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中信任危机的信息不对称解读
3.1 新生代农民工信任危机的信息不对称作用机制
信任是否发生以及发生、发展的状态与阶段可以用“信任度”来衡量，信任危机是指信任完成受到了不利因素的限制，信任度呈现递减趋势的状态描述。信任是经济交易中必需的公共品德，影响国家社会的文明程度，对于市民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在本文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发展状态和实现程度的重要变量。尹保红在研究政府信任危机时引入了表述信任度的抽象公式：信任度=认知/期望，一般以对方的认知程度与对其期望值之间的差别程度代表信任的级别大小，用以理解和解释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信任度问题是有借鉴意义的。
而在具体解读中，认知程度的高低与信息密切相关，信息是否全面、是否正确是形成认知的关键因素。信息获得的越真实、越顺畅、越完善，形成的认知程度就越准确、越深入，在一定时期内对对方期望不变的情况下，对对方的信任程度就越高，酿成信任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当然，如果双方都掌握了对方足够多的正确的信息，彼此的相互信任度就越高，信任危机就有可能会消失或者不会发生。
分析的社会关系不同，认知度与期望值所代表的主体不同。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信任度的考察。从上述公式判断，影响城市居民信任度的因素是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认知，以及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期望值。在其期望值一定的情况下，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认知程度的大小会影响其信任度的高低，认知程度的不足会导致信任度的下降，认知程度越低，失望、不满甚至歧视的程度就越大，必然带来信任度的降低；而在认知程度不变的情况下，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期望值的大小同样影响信任度的高低，一般是负相关的发展趋势，只有期望值较低时才可能带来信任度的提高，而一旦期望值较低时，也就意味着双方了解、交往的吸引力不足，缺乏信任建立的动力与条件。同样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信任度的因素是其对于城市居民的期望值及认知程度。在信息无法有效获得或传递的情况下，认知程度就会保持在低水平范围内，对城市居民接受社会融入的期望值越高，其失望、不满的感受就会越强烈，信任度就越低；而如果信息的传递、反馈等功能可以充分发挥，认知则会越丰富、越趋于正面，信任度就会不断提升。依据信息的运行规律对社会主体间信任度的影响，可以描述社会生活中信任危机的发生及发展状态，对于我们理解信息、信息不对称对信任危机的作用机制，以及寻找有效化解信任危机的策略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
3.2 新生代农民工信任危机的信息不对称具体阐释
信任在过去以宗族、亲缘及血缘等特征为主的小农经济社会体系中没有被“危机化”,不是因为信任危机问题不存在，而是当时相对固定、熟悉或者说闭塞的生活和社会环境使得社会群体之间具有高度地信息的对称性和行为的可预见性，信息几乎都处于共享阶段、传播渠道顺畅，信任建立在简单的相对公开、透明的关系中，信任度很高，信任没有可以过分危机化的条件，即使有些不和谐情况，系统内部就能够自行消解和处理。
但是，机器大工业取代小农经济之后，现代社会的分化加剧、分工细化、流动增强、业缘取代血缘等系列特征次第出现，制式化的管理模式和制度因素都给信息交流设置了权限，原本顺应的沟通关系变得恶化，基于个人历史来进行判断的人格信任方式已经不适应现代的陌生社会环境，特别是对于进入城市谋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传统农业环境的成长与现代工业环境的交往之间的差距，信息的不对称问题十分突出。关联各方都无法依据以往存在的证据对对方做出恰当的判断，如果想实现顺利的沟通与交往，就要搜寻便于了解或判断的信息，而一旦信息搜寻成本过大，超出其可预期的收益时，关联各方就会选择放弃搜寻，掌握的信息就会不充分或者不正确，起码的人格信任都无法完成，现代社会要求的普遍信任更无从谈及。这些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任危机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产、生活与交往中表现突出，本文以施信者和受信者两个主体为讨论的对象，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每个人既可能是施信者，也可能是受信者，在不同表现领域，代表的主体内涵不同。
3.2.1 信息不对称在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中的存在
