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融入影响因素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中的重要群体，他们与直接脱胎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第一代农民工不同[1].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和生活历程更多的是与城市联系在一起，然而由于过去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用工制度、社保制度、教育制度等还没彻底得到改善，加之严格的宗教信仰，独特的生活习惯，故乌鲁木齐市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只能游离于城市和农村的边缘，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因而，对乌鲁木齐市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进行研究，将对新疆的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乌鲁木齐市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融入现状分析

　　自清朝统一新疆后，新疆就形成了以维吾尔族为主体，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依据新疆乌鲁木齐市民族聚居的情况，笔者于2013年7月至8月，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二道桥、大湾、南郊客运站、南门和水磨沟区的六道湾进行调研。选取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这几个新疆世居民族中的农民工样本。调研以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形式进行。调查对象主要为企业中的少数民族农民工，从事批发零售的小商贩、在餐饮从事服务业工作的农民工，以及街边路人。此次调研，在乌鲁木齐市共发放调查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75份。其中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有198人，1980年前出生的第一代少数民族农民工有177人。

　　（一）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现状分析

　　1.个体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小

　　在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只有亲缘关系网络规模便于统计。而对于地缘、业缘关系网络的规模则通过他们每月在人际交往上的花费来进行粗略的判断。

　　从表1可以看出，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的亲缘关系网络规模较小。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亲缘关系网络规模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一人在城市生活亲戚数目超过10人以上，而第一代农民工还占有1.7%的比例，这可能与他们留在城市发展的时间长，亲缘关系得到发展有一定的关系。

　　业缘与地缘社会关系网络难以进行量化统计，因而笔者通过新生代农民工每月的人际交往花费来间接粗略判断他们的业缘、地缘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这种人际交往花费包括：婚丧嫁娶随礼钱、朋友聚会、聚餐等费用的投入。从表2可见，无论是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还是第一代少数民族农民工，人际交往花费月投入为0元者所占比重最大。首先，这说明他们的社交网络狭窄，没有太多的地方需要花费，其次也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中有部分人并不注重社会关系网络的搭建，生活基本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另外，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此费用投入数额的扩大，人数所占比例在逐渐缩小，整体呈现“金子塔”式。这也就间接说明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较小。

　　2.个体社会关系网络成分单一

　　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工作、生活，但边缘化的居住环境，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现状等因素使得他们与城市居民接触较少，平时交往的对象多为与自己有亲缘、地缘、业缘关系的人群，而且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较高的同质性。

　　调查发现，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平时的主要交往对象为家人，其次是同事、邻居和老乡。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同事是他们认为的主要交往对象。在访谈中他们普遍表示，日常工作的8小时与同事的交往最为频繁，但私下里很少联系，并没有与同事建立太深的感情。因而，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的业缘关系网络比较脆弱，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业缘关系难以为他们提供有力支撑。

　　3.个体社会关系网络侧重于内部交往

　　对于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侧重点，笔者从他们与当地居民交往的意愿与频率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农民工处于社会弱势地位，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无论新生代农民工（占45.5%）还是第一代农民工（占56.5%），大多将“政府”作为他们求助的第一选择。在访谈的过程中他们表示生活上的小事依靠自己和身边的朋友可以得到解决，但是有些大事由于他们在城市中没有熟人，而不得不向政府寻求帮助。他们非常希望政府能成为其坚实的后盾，在他们生活遇到窘境时雪中送炭，帮他们一把。从表6我们看到，将新闻媒体作为求助的对象者中，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高于第一代农民工。这说明新生代少数农民工思维更为开阔，信息时代新闻媒体的影响力对他们来说更大一些，他们更懂得运用新型的维权方式。

　　2.寻找工作的途径

　　农民工寻找工作的过程是其动用社会资本最为直接的体现，他们的社会资本存量越丰富，可动用的社会资本就越多。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寻找工作途径的调查显示（见表7），42.9%的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是自己找工作，这其中包括一些从事个体经营的小商贩；25.8%的人是通过亲戚介绍工作；15.2%的人是通过朋友介绍工作，而仅有3%的人是通过政府基层劳动力的输出或中介机构找到工作；另外有13.1%的人则是通过其他渠道找到工作。由此可以看出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寻找工作的主要途径依然是依靠亲缘、地缘关系网络上的初级社会资源的支持。第一代农民工情况与其相似。

　　（三）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对当地居民态度的感知

　　城市居民对当地农民工持接纳还是拒斥态度，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经调研发现：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中大部分人认为当地居民对他们很友好，只有小部分人认为当地居民对他们很冷淡，甚至是排斥。乌鲁木齐是一座开放性、包容性较强的城市，当地大部分居民对外来少数民族农民工是持有一种接纳的态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农民工聚居的片区大多都是本民族群众较多的地方，因而，这种对当地居民态度的感知，我们还不能确定是否更多的是来自于对少数民族城市市民态度的感知。

　　二、影响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融入因素分析

　　（一）社会交往呈“内卷化”趋势

　　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来到乌鲁木齐市，制度上融不进去，就业非正规化，居住边缘化等这些因素使得他们游离在城市之外，不得不向内寻求发展。因而他们的社会交往呈一种“内卷化”的趋势，即表现为内倾性和表层性[2].内倾性表现在他们交往的范围局限于规模较小的高同质性的社会群体，缺少与外界的交往。边缘化的居住环境使得前来务工人员居住在远离城市居民的地方，因而从客观上就限制了他们活动的地区范围，失去了与当地居民沟通和了解的机会，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生活圈，过着与其在家乡极为相似的“村落化”生活。这种生活的“村落化”,一方面体现了城市社会对他们的排挤，另一方面也帮助他们化解由于城市的排挤而带来的各种困难，因而形成了与城市社会很不相同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和文化氛围。

