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中信任危机的描述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的特有产物，这个群体的出现推动了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提高，也导致了传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颠覆式的质变，必然带来相当多的社会问题，社会融入难实现是较为突出的表现。这其中有政府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和社会稳定的刚性要求所限，但这是背离正常城市化发展轨道的。在外部日益完善的制度要素和内部逐渐改善的素质要素的共同配合下，尤其是在社会物质条件极大丰富之后，个体对于尊严和地位等要素的要求变得十分迫切，特别是为城市创造丰富物质财富的新生代农民工，“被排挤在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之外，被排挤在社会服务之外，被排挤在社会关系的参与之外，”
会使得他们对传统既定秩序的限制提出质疑，加之原着居民一味地排斥与无视，往往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变得不信任他人或者不被他人信任，这是禁锢着城市化发展步伐，也不利于社会融入实现的。而“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对弱势群体的排斥将破坏社会和谐，增加经济成本。”
实现社会融入是减少社会不公平、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选择，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时代赋予的权利，是工业化、城市化推动的必然趋势，更是真实愿望和理性选择的结果，如何有效完成是必须思考的问题。
2.1 半城市化：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现实写照
社会流动不断加剧和城市建设“蔓延性”扩张，为社会融入的实现和城市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新生代农民工拥有充足而纯粹的劳动力资源，凭借原始劳动力参与到经济建设中，为实现城市化做着努力。与父辈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成长经历相对完好，进入城市后就对生活有了强烈的认同感和融入期望值。“对他们来说，城市将会开启新的生活方式，也将有不同的前途与命运。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辈们‘种地收割’的生活方式。”
然而无论从现实要求还是自身表现来看，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城市高昂的生计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等有形无形的门槛持续冲击着他们的城市梦。”
目前，用于凝固社会身份、阻滞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有些许松动，但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因素仍在人为设置障碍，诸如子女入学、医疗保障、住房条件等都没能实现同城待遇，将新生代农民工排斥在分享城市社会资源之外，是对其价值存在和利益诉求的忽视。同时，城市居民制式的社会化行为与思维，更多的将其定位于“侵略者”、“外来者”,很少系统地思考与之融合的结果，对于相处态度和模式缺少正确思维，继而在行动上就切断了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使得彼此间隔着隐形却难以逾越的鸿沟，融合与和谐无从谈起，自卑、无助、飘荡的“城市过客”心态带给新生代农民工很大的心理压力。
除了内心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城市氛围的渴望，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来源、生活方式亦或者消费习惯都越发趋于城市化，受限于自身知识的断层和缺失，无法形成与城市人才抗衡的择业竞争力，无法达成“双向选择”的优化结构，只能退而求其次地选择层次低、稳定性差、技术含量少的职业领域，缺乏固定而连续的收入来源。经济上的不满足使其置身于纷繁复杂的城市环境时，理想与现实间的落差感极大，易被享乐、利己的观念诱导，将奢靡、享受视作城市生活的根本意义，而忽略城市化的本质，当无法达成立足、融入城市的愿望，又缺乏回归家乡的勇气与条件时，为了生存往往会铤而走险，可能触及道德甚至法律的底线。“根据国务院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大概有 84.5%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做过农活，30%左右的人没有承包土地，40%左右没有宅基地，92.3%表示不愿再回到农村。”
多地法院在往年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件数、犯罪人数统计时，几乎都占到了全部审理刑事案件、全部犯罪人数的三分之一。
外部的制度公共品和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足，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的挫折感、剥夺感尤为强烈；自身的“边缘群体”的社会定位和被边缘化的心理负担加重，导致他们焦虑感、自卑感蔓延。种种冲突相互交织，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无疑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外部压力和自身薄弱造成的“半城市化”困境，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最真实的写照。
2.2 信任危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重要变量
层级分明、阶层分化的社会结构历来是中国治理国家的选择，各群体一般都会自觉归类各自的等级、地位的序列范畴，不同时期的分类基准和内涵不同，但都界限分明。
过去是固有的、有形的等级分离制度的天然分割，切断了阶层间的沟通与自由流动的可能，如今是横亘在社会群体间人为的、无形的不信任氛围，阻碍了社会群体的融合与融入的实现。我国正处在加速转型和社会转轨的重要时期，社会经历着从依附性向独立性过渡的重大改变，建立在亲缘和地缘前提下的传统信任模式已经式微，过去仰赖熟人关系的非正式网络建立的信任效力减弱，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维系越发困难，信任危机弥漫于各个角落，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行业几乎都陷入了信任危机的漩涡之中。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旨在抹掉这种无形的不信任氛围，但实现的过程并不顺利。令人堪忧的对立情绪存在于城乡居民间，警惕、怀疑、冷漠、歧视甚至敌对等不良态度几乎成了他们生活和相处的主题，信任危机十分严重。而对立情绪往往是双向的，既有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不信任，即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或群体恐慌、歧视的态度，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缺乏现代文明的野蛮群体，进城是对现有社会资源的掠夺、对城市生存空间的挤占；也有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不信任，即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欺骗、不公的想法，认为城市居民是不事劳作的既得利益者，限制他们进城是对其人格尊严的侮辱。这其中不乏想当然的标签定位，但有研究表明，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最低，信任危机最为严重，因为这种社会群体间多处于从未交往或不太交往的互动体系中，所掌握的了解对方的信息量不足以做出可信赖的决定，如果无法获得充分而正确的信息，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而会做出损害彼此利益的选择。不交往无法形成有效的交流，缺乏交流带来了双方的不信任，不信任更加深了彼此对于原有标签定位的认同，信任陷入危机的怪圈，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重要变量。
信任危机之所以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中重要变量，是基于信任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分析。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但资源与资本等硬要素决定经济发展，信任作为一种软变量也是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是影响着城市化稳定程度的核心要素。众多专家都在研究中论证过这个观点。“阿兰·佩雷菲特在其着作《信任社会》中提出信任是促进现代性和经济增长的动力；普特南则认为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最关键的内容之一，是促进民主治理和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福山在其《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也认为信任是导致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信任的程度影响着经济运行的成本与规模的大小；尤斯拉纳在着作《信任的道德基础》中表明社会的普遍信任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同时从哲学角度思考，经济因素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社会存在，而信任度问题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马克思经典理论中就论述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能动的反作用，落后的、不科学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有阻碍作用”,①信任危机是落后、不科学的社会意识的代表，一旦滋生将严重影响经济条件等社会存在，特别是存在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不仅对经济的繁荣程度以及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与质量有阻碍，也限制他们与社会的融合进程，反之亦然。荣损相依，连锁效用明显，信任危机问题及时有效的处理，其他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