伴随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剧，社会各主体的生存压力不断加大，每个人都可能面临择业、失业、下岗等方面的困扰。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带来了信息上的不对称，加大了交易的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任危机在就业领域存在感明显。
以应聘者主动去企业应聘的过程来说，寻找工作的应聘者是施信者，企业中的招聘者是受信者。对于用人企业来说是拥有信息较少的一方，对于应聘者相关情况的信息无法有效获得，承担着无法区分应聘者的能力素质带来的风险。为了实现招聘的有效性，降低选择到不合格员工的风险，作为企业会努力从应聘者那里获取可靠的信息、促进认知程度的提高，而在无法有效获得更真实和可信的信息的情况下，会根据以往社会中关于其固有的经验定位和个体的能力素质等认知证据做出判断。如果应聘者是在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或城市人力资源之间进行选择，往往是依据身份、社会资源拥有状况为依据，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区别对待”.据调查，95.46%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受过专门的职业教育，基本无一技之长，在附加值高的企业、行业内无法立足，就会转向次级的就业领域，80%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是工业、建筑、餐饮、运输等服务性行业的社会底层工作，这在社会中是无法形成竞争优势的，无法从事技术含量高的职业意味着无法实现相对高额的经济回报。而在择业竞争中，出于对城市居民利益的维护，最大限度地维持城市经济体制的平衡转轨和稳定，城市居民占有信息资源的优势，就不可能给予新生代农民工自由而平等的竞争机会，新生代农民工与雇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往往导致其在与城市人力资源竞争时，成为被拒绝的对象，不可信任、不可委以重任是最直接的理由，也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困难程度。
3.2.2 信息不对称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交往中的表现
目前阶段，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主要是乡-城移民的模式，新生代农民工多是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环境，生活在都市中、现代化的进程同样激起他们对更体面、更有尊严生活的追求。然而现实社会交往中人际关系及生活等信息资源的缺乏，导致认知程度几乎处于匮乏状态，短期内无法实现城市社交圈的融入，多是将熟悉的亲友、同乡的范畴作为选择居住地及职业类型的首选，信息资源的匮乏造成了人际交往圈子的封闭与孤立。除了作为服务者提供劳务等某些形式上、表面上的业务联系，与城市居民间缺乏良性沟通与互动，更谈不上交往。目前，社会融入生活现状中，新生代农民工是拥有信息较少的受信者，几乎没有信息优势，不太可能依靠熟人关系在新的环境下容易地解决就业、取得城市身份和获得各种公共品。反之，生活在大城市的居民，原有被社会制度赋予的土着民身份，就可在移民推动的经济发展中取利，拥有的社会资源让其还保持享有熟人社会之外的好处，城市当局对移民和原居民差别对待的社会政策，更加深了彼此不信任程度。
作为衡量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生活状态和交往程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发展程度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思想状态与行为选择。而信息是贯穿于生活、交往始终的有效工具，一旦基本的信息沟通无法完成，就会破坏城乡居民间的信任基础，新生代农民工就会丧失话语权，难以实现充分的利益保障和社会资源的积累，只能游离于城市生活的边缘，陷入无法实现社会融入的恶性循环的泥沼中。社会生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各种矛盾压力正是这些机制形成的原因。
3.2.3 信息不对称在新生代农民工权益表达中的体现
弱势群体掌握信息资源较少，获取信息资源的途径过窄，而信息的搜寻成本过大等等是不争的事实，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在社会结构中，其弱势地位却是真实的存在，也是社会融入中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
