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者的人格设计属于一个管理学层面的问题，而系统性的管理学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进入社会化大生产时代是近一百年左右才开始的，因此，管理学之于我们其实是一个舶来品。我们虽然可以援引西方的管理学理论来为中国的决策者做人格设计，但中西之间的文化差异决定了中国决策者的人格设计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来进行。事实上，中国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管理学理论，但是儒家学派作为一门入世的哲学，其关于治世的诸多主张已经涵盖了管理学的内容，而儒家学派对理想人格追求的详尽阐述，恰可作为蓝本和模型，为当代中国决策者的人格设计提供借鉴。
一、决策者的角色需求分析
人格，是指个体在行为上的内部倾向，它表现为个体适应环境时的能力、情绪、需要、动机、价值观、气质、性格和体质等方面的整合[1]1.决策者的人格设计，简单来说，就是找出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做出正确判断所需要的人格特质。而这项工作的成败与否，首先取决于对决策者这一角色的分析是否准确。
所谓决策者，通常指代的是团体中享有决策权力的人以及对决策有较大影响的人。从团队的管理和运作的角度来说，决策者的主体应是各团队中具有决策权力的管理者。对于一个优秀的决策者而言，任何一个决策的发布都是不容易的：一方面决策者需要综合多方面的因素尽可能全面地进行考量，继而做出相应的判断；另一方面，决策的本质在于下属必须执行这项决策，让决策发挥有效性。换言之，决策者不仅要考虑决策本身的合理性，同时还要顾及到决策执行者的情绪和接受度，保证决策能够被顺利地执行，否则，即使是好的决策，若没有得到好的贯彻，结果也难免差强人意。由此可见，决策者在团队中所扮演的角色要求，其人格设计至少要满足两个层次的需求：
其一，能力。决策者的优秀首先体现在他的能力上，这里的能力包含着他对问题的洞察力、对事务相关需求的反应力，以及对决策过程的掌控力等等，而这些能力的形成又与其本身的知识能力相关联。依托丰富的知识储备，决策者才可以在对问题进行分析时较为准确地做出合理的判断。
其二，心态。事实上，决策不仅仅是决策者的一种权力，更意味着压力和责任。任何一个团队的决策者，在决策的过程中都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而当下社会发展的瞬息万变也注定了决策执行的结果存在着诸多不可预见的变数。因此，作为决策者本人，无论是在他进行决策的过程中，还是在其决策被付诸实践、等待结果的时候，都必须保持良好的心态，做到宠辱不惊，以便在出现问题时可以迅速地做出调整，以达到预期效果。
以上基本上可以归为对决策者人格设计的一个速写。而之所以说儒家关于理想人格的思想可以作为中国的决策者人格设计的蓝本和模型，则是因为，儒家所推崇的理想人格的理念基本上可以满足当前中国社会大小决策者们的角色需要。
二、儒家理想人格的内涵
儒家的哲学是入世的哲学，历代儒家学者都十分注重研究“治世”的主张，因此，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设计都少不了作为统治者的角色要求，这不仅为当今政府管理者的自我管理提供了借鉴，也为当下企业管理者和决策者塑造人格提供了学习的素材和努力的方向。
儒家经典中关于理想人格的说法有很多，如“圣人”“贤人”“仁人”“志士”“君子”“成人”“大丈夫”等。虽然称谓有所不同，但基本上可归纳为两种人格，即代表着儒家理想人格最高追求的“圣人”人格和最具典型性和现实意义的“君子”人格。
（一）圣人人格
圣人人格，这一思想的源头来自于孔子，后经孟子、荀子发展，并在后世学者那里得到不断完善。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最高追求，圣人人格几乎寄托了儒家学者对人格的全部美好设定。在孔子看来，圣人是极其崇高的，是至善至美的。“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从孔子的视角来看，即便是尧舜这样的上古贤君，也不足以称“圣”.另一方面，虽然如今我们将孔子称作“至圣先师”,但在当时，孔子并不认为自己有称“圣”的资格。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应该说，孔子将圣人人格的标准设定在了一个常人基本上不可能达到的高度。因此，孟子和荀子在继承孔子观点的同时，也对圣人人格的标准和实现途径做了一定的调整。孟子从性善论出发，本着人性平等的立场提出了“圣人与我同类”（《孟子·告子上》）的观点，主张人们只要充分发挥本有之善端，则“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并以此为据，指出孔子是圣人之集大成者。荀子承续孟子的理论，进一步改造圣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形象，拉近圣人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他说：“圣人者，人之所积也”“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荀子·儒效》）认为圣人其实就是普通人通过对自己心性的修养和积累而慢慢达成的。
