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结构经济学对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思考

　　一、引言

　　浙江经济以产业内实行纵向一体化分工的“块状经济”和不断拓展的专业市场网络而扬名,其过往的发展历程可以归结为“斯密型”经济增长之路。经济增长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斯密型”增长,其特征是,“斯密动力”,即分工和市场规模的深化与扩大,是总产出与人均产出增长的推动力量。第二种是“熊彼特型”增长。在这里,总产出与人均产出增长是技术和制度创新与扩散之产物。第三种乃“粗放式”增长,也就是只注重产出总量增加而不甚关心人均拥有量提高的增长。 “斯密型”经济增长之路成就了浙江经济过往的荣光,然而,“斯密型”增长其最大缺陷在于,没有明确彰明那些催生“熊彼特型”增长的技术变革的价值。由于过多依靠市场规模而缺少必要的技术突破,“斯密型”增长面临着一个理论上的极限———市场的容量,此即所谓的“斯密极限”。

　　横亘于浙江经济面前的“斯密极限”以产能过剩的形式初现端倪。浙江省经信委2013年第二季度对重点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44.6%的企业产能发挥不足80%,产能过剩矛盾比较突出。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缘由在于,浙江企业主要集中在低端产业或初级加工领域,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初级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其需求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皆低,市场容易饱和。由于劳动力成本逐渐高企,浙江制造业在这些产品上的传统价格竞争优势正趋于消失,因此其市场范围不仅难以扩展,甚至于维持现状也颇感压力。浙江经济产业层次低的弊端在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冲击下暴露无遗,由此引燃了浙江政、学、业三界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热烈讨论。本文以为,从“斯密型”增长到“熊彼特型”增长的过渡,正是当前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本质所在。“熊彼特型”增长也称为“库兹涅茨型”增长或现代经济增长,其主要特征是,持续性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经济多样化和收入增长加速。

　　只有从“斯密型”增长顺利过渡至“熊彼特型”增长,浙江经济才能打破“斯密极限”的诅咒,跃升至高质量发展阶段。

　　应该说,各界对浙江经济从“斯密型”增长过渡至“熊彼特型”增长之必要性和重要性已形成共识。然而关键的问题乃在于,浙江经济究竟该选择怎样的发展路径,以成功实现顺利的过渡。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这一新鲜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进展,对浙江经济转型升级问题进行一些学理层面上的思考,力图表明新结构经济学对浙江经济成功实现转型升级所具有的指导价值。

　　二、发展经济学新思潮: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简要介绍

　　新结构经济学是应用新古典分析方法,研究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及其变迁的原因,以说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为什么不同,为什么发展过程本身是一个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不断变动的过程。 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新结构经济学是对前两波思潮的扬弃。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称为结构主义,其主要观点是,如果让市场配置资源,则由于市场失灵,现代化产业无法在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于是政府应直接动员、配置资源,以克服市场失灵。第一波思潮下的经济发展战略并未在发展中国家取得早先所预期的成功。作为对第一波思潮的反思,第二波思潮即新自由主义出现。新自由主义推崇市场的作用,把发展中国家糟糕的经济发展绩效归咎于政府失灵。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含义被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所浓缩,其核心见解是私有化、市场化与自由化。然而不幸的是,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上世纪80-90年代,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增长率比推行结构主义的60-70年代还低,而且经济危机也以更高的频率发生。

　　经过二十余年来不懈努力,林毅夫教授在2009年左右构建出新结构经济学基本理论框架。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新结构经济学对前两波思潮进行了系统性反思。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结构主义的失败在于对市场失灵原因的认识。 在赶超战略之下,政府要优先发展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现代化大产业与资本相对短缺的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不相符,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只有在政府给予的各种保护、补贴下才能生存。因此,结构主义所强调的市场失灵实际上是对发展中国家资本密集型先进产业为何不能自发发展起来的原因的误判。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则在于对政府失灵的原因缺乏正确的认识。如果发展中国家把所有保护补贴一并取消,那些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必然会土崩瓦解,从而出现失业潮,甚至引发社会政治动荡,于是经济发展也就成为不可能。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出现,转型中国家政府经常在取消了对那些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的保护、补贴之后,又引进了种种新的、隐蔽的保护补贴,其效率与以往相比甚至更低,这就是在俄罗斯和前苏联、东欧国家所上演的一幕。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还在于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矫枉过正地对政府在结构变迁过程中所应发挥的因势利导的作用也一并反对。