过去，城乡差别扩大、二元结构固化等状况的存在，将新生代农民工置于被支配、被控制的地位，城市居民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各自掌握信息不对称，新生代农民工掌握和理解国家方针、政策的等信息资源的程度明显不及城市居民，而获取有效信息资源的渠道又不畅，造成地位实际上的不平等，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是风险被转嫁的对象，即使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也无力进行有效的表达。比如在社会保障政策的参与中，国家对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政策大多是强制性的，但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缺乏相关政策咨询和指导服务，对社会保障的办理程序不了解、不信任，认为作用有限，缺乏积极的参保态度与意识，而一旦遭遇不测情况时，就会失去基础的保障，加大了道德风险出现的可能性。
现在，社会流动的加剧、制度政策的放宽，给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提供了就业与经济保障的机会，但是在争取民主政治参与及广泛的社会参与时，却由于政策信息、交流沟通的限制，无法合理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在城市安居乐业等等。这些都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不利影响在权益表达中的突出体现。
3.3 新生代农民工信任危机的信息不对称影响要素
沟通和了解应是正常社会人的天然属性，但我国由于信息不畅引发的信任缺失引发了整个社会的焦虑，使不信任成为一种习惯和流行病。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信息占有不平衡、彼此间的信息博弈的供求严重失衡，信息不流动、不对称带来的不和谐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固有的意识性机制导致了部分群体对信息的控制和垄断模式的形成，控制信息的沟通与交流会切断信息的传播与路径，扰乱信息功能要素的正常运行，强制性的思维方式必然带来信息的不对称，信息的不对称强化了彼此间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信任危机严重影响社会成员正常的生活、交往。因此以信息角度来思考新生代农民工信任危机的表现时，信息的传递、理解和反馈功能发挥的受限制是值得分析的方向，而处理信任危机问题时，从促进信息在社会成员间的有效传递、充分理解和及时反馈等方面来进行分析，不失为一种减缓其危害的方式。当然这里的信息必须要保持真实性，否则就毫无价值，假信息比无信息更糟糕。
首先，信息传递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价值的主观性造成的价值认知差异的存在，如双方对同一事物的价值认知完全是客观的，信息内容就没有了传递与交换的动力。而信任之所以发挥作用，是因为每个人的欲望和需求差异性的存在，当然，差异存在才是正常的状态。正是个人的需要与集体的需要、自我的需要与他人的需要相差甚远，信任才有了用武之地。“假如每个人的目标在本质和顺序上完全一致，就不会有潜在的矛盾，所以也就不需要信任。自然这种需要和欲望相同的状况几乎很少出现，人类社会生活的特点就是各种不同欲望之间存在着无休止的斗争。”①信息传递功能发挥的落脚点就在于信任产生在知与不知之间，卢曼写道：“归纳到底没有明确根据供给信任；但信任是从已有的证据进行估计；如齐美尔指出的那样，它是知与无知的融合。”②齐美尔认为通过预测和计算未来的可能事件的可靠性得出的信赖给了人类敢于行动的动力，彻底了解的人会有牢靠的信任关系，不用担心信赖的消失，反而是不了解的人之间才会在意信赖关系的存在，信赖是对一个人的知和不知之间的状态，因此，信任介于知与无知之间。信息的传递过程就是不知与知之间的转化过程，也是信任度增加缓和信任危机矛盾的实现过程。
其次，信息交流有连贯的程序，交换或者传递彼此的信息资源不是交流的最终环节，传递后的再加工，即关联方的相互理解与彼此接受的步骤，同样关键。由于传递信息的各方都是独立的个体，成长经历、生活习惯乃至价值观都不尽相同，如果无法达到理解与接受的程度，矛盾和摩擦就会出现，也就无法实现信任的要求。这时要有换位思考的意识，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找出对方的合理点，提出双方都可接受的建议和对策，缩小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任差距。一般来说，信任的实现机制与信息的给予和获取有关，而人际关系中的信任是对方给予的，信任关系的好坏取决于信息的给予和获取是否相对平衡，如果两者大致相当，才可能往良性态势去发展，因此，只有相关联方实现彼此信息的充分理解和接受，才能确保信息交流的顺畅，创造信任得以完成的条件，从而避免信任危机的产生。
最后，如何知晓双方的态度和想法，及时、有效的反馈信息是必须阶段。信息反馈指的是在对获得或传递的信息进行理解、接受等再加工环节之后，给予对方反应的过程。
而反馈功能的顺利发挥有利于关联方的透明度与参与度的增加，帮助行为导向性和程度化的规范。这个环节中，最好规避利益相关方的直接沟通，因为会影响反馈功能的实现效率，可以借助无利益纠葛的第三方来进行和传递，从而提高有效性、公正性和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