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投资是公司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掌握其决策权的管理者会如何决策，一直是许多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在委托代理和信息不对称等传统理论已不能较好解释一些异象时，学者们开始以管理者自身的认知、行为或偏好等特征构造新的解释框架。心理学和管理学的许多相关研究发现某些早期经历能对公司管理者的信念和偏好产生长期持续的重大影响。Donaldson[1]发现在年少时期经历过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的公司领导人，即使长大后仍受大萧条时期资本市场崩塌的深刻影响，以至于非常怀疑外部资本市场是否能作为个人或公司的可靠融资来源，因此更偏爱于自源性融资。Malmendier 等[2]也发现出生于大萧条时期的公司高管，表现出保守的公司财务政策，不愿意进行外部债务融资并且杠杆率较低，与之相反的是有过参军经历的管理者则在财务政策中表现激进，使用较高的财务杠杆。
国内关于高管经历对公司决策影响的研究主要是任职经历，这些或是作为高管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或是职业经验，而关于重大事件对管理者冲击的影响研究较少。赵民伟等[3]发现在童年或青少年时期经历过大饥荒的管理者，会选择更为保守的债务政策，并显着降低了公司的负债水平，在债务期限结构上偏好于更灵活的短期债务而避免长期负债。晏艳阳等[4]发现有参军经历的管理者在做公司财务决策时对风险因素不敏感，会选择激进的债务政策并显着提高公司的杠杆比率。
综上所述，在管理者早期生活经历对公司政策影响的研究中，大萧条、大饥荒和参军经历是主要研究对象，有大萧条或大饥荒经历的管理者表现出保守的特质，而有参军经历的管理者则表现出激进的特质。现有该类研究重点是在公司融资决策的领域，而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较少，因此选择 1959-1961 年发生的大饥荒和参军经历这两种具有相反人格塑造特性的事件作为基准，研究管理者的这两类早期生活经历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以填补这块研究的空白。
二、研究假设
1959-1961 年的大饥荒是全国性的灾难事件。在饥荒中会使人们养成节俭的习惯，由于只有积蓄的家庭才能少挨饿，会使孩子们意识到储蓄对于生存的重要性，即使在饥荒中幸存的年轻人在成年后的生活环境已然发生变化，不再面临饥饿的危险，他们仍然会有节俭和爱储蓄的偏好。这种非理性的预防性心理和储蓄偏好会使大饥荒经历的管理者选择保守的财务政策，降低公司的财务杠杆[3].由此我们推测大饥荒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有两个方面的长期影响：（1）大饥荒经历管理者在做公司投资决策时更看重公司的负债水平。公司已有的负债水平反映的是公司的再融资空间，即受融资约束的程度，以及公司所承受的财务风险水平，其会抑制公司的投资水平。大饥荒经历管理者出于更强的预防性心理和内源性融资偏好，本身对公司的财务杠杆更保守，因此相比同行，在做投资决策时会对公司的财务杠杆水平更加敏感。（2）公司已有债务水平会影响管理者的公司投资效率。由于大饥荒经历管理者对公司的债务水平更谨慎，当公司已有负债水平较高时，其为避免新投资项目挤占公司现金流而导致负债水平被动扩大，进而增加公司的财务风险，因此会减少不必要的投资，进而抑制过度投资；但与此同时，在机遇面前，由于对杠杆的过于保守，会放弃对股东有利的投资，因此会导致投资不足。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大饥荒经历管理者在做公司投资决策时，对公司已有的负债水平更敏感。
假设 2:当公司已有负债水平较高时，大饥荒经历管理者会抑制公司的投资过度，却也会增加公司的投资不足。
有参军经历的管理者一般在 17 或 18 岁进入部队或军校，正值心理逐渐成熟和价值观的形成期，这段经历所赋予的与众不同的教育和环境，必然会对其信念和偏好产生影响。心理学认为参军经历管理者更为激进和自信，会放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认为越积极进取越可能成功，并且具有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即便如此，参军经历管理者可能受融资约束等因素制约，无法直接推断参军经历会正向对公司投资水平产生影响。然而，公司现金持有量可以对冲融资约束对投资的影响，许多研究都发现持有较高现金水平的公司会增加投资水平，极易导致过度投资，因此我们推测在拥有相同可支配资源时，参军经历管理者会比同行更激进，投资水平增加得更多。在公司拥有较高现金流的情况下，参军经历管理者更可能会选择积极进取的公司投资策略，对成功抱以更为乐观的态度，因此投资部分低效的项目造成投资过度的可能性更大。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3:参军经历管理者在做公司投资决策时，对公司持有的现金水平更敏感。
假设 4:当公司持有现金水平较高时，参军经历管理者会增加公司的投资过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