比心理.其二，强调适应性心理.

　　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而城乡居民幸福感并未相应增强这一事实为国内许多学者所关注.也有学者关注我国城乡幸福感差异问题，其研究思路无外乎两种：或者在回归中通过户籍项，或者直接进行样本分组，关注的重点是城乡收入或其他客观物质方面的差异对城乡幸福居民幸福感产生的不同影响。比如，罗楚亮通过城乡样本分组的方法，对我国城乡幸福差异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较低的收入预期是农村居民幸福感较高的主要原因。

　　从现有研究文献中，我们可以形成两个基本判断，从而也启示我们关于城乡幸福悖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第一，总体而言，经济学关于幸福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围绕“Easterli 悖论”展开，关注的焦点是纵向上的幸福收入悖论问题。仔细反思 Easterlin的研究结论，不难发现，“Easterlin 悖论”的含义是双重的：首先，在一个经济体之内的，就纵向的历时态而言，幸福并不是随收入的增长而增加；其次，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就横向的截面而言，国民的幸福感并不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从这个角度看，关于“Easterlin 悖论”的解释绝大部分是针对第一层面即纵向上的幸福收入悖论问题，而对第二层即横截面上的幸福悖论问题关注较少。由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居民不仅在收入上低于城市居民，在赋权和发展机会方面与城市居民相差甚远，再加上户籍限制，使得城乡分割为“富”与“穷”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系统。中国城乡幸福悖论更多的是横截面上“Easterlin 悖论”,这既是我们对研究对象的一种基本判断，也构成本文在研究视角上的一种创新。

　　第二，从关注影响幸福的客观因素到强调人们的主观心理，研究幸福问题的两个路径彼此交融。幸福感是人们评价自身的生活质量而产生的主观感受，它依赖于一定的客观外在事实，更与主观心理密切相关。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不仅表现在经济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重要的是在物质生活基础上形成的彼此迥异的城乡生活方式、精神文化以及居民的生活心态与价值观念。

　　基于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客观现实，我们将影响幸福的客观因素、人生态度因素纳入模型中，并使其与户籍项发生交互作用，以分解客观因素、以及人生态度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不同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在城乡之间的差异，这是本文区别于现有文献的又一个创新。

　　2 模型、变量与数据
　　
　　主观幸福感是人们对自身目前生活质量进行积极的评价.幸福感的测量一般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根据受访者自我报告的幸福程度进行基数赋值。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是从 1 到 5 的序数变量，相邻选项之间存在不可比性，因此，直接使用最小二乘法（OLS）有欠妥当，本文采用有序概率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分析我国城乡居民的幸福感。根据有序概率模型的基本处理方法,我们假定，被解释变量（真实主观幸福感，Happiness*）是潜在的连续变量，只是由于观测的不完全性，才以离散的形式报告出来；并且，报告的幸福感由潜在的幸福感决定，二者之间满足如下关系：【1】

　　
　　其中，x1代表家户绝对收入对数值，x2是家户的相对收入，x3是家户的期望收入，x4、x5和 x6是人生态度变量，分别表示被观察者对命运、家境和进取心影响人生的主观评价；Z 是个体特征变量。假定 u 符合标准正态分布，采用极大似然法（MLE）估计 Order Probit 模型参数。

　　人生态度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关于人生问题的一种稳定的心理倾向和基本意愿。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城乡生活水平差距的客观存在，加上农村相对封闭的环境，农村逐渐形成一种区别于城市的“亚文化”.当几代人的努力都无法冲破“农”之藩篱、无法改变自身生活处境的时候，许多农村居民在主观上或积极或被动地接受了这种亚文化，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心态，亦即被一些人称之为“农民心理”的东西。这种心理通过文化的传承而获得的，它潜藏于心灵深处，构成人生态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用命运、家境及进取心在事业成功的重要性反映不同的人生态度，并以此视角分析城乡幸福悖论。变量具体描述性统计见表 1.【表1】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我们分别运用 2005、2006、2008 年 CGSS 调查数据，将城乡居民幸福感对收入等变量进行回归（见表 2），我们发现，在控制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及人口统计特征等变量后，在 2006 年的数据回归中城市户籍项显著为负，说明 2006年存在显著的城乡幸福悖论。而 2005、2008 年虽然存在城乡幸福悖论的迹象（回归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表2】