　　交往的表层性则主要表现在他们与城市居民日常接触频繁，但这种交往只停留在业缘层面，除了上班的8小时，私下不会有过多联系。因而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如同两条平行线，行进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

　　（二）可动用的社会资本匮乏

　　社会资本即指“个体从社会网络和自身所处的社会制度中可获得的资源。”这种资源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个体层面的社会关系网络（即关系型社会资本）；另一个层面是个体从制度中可以获得的资源（即契约型社会资本）[4].本文在这里主要探讨的是关系型社会资本。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是由血缘、亲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初级社会关系。从规模上来看，农民工所掌握的社会资本比一般城市居民要低很多；从结构和成分上来看，其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密集，对社会资本的占有两极分化，从事金融、教育、信息行业等高职业者所占比重较低，仅有19%.

　　而从事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制造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低职业者占56%,这充分说明了乌鲁木齐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结构不合理，可动用的社会资源匮乏。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通过这种初级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工作往往带有“复制性”,后面进城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多从事与之前进城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同样的行业，集中于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5].因而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的初级化使得他们无法提升社会资本的存量，可动用的社会资本匮乏，自然也就难以更好地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适应城市的生活。

　　（三）存在社会排斥

　　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过程中，有部分单位和城市市民总会对他们产生偏见，在态度和行为方面排斥他们，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就业排斥。在新疆一些用人单位对少数民族农民工很排斥，认为他们文化水平低、纪律松散、自我管理意识较差，而不愿雇佣他们。有些单位即使雇佣也会将他们安排在工作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劳动任务重的岗位上。

　　2.执法排斥。某些工商、治安、环卫、交通等部门的下级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对待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常常是态度蛮横，方法简单粗暴，有时甚至对其进行故意刁难、欺辱。

　　3.社会生活排斥。由于农民工的经济条件较差，因而住所大多有脏、乱、差的情况存在，再加上自身卫生意识较弱，使部分市民对他们相当排斥，在公共场合有不愿与其坐在一起的情况发生。

　　4.民族排斥。除了上述在农民工身上普遍会发生的社会排斥现象外，在新疆最明显的要数发生在少数民族农民工身上的民族排斥。2009年，新疆“7·5”事件的爆发严重伤害民族感情，尤其是给汉维关系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此后，接连发生的恶性事件更使民族关系趋于紧张。如果人们走在街上都要为自己的生命担忧，那么他们怎么可能乐于交往，相互照顾。

　　三、促进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对策与建议

　　（一）拓展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社交网络

　　从调研数据看，大部分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还是很乐意同当地居民交往的，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他们由于社会资本的缺乏而常常遭遇生活困境，他们迫切地希望与当地居民建立良好的关系，来化解自己孤立无援的社会境地。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很好的交流渠道和缺乏交际主动性，因而一直不能改善这种处境。要改善他们“内卷化”的社交趋势，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第一，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和文化的参与度，以社会居委会作为服务平台，积极引导和组织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的文体、环保等活动，让他们感受城市文化，走出“村落化”的文化氛围，融入城市，结识更多的人。第二，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所在单位组织与社区应该建立交往和沟通的渠道，组织形式多样的联谊或交流活动，增进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了解，扩大他们的交往范围，发展他们的社会网络。

　　（二）提升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

　　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资本匮乏与其边缘性的社会地位和自身有密切关系。增加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应从内外两方面入手。外，即构建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内，则增加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拓展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各层次的社会成员之间建立起一定的联系，从而提升他们社会资本的存量。构建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第一，要建立健全农民工组织，完善农民工维权机制。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应该积极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设立专门机构组织指导农民工团体活动。

　　第二，农民工的居住地点一般在城郊，多为出租房或单位集体宿舍，这种背井离乡的生活使他们在城市中很难找到归属感，应尽快帮助他们走出“村落化”的生活方式，真正融入现有的城市社区才能够建立新的更有价值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弥补离开原有农村社区带来的社会资本损失。第三，通过增加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从而增加他们的社会资本存量。如：加大对农民工的就业指导培训，提升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的汉语表达能力、文化水平、工作技能等，使他们走出劳动密集型的就业趋势，取得职业地位的上升从而拓展社会关系网络，丰富社会资本。

　　（三）消除对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社会偏见

　　对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社会偏见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社会行为，笔者认为要消除这种社会偏见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由政府牵头，建立良好的族际关系。如积极宣传在内地打工的维吾尔族慈善家阿里木的故事；大力表彰见义勇为的维吾尔族模范；改善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在内地的形象等举措都有利于在市民心中树立良好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形象。二是发挥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有效的宣传、劝说是消除社会偏见的一个主要策略。我们的大众媒体积应极发挥导向作用，还少数民族农民工一个真实的世界，增进汉族市民对他们的了解，减少社会偏见。三是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的自强自立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他们必须要认识到自身客观存在的不足，努力提升自身素质，勇于接受新事物、接受新观念，积极地去改变自己的形象，从而打破他们在汉族市民心中留下的刻板印象。

　　参考文献

　　[1]王春光。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认识[J].人口研究，2010（8）：31-34.

　　[2]刘丽。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现象及其城市融入问题[J].河北学刊，2012（7）：118-122.

　　[3]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6（9）：107-123.

　　[4]刘传江，周玲。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J].人口研究，2004（9）：12-18.

　　[5]马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7.

　　[6]李晓霞。新疆民族关系走向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2（1）：4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