应该说，在孔子心目中，圣人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而孟、荀二人的改造和发展则将圣人请下了神坛，并为之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对应的实体，但就本质要求而言，圣人人格依然代表着儒家理想人格的最高追求：一方面，圣人代表着道德的极至。孟子有云：“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而荀子也说：“圣也者，尽伦者也。”（《荀子·解蔽》）另一方面，圣人必须是既仁且智、全知全能的。孔子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者称为圣人，孟子则说“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孟子·公孙丑上》），而荀子则更加清楚地指出圣人应该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明，无所不能”（《荀子·非相》）的。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孔子那里，还是在孟子和荀子的思想体系中，“圣人人格”的修行都不是普通人可以驾驭的。有鉴于此，孔子提出了另一种更具有典型性和现实意义的理想人格，这就是“君子人格”.他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
（二）君子人格
“君子”的本意原是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着重强调政治地位的崇高，孔子借用了君子的称谓，对其进行了充分地讨论，赋予其丰富的道德含义，使之成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典范。据统计，《论语》中仅“君子”一词就出现了 107 次，而更重要的是，孔子对于君子的解读从来不是千篇一律地复述，而是根据对谈的对象和语境的不同而有所发展。例如：“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是《论语》中“君子”的第一次亮相，指出为君子者须有广阔的胸襟和器度，能够包容别人的不理解；“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是《论语》中第二次提及“君子”,论的是为君子者行事的态度和眼光，要求君子要务本；“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是《论语》第三次明确地提起君子，说的是为君子者在性情、交友原则以及修正自身错误等问题上的要求……“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是《论语》最后一次提及君子之道，主张君子必须知命，以开阔的心态来对待天命，否则就不能成为君子。除此之外，书中关于贤人、仁人等形象的讨论，其本质上也都是对君子人格的补充。君子人格的内涵之丰富以及其在孔子思想中的意义之重，由此可见一斑。
孔子之后，孟子和荀子也纷纷就“君子”人格的内涵做了充分的讨论和阐发。3 人所持的立场虽略有区别，但其核心思想一脉相承。就孔子而言，由于理想人格的提出来自于孔子对当时动荡的社会现状的反思：春秋末期，诸侯混战，人心麻痹堕落，社会礼崩乐坏，孔子对此痛心疾首，故而提出“克己复礼”的思想，希望能够通过人们对自己德行的约束和恢复周朝的礼乐制度等，来重建理想社会。因此，孔子所论君子居仁居礼，“克己复礼为人”“仁者爱人”.孟子则依旧受性善论的影响而偏重于君子的道德修养功夫，“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在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至于荀子，他最推崇的则是君子在礼法约束下对道德的躬身实践，“所为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得，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明道而辞不争，故犹然如将可及者，君子也”（《荀子·哀公》）。
从儒家先哲对于理想人格的阐发轨迹可以看出，“入世”“治世”是儒家学者一以贯之的思想。从上文的追溯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无论是“圣人”人格的“圣”,还是“君子”人格里的“君”,都带有统治者的角色色彩在其中，而统治者在广义上来说也属于管理者的范畴，因此，借鉴儒家理想人格来进行中国企业和政府机构决策者的人格设计，也就顺理成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