　　为了不至于由此简单得出城乡幸福感差异因时间和调查样本差异而不同这样的模糊结论，本文专注于分析2006 年数据，希望仔细考察城乡幸福悖论背后的原因。

　　为了观察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及预期收入在城乡社会经济二元结构中对幸福感所产生的不同效应，本文增加了城市户籍与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及预期收入交互项；为了观察居民的生活态度在城乡二元社会中对幸福感所产生的不同效应，我们在模型中还增加了城市户籍与生活态度变量的交互项。

　　在模型（1）、（2）、（3）中，人口特征变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有着与我们预期相一致的方向，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而且，主要的人口特征变量的回归系数甚至表现出惊人的稳定性。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的模型设置的可靠性与回归分析的稳健性。

　　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控制了预期收入变量后，虽然预期收入对被解释变量即城乡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是，此时虚拟变量“城市”的回归系数仍然为负（当然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因此，我们仍然不能排除城乡幸福悖论的存在。这一结果与罗楚亮以预期收入解释城乡居民幸福感差异的结论不同。或者说，在我们的数据回归中，不能用预期收入来解释城乡幸福悖论。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模型（2）和（3）中，城市户籍项显著为正。这正是本文关注的焦点。这就是说，在控制了收入变量、人口特征变量之后，如果城乡居民有着相同的主观心态度，城市人口的幸福感会高于农村居民幸福感。

　　模型（3）的进一步分析表明，人生态度对生活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居民幸福感，所产生的效应是不同的。

　　其一，农民越是“认命”,其幸福感越是增强，“认命”每上升一级，农村居民幸福感上升的概率增加 1. 44%;城市居民“认命”每上升一级，反而会导致幸福感以 4. 67%（0. 014 4 - 0. 061 1）的概率下降。在农村，祖祖辈辈依靠、依恋大自然，社会关系自成一体、相对封闭，“听天由命”的淡然心态油然而生。这种心态是淡然的，同时也是积极的、由衷的、乐观的，它恰好能够给农村居民幸福感带来积极的效应，正所谓“憨人自有憨福”.在城市，社会经济急剧变化、生活节奏急促逼仄，很难容得下居民“听天由命”那种淡然而积极乐观的心态。

　　其二，相比城市居民而言，农民更看重家境，农村居民对家境重要性的认知每上升一级，其幸福感上升的概率提升 5. 54%;而城市居民如果看重家境，他的幸福感以0. 49%（0. 055 4 - 0. 060 3）的概率下降。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这一结果：一方面，城市和农村家庭在结构、规模、关系等方面的不同。另一方面，在二元社会结构下，城市与农村不同的社会环境，使得个人发展与家庭境况的关联程度不同。因此，当问及“在您看来，家境在事业成功中重要性是怎样的？”时，在更为传统的农村社会，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农民的幸福感越高。然而，在城市，在原本个人努力对于个人发展更为紧要而家庭因素不是那么凸现的现代社会，如果城市居民非常看重家境在个人事业成功中的作用，所流露的更多信息是被访者在现代城市社会中因为各种原因而滋生的非积极心态，其幸福感的缺损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三，努力进取的积极心态，能够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却降低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被访者对进取心在事业成功中重要性的认知每上升一级，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以1. 92% 的概率下降，而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则以 1. 17%（- 0. 019 2 + 0. 030 9）的概率上升。我们可以从城乡二元结构下不同的发展机会找到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在城市，城市居民努力进取的积极心态之所以能够增强其幸福感，是因为他们有着相对优越的客观社会环境，个人积极进取、广阔的发展机会、个人成就与幸福，三者之间是内在一致的；在农村，由于在客观条件、发展机会、制度安排等方面的不足，努力进取未必就能取得好的结果。

　　此外，模型（3）回归结果表明，绝对收入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效应大于城市---绝对收入对数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村居民幸福感以 7. 1% 的概率显著上升，城市居民幸福感上升的概率仅为 1. 01% （0. 071 0 -0. 060 9）；但是，相对收入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正效应却大于农村---相对收入每提升一单位，农村居民幸福感以19. 1%的概率上升，而城市居民幸福感上升的概率则更大，约为27. 6% （0. 191 + 0. 085）。上述结论与大多已有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低收入群体（农村居民）更加重视绝对收入的增加，而高收入群体（城市居民）更关注相对收入的改善.