　　“熊彼特型”增长或者说现代经济增长,其本质上的表现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它所反映的却是技术、产业、软、硬基础设施等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为了理解这种结构变迁的动力机制,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核心假设是,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总预算和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 不同要素的相对价格决定了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所有产业都符合这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则这个经济体具有竞争优势。新结构经济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洞见是,在任何给定时点,一个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该时点上的禀赋及其结构。 而产业升级和发展的速度不仅取决于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速度,还取决于软、硬基础设施是否做出了相应的改进。经济体要素禀赋的变化使其最优产业结构偏离之前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情况;这种产业结构的偏离要求新的基础设施服务以减小交易费用,使经济重返生产可能性边界,从而通过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提升维持经济的最优性。当企业所选择的产业和技术皆与经济体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符时,经济将会最有竞争力。随着充满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不断成长,它们将占有更大的国内、国际市场份额,同时也将以工资和利润的形式创造出最多的经济剩余。而且,由于拥有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这些经济剩余其投资回报也将最大。假以时日,这种战略将使经济不断积累物质和人力资本,不断提升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并且使得企业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越来越具竞争力。

　　新旧结构经济学皆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为基础,并且都承认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然而,新结构经济学并非是对旧结构经济学的简单复归,两者在政府的目标和干预措施上大异其趣:旧结构经济学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违背经济体比较优势的发展政策,通过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措施来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中心作用,并认为政府应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对企业所面临的外部性和协调问题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

　　三、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之问: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下的思考

　　新结构经济学尽管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其有关经济结构变迁的洞见对一个国家的特定区域性经济体的发展也颇具参考价值。特别是,由于财政体制的高度分权,中国在一定意义上已成为具有自身特色的财政联邦制国家,在此背景下,新结构经济学框架对于我们思考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尤具启发意义。 沿着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线索,本文就浙江经济转型升级思考如下四个问题:

　　(一)要素禀赋结构是否为转型升级奠定了基础?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因此在转型升级中,一定需仔细考量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条件。超越要素禀赋结构条件的转型升级必将使新产业缺乏比较优势,产业中的企业丧失自生能力,结果招致“揠苗助长”与“欲速则不达”之后果。就自然要素禀赋状况而言,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据专家测算,浙江省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标名列全国倒数第七位。 然而经济增长史实表明,自然要素禀赋状况并非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我们在这里主要围绕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三种要素来考察浙江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

　　刘易斯认为,当一个经济体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降至20%以下时,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开始向一元转换,曾经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将像其它生产要素一样出现稀缺,形成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此即所谓的“刘易斯拐点”。

　　2008年,浙江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已经低于20%,2010年进一步下降为16%,这表明“刘易斯拐点”在浙江经济中已经全面形成。据新华网报道,2011年浙江省技能人才缺口达到700万人,用工荒已经从季节性向常态化发展,缺工类型从技工短缺向普工、技工双短缺转变,缺工行业从制造业向批发零售等服务业扩展。这一资料进一步佐证了“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的重要判断。尽管劳动力供给约束开始收紧,然而浙江在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存量上的优势地位也悄然奠定。《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3》所提供的权威数据显示,浙江2010年人均物质资本约为11.8万元(1985年价),接近全国水平的1.7倍。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兄弟省市相比,低于北京与上海,稍逊江苏,大约是广东的1.5倍;人均人力资本约为29.6万元(1985年价),接近全国水平的2倍,低于北京与上海,与江苏基本持平,略高于广东。尚需指出的是,由于量化困难,通常的人力资本水平核算并未考虑企业家资源因素。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创新精神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经济持续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 由此看来,忽略企业家资源因素的人力资本水平核算存在明显不足。尽管目前还没有准确的指标能直接测度出企业家资源的丰裕度,但如果用“每万人中企业家人数”这个实证研究中常用的代理指标来衡量,则浙江的企业家资源显得十分可观。根据《浙江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报告》,截止2009年11月底,浙江每万人中企业家人数达111.2人,位居全国各省市之首。

　　基于前述的分析,我们认为浙江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已经为转型升级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而余下的问题是,浙江的产业结构是否正沿着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潜在比较优势路径逐级而上。

　　(二)现存产业结构是否与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如果产业升级转型的速度与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速度不匹配,则经济体潜在比较优势就无法转化为现实的比较优势。这里的不匹配既指产业转型升级相对于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停滞,也指产业转型升级过于超前,以致缺乏要素禀赋结构的坚实支撑。为了较准确地评价浙江现存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的匹配程度,我们需要寻找一个与当前浙江要素禀赋结构相似而又成功实现转型升级的经济体以作标尺。人均产出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体其要素禀赋结构状况的浓缩反映。根据世界银行2009年购买力平价标准,2008年浙江人均GDP相当于1970年的日本、1977年的新加坡、1986年的中国台湾与1990年的韩国。于此推之,就要素禀赋结构状况来看,当前浙江与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70年代末的新加坡、80年代中期的中国台湾与90年代初的韩国相似。这些国家与地区其当年的转型升级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为是成功的典范。然而不幸的是,当用这些标尺来衡量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时,我们发现浙江确实“步履蹒跚”。其中一些重要的证据包括:

