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的学科属性与导向

　　在过去几十年间，管理学无疑是发展最为迅速的学科，新观点、新学说不断涌现，学科分支日渐增多，学说丛林日趋繁茂，已构成人文社会学科中一个绚丽的景观。原因有二：①许多组织的管理实践为管理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如质量管理、精益生产、流程再造、平衡计分卡等理论都直接来自学者们对成功管理实践的研究；②管理实践者对管理知识的需求形成了拉动学科发展的强大力量，以我国的高级管理培训项目为例，仅2002~2006年间培训经费就增加了15倍，培训的内容和有效性已成为学员们选择培训项目的主要标准，许多企业还建立了自己的商学院或管理培训中心[6].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发展预示着，从管理实践的视角来研究管理学的学科属性，有可能识别出一些独特的内涵。
　　
　　1、管理学的绩效导向。
　　
　　管理学以及许多人文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在于，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具有时变性和情境化的特征。自然科学的观察对象长期存在，即使对反应最为剧烈的自然现象，如火山喷发、地震或一些化学元素的化合反应，人们也可以进行反复观察。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研究对象与无关因素容易被分离开来。这使得自然科学逐步朝向普适、精确的方向发展，科学知识得以积累和更新，新科学范式取代旧范式成为可能。而包括管理学在内的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对象会随时间发生变化，研究者难以长时期地对研究对象进行重复观察；研究对象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又错综复杂，许多情境化因素必须被包含在研究之中。这种时变性和情境化特征，给人文社会学科设定了一个先天的不确定基础。
　　
　　众所周知，管理学有极强的实践性，这一特征甚至可以被看作管理学的基本特征。管理理论主要来自于实践，管理研究的有效性也“必须部分地由它对管理实践产生的影响来衡量”[2].但管理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有什么样的区别？怎样才能将管理学与经济学、教育学、艺术理论等同样具有实践性特征的学科区分开来？
　　
　　我们认为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要思考管理学所追求的实践目标是什么。管理学发端于对企业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的研究，而后应用范围才逐步扩大到其他各类组织。在管理学早期的标志性成果---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诞生之前，企业作为人类生产组织方式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企业对利润的追求，或者说企业管理实践对绩效的追求构成了企业的基本属性。
　　
　　19世纪末，以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谢尔曼法为标志，美国的市场竞争环境得到规范，企业绩效更多地取决于市场竞争的结果。无论管理学的研究，还是管理实践的探索，都受到了这种支配性力量的影响。管理理论和实践所追求的目标是如何在复杂的竞争性环境中提高企业绩效，“管理机构在做出每项决策和行动时，都必须始终将经济绩效放在首位”[7],这是管理学产生的原动力，它赋予了管理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的基因，即组织的绩效导向。对20世纪100年间具有持续影响的代表性管理学着作及其研究问题的文献梳理表明，从20世纪初至70年代，管理研究的中心议题是效率，后来则转向企业的持久竞争优势与可持续发展[8].而持久竞争优势与可持续发展，都属于 企 业 的 战 略 绩 效 问题[9].