　　我们在模型（3）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虽然户籍项系数显著为正，但是，户籍项与绝对收入对数、命运及家境的交互项系数却显著为负。这意味着，绝对收入、人们对命运和家境的认知，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导致城乡幸福悖论。

　　首先，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当绝对收入对数取值约为 9. 681 2 （0. 668 ÷ 0. 060 9），即绝对收入达到16 013. 7元（e9. 681 2）时，是城乡幸福悖论的拐点：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那些绝对收入超过16 013. 7 元的居民中，农村居民幸福感要强于城市居民；当绝对收入低于16 013. 7元时，城乡幸福悖论消失，城市居民仍然比农村居民幸福。这一实证结果与我们平时对城乡生活的观察比较吻合。绝对收入 16 013. 7 元低于样本均值 22 471. 4元，只相当于 71. 6%的均值水平，超过这一拐点值的家户样本有 3 545 个，占整个样本的比例大概是 43. 94%.其中，超过绝对收入值的农村样本量仅有 620 个，占农村家庭样本量的比例为 19. 02%;而城市样本中超过这个值的有 2 925 个，占城市家庭样本量的比例为 60. 82%.这说明，如果除绝对收入之外的其他条件相同，那么，就可能有19. 02% 的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超过 60. 82% 的城市居民幸福感。

　　其次，控 制 其 他 变 量 不 变，命 运 认 知 的 取 值 为10. 932 8（0. 668 ÷ 0. 061 1），是命运认知导致城乡幸福悖论的拐点。家境认知导致城乡幸福悖论的拐点是 11. 078（0. 668 ÷ 0. 060 3）.然而，在现实中，命运和家境认知的最大值是 5,远远低于上述两个逻辑上的拐点值。因此，即使命运取最大值，或者家境取最大值，均不存在城乡幸福悖论。这一结论进一步验证了我们此前关于人生态度变量影响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基本结论。

　　4 基本结论与启示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以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物质生活条件差距不断扩大，但是，一些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却强于城镇居民。既然如此，如果农民为什么还要挤进城市？ 难道城市是幸福的“围城”? 城里城外哪方面的差异造就了这种城乡幸福悖论？

　　反思“Easterli 悖论”及其后续研究文献，我们获得两点研究灵感，从而形成了本文不同于现有相关文献的分析思路：其一，把城乡幸福悖论事实放置于中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现实之中，从横截面不同社会系统比较的视角，而不是同一系统中纵向的幸福收入关系视角，去审视这一悖论事实。其二，将幸福问题的客观研究路径与主观研究路径融合起来，特别关注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物质生活基础上形成的生活方式、精神文化以及居民生活心态与价值观念的差异。

　　我们运用 Order Probit 模型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存在城乡悖论事实的 2006 年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城乡幸福悖论源于城乡居民不同的主观心态。

　　尽管城市居民在收入、医疗、教育等方面均优于农村，然而，控制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及个体特征等相关变量之后，城市居民并不比农村居民更幸福。但是，一旦加入城乡居民对“命运”、“家境”和“进取心”等主观心态，城市居民幸福感会高于农村居民幸福感。就此而论，如果城市是“幸福的围城”,那么，它就在居民的心里，生活心态的变化决定了“围墙”的高度。

　　然而，主观心态总是外在的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我们应该进一步追问，城乡居民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生活心态。本文的分析还揭示这样一种深层的事实：如果除绝对收入之外的其他条件都相同，那么，在那些绝对收入达到或超过 71. 6%的均值水平的城乡居民中，农村居民（占农民样本量的 19. 02%）的幸福感超过城市居民（占城市居民样本量的 60. 82%）的幸福感。

　　最好的社会应该是公民最幸福的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在于促进公民幸福。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都只是发展的路径而非发展的目的。本文分析结果启示我们：第一，城市化进程有可能是建造“幸福围城”的过程，从而违背了城市化发展的基本初衷。因此，在推进城市化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进程中，应该关注居民心灵感受及其变化，引导物质生产、物质生活变化所需要的新的精神生活方式；第二，就发展的终极目的而言，城市化并不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唯一路径，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提供均等化的公共基础服务，在农村同样能增强人们的福祉。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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