　　第一,制造业中领先行业的资本技术密集度相对明显偏低。成功转型升级经济体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其制造业中的领先行业均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杜平所提供的数据显示,1990年韩国制造业第一领先行业是电器机械,约占制造业产值比重的14.6%;1965年日本制造业第一领先行业是化工,约占制造业产值比重的10.6%;然而2010年浙江制造业第一领先行业是纺织,约占制造业产值比重的11.7%,因此一相比较,反差立显。

　　第二,城市化水平相对偏低。城市发展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平台,其水平的提升将引领产业结构向高端化发展,使传统制造业逐步向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序列升级,因此城市化水平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先导性指标。然而,浙江目前的城市化率仅相当于韩国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在2008年,浙江城市化水平只有56%,而1985年中国台湾的城市化率为76%,1990年韩国的城市化率(含邑)高达83%。

　　第三,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2009年浙江服务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为33.6%,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3.5%,而按照徐明华等所提供的数据,这两个指标还略低于1980年韩国水平。 另外,浙江服务业内部结构转换相对滞后(杜平,2012),这主要表现在,房地产、金融两者占服务业比重高于1990年代初韩国水平约16个百分点,存在过度繁荣之虞;而服务业中信息科研、交通运输仓储、批发零售等所占的比重低于韩国水平至少5个百分点以上。

　　上述这些证据皆表明,浙江产业转型升级并未跟上其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步伐,两者呈现出明显的不匹配性。按照新结构经济学,浙江经济的潜在比较优势还无法转化为现实的比较优势,经济转型升级尚存显著的空间,从而这也构成了加快转型升级的动力。

　　尽管加快转型升级并非强行赶超,市场仍需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但按照新结构经济学,政府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因势利导作用也不可或缺。因此本文接下来对浙江政府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因势利导作用进行一个简单的评估。

　　(三)政府对产业转型升级是否做到了因势利导?

　　新结构经济学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一个分析框架,但新结构经济学反对“自由放任”(lais-sez-faireist),认为政府应该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扶植产业升级和实现经济多样化方面发挥积极的因势利导作用。其缘由在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需要协调投资行为,并对先行者产生的无法被私营企业内部化的外部性予以补偿。没有这样的协调和对外部性的补偿,经济发展的进程将放缓,因此政府应主动设法缓和协调问题和外部性问题,从而促进结构转变。

　　应该承认,浙江政府在如何发挥因势利导作用以助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具有不少的亮点。例如,浙江省委、省政府从浙江实际出发,于2010年推出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以重点支持。浙江省政府联合中国最大的B2B电子商务企业阿里巴巴推进大规模电子商务工程,即“万企工程”。该项目有利于更多中小企业通过网络化、信息化手段转变经营方式,完成转型升级。

　　浙江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于2009年3月正式成立,是全国首家投入运营的省级政府引导基金。不过也需指出的是,浙江政府在一些方面,尤其是在软基础设施完善上,原本可以做得更好。结合笔者从事的专业领域,本文在此以金融结构问题为例,进行一简要的分析。

　　熊彼特很早就对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他认为,金融的核心功能在于筛选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并为其提供信贷资金;信用制度在所有国家都是从为新的组合提供资金而产生并繁荣起来。

　　自现代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兴起以来,金融发展的熊彼特观点已被很好地模型化,并获得大量经验研究 支持④。新结构经济学承认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核心结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但又对现代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重要拓展。其主要的见解是,现有文献缺乏有关最优金融结构演化的理论,隐含了金融结构外生给定,不会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发生变化的假设。然而,随着产业的升级,产业的资本密集度和相关厂商要求的资本规模越来越高,同时产业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随着技术阶梯的攀升而变得越来越大。这就意味着产业所需要的金融服务的特性也会随着产业的升级发生变化。而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在资金规模和处理投资风险的能力上是不一样的,因此就存在一个与最优产业结构相匹配的最优金融结构问题。