　　
　　企业存在于社会大系统之中，作为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诸多分支与研究企业管理活动的管理学必然有交叉领域。管理学独有的绩效导向使得管理学与这些学科区分开来。
　　
　　举例来说，企业社会学是研究“企业组织的内在社会机 制 和 外 部 社 会 联 系 的 社 会 学 分 支 学科”[10],其研究目的从属于社会学范畴；而管理学中对企业内在社会机制（如企业文化、领导方式等）的研究主要探讨这些机制对绩效的影响，因此运用社会学理论研究企业文化、领导理论等方面的成果属于管理学范畴。又如，组织成员的人口学特征如果与组织绩效有关，相应的研究命题（如“家庭状况与离职倾向的关系”）就会成为管理学的命题，否则这些特征只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再如，经济学是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以经济行为和现象为研究对象，尤为关注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效率（也被称为市场绩效），而不是一个组织的绩效；管理学家则更为关注企业绩效。在科学迅速发展的20世纪后半叶，交叉学科已成为创造新知识的重要领域，管理学自身聚合了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交叉学科的特点。但不同学科的基本问题或学科导向有着明显差别。如果忽略了这种差别，交叉学科就会失去方向。
　　
　　绩效既是管理学的学科导向，也是管理学的核心概念。管理学研究的问题，都与组织绩效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无论一种管理思想或管理模式，一种管理风格或管理行为，还是管理决策中的一项具体论断，管理学研究关注的是它们对组织绩效的影响，而不是其他的人类学或社会学方面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愿景型领导、学习型组织、阿米巴模式以及各种管理创新的实践才进入管理学研究的视域，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经济学概念才被吸纳进管理学理论之中。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管理职能分工细化，管理学也演化出许多分支学科，如营销管理、运营管理、财务管理、战略管理等，这些学科研究的问题依然与企业的部门绩效或总体绩效相关。
　　
　　在管理学领域，绩效一词可以用来指称效益、效率、达成目标的程度等各种组织或个人的工作结果。人们在不同语境中使用这一词汇时，含义可能略有不同，但都会承认绩效是客观存在的，也会承认组织以改进绩效为目标。绩效的存在性作为本体论预设，实际上已为管理学家普遍接受。管理学领域的多学科探索之所以能够相互交流、相互融合，也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个基础。对绩效概念的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它具有两个重要的性质：①绩效水平的相对性，即判断绩效水平的高低没有绝对标准，只能通过和另一种水平比较才能得出结论；②绩效含义的时代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对组织的要求会在绩效的含义中表现出来。管理学科的绩效导向，正是通过这两个性质左右着管理理论的研究与更替。
　　
　　绩效的相对性意味着，绩效改进是在可比的相对目标引导下的管理活动。对于管理实践者而言，绩效的相对性只是常识，正如人们耳熟能详的说法：“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可对于管理学研究者而言，绩效的相对性首先决定着研究对象的选取。在管理学研究中，绩效优异的企业格外受到青睐，比如高收益企业、高成长企业、基业长青的企业，等等。柯林斯[11]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列出的那些企业名单，最为生动地反映出管理研究的这种取向。当然管理学研究也关注失败者，因为至少对一部分管理实践者而言，从失败者那里归纳出的教训有时比成功经验更有启发意义。可以说，管理学研究拒斥平庸。人们可以选择普通的企业进行研究，但决不是希望在平庸的活动中发现平庸的道理，而是希望从中寻找改进绩效的有益启示。
　　
　　组织绩效没有绝对的标准，绩效改进也没有绝对的法则。绩效的相对性使改进绩效的管理活动注定成为永无休止的探索，这种探索既为管理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也为管理理论知识的更替提供了原动力。也就是说，绩效的相对性决定了管理理论的相对性。在管理理论中，不可能存在普适的、永恒的原理。一种学说或原理如果被所有管理者接受且充分践行，这种学说就不再对绩效改进有什么参考价值，只能作为管理学说史的内容而存在，它们的位置将会被人们从探索性管理实践中提炼出的新学说所取代。如果把理论或知识体系的稳定性作为学科成熟的标志，那么管理学科就不会走向成熟，而是永远保持着蓬勃发展的新兴形态。
　　
　　绩效概念的时代性反映出了社会进步对组织的影响和要求。在不同历史时期，无论个人绩效还是组织绩效，有着不同的含义。如果在19世纪恩格斯考察的英国工厂里，工人的绩效只能是其生命受摧残程度的同义语，而现代企业工人绩效则以职业健康和劳动安全为前提。
　　
　　同样，100年以前的企业可以通过破坏环境、压迫工人或操控价格等种种劣行来获取利润，而合法经营是当代企业正当盈利的必要条件，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把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纳入了自己的经营目标，履行社会责任自然成为企业绩效的一项构成。管理学家应该作为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不能也不可能对社会进步的潮流持有超然的态度。由于绩效的概念几乎渗透到管理学研究的每一个部分，管理学家在研究时也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他们的价值倾向必定会融入选择观察对象、归纳成功经验的研究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