　　银行业居主导地位,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这是中国金融结构的主要特征。初略来看,这种金融结构与中国经济整体所处的发展阶段是相适应的。然而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已处于较高级阶段的地区,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并不能有效满足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在浙江,资本市场发展的滞后就制约着产业转型升级的顺利实现。按照浙江省发改委课题组(2010)的研究,浙江资本市场存在如下不足:第一,资本市场创新能力不足。省内证券公司其整体实力落后于全国其他经济发达省份中的同行;债券市场发行主体结构不合理,债券发行人过度集中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发债较少;期货业尽管发展较快,但业务范围狭窄,盈利能力不强。第二,与资本市场配套的创新工具有限。浙江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较晚,品种较为单一,市场规模较小。同时,衍生品市场还面临着交易主体结构不平衡、基础产品市场发展滞后、债券收益率曲线不完善与专业人才缺乏等因素的制约。第三,产权交易机构众多,但单体实力弱,其整体联系也松散,从而难以形成合力,产生规模效应。另外,多数机构尤其是县级产权交易机构对业务领域拓展不深,没有充分发挥产权市场在资源整合及优化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以致部分县市在当地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完成后,把原有的产权交易机构改为了政府招投标中心,其主要职能发生了改变。

　　上文以浙江金融结构不合理,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滞后为例,试图表明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尽管在完善硬基础设施上浙江表现不俗,但在诸如金融体系安排这样的软基础设施上,还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间。显然,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要义,只有在软、硬基础设施完善上齐头并进,浙江政府才能发挥更好的因势利导作用。

　　四、结束语:以GIFF为浙江经济

　　转型升级的指南理论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秉承如此理念,林毅夫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思想,提供了一个政府行动指南———“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即GIFF)。GIFF由“两步六法”构成,“两步”是:第一步,确定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第二步,消除那些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兴起的约束并创造条件使这些产业实现现实的比较优势。建立在上述“两步”基础上的六项具体实施方法是:(1)政府可提供一份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清单;(2)在这份清单中可优先考虑那些私人企业已自发进入的产业;(3)清单上的某些产业可能是全新产业,应鼓励外资进入,还可以设立孵化计划扶持国内私人企业进入这些新产业;(4)关注本国成功的私人企业,为新兴产业扩大规模提供帮助;(5)建立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为新兴产业的成长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6)给先进企业或外资提供一定激励,如减税或其他优惠政策。

　　GIFF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我们不妨将其作为行动指南,并结合浙江经济的现实情况,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经济转型升级思路。以GIFF的“两步六法”为线索,本文在此对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实践进行一个简要的梳理。

　　浙江已经完成了第一步,即锁定目标新产业。浙江政府于2010年推出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以重点支持。这些产业是生物、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物联网、新材料、海洋新兴以及核电关联产业。统计数据显示,浙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猛。例如,在温州市经贸委重点监测的855家行业龙头企业中,23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在2011年1-5月实现产值43亿元,同比增长40.8%,超过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如果这些产业不具潜在的比较优势,出现如此的发展势头是让人难以置信的,于此可以判断,浙江在第一步已经交出了较漂亮的答卷,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浙江的第二步还处于进展之中。为了消除制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约束,浙江采取了如下措施:(1)鼓励外资进入。到目前为止,浙江已创建了10个“浙江省外商投资新兴产业示范基地”。(2)推进科技企业孵化工作。截至2010年底,浙江全省共有各类投入运行的科技企业孵化器超过100家,其中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26家,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53家;总孵化面积从2008年的175万平方米发展到312万平方米还有余,增长了73%。

　　(3)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新兴产业。目前浙商资本的资金流向正在发生改变,新兴产业的投资比重明显上升,尤其在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节能环保、新材料这四个行业,浙商资本加大了投入力度。(4)打造诸如杭州临江工业园区、湖州南太湖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园与嘉兴出口加工区这样的大型项目,以集聚新兴产业。浙江产值过百亿的省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在2011年已达16个。(5)为新兴产业提供优惠政策。例如在温州,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到2013年9月,全市已有51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享受各类税费优惠减免达1.59亿元之多。

　　已经取得的进展固然可喜,但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完善诸如金融体系安排这样的软基础设施上,浙江尚需加大改革的力度。在行文即将结束之际,本文最后要澄清的一点是,以GIFF为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指南,绝非意味着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由强势政府“越厨代庖”,来取代自由市场作出决定。产业转型升级取决于企业自发主动的选择,政府的作用则是以有限的资源来帮助这些具有潜在比较优势部门内的企业消除它们自己难以解决的具有外部性或需要多个企业协调才能成功解决的增长瓶颈限制。 浙江一直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是民营经济的发祥地,温州这样的民营经济摇篮皆诞生于此,而浙江政府也素有“亲市场”之美名,因此我们应对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之路具有浓厚“市场”色彩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