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学本土化工作问题研究,管理学原理论文

熊彼特[1]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熊彼特对经济学家意味深长的告诫值得管理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的注意。根据笔者的认识，管理学本土化的问题是中国管理学界30多年来推进学科建设工作中被高度关注并一直希望解决的问题，但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既与管理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自身的学科特点有关，也与身处的环境和学术队伍的状况有关。甚至可以预言，该问题的研究虽然非常重要，是中国管理学界需要持续探讨的问题，但更需要注意这一问题在解决过程中存在的疑问和困难，以及管理学科自身特点与发展规律。
　　
　　1 问题的提出
　　
　　在世界上，任何科学研究和技术工作都有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工作的需要。这不仅在人文、社会科学如此，就是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中也是一样的，如结合本国经济发展、政治述求、市场需求的状况，组织资源供给、实验条件、设备加工能力的条件都可能对研究的目标、开发的路径、方法的选择、工艺的过程进行改变、调整或改进，这些都应属于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工作。当然，相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在结合实际情况开展的工作中会更加严格，更加遵循科学的路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更加尊重其科学性。
　　
　　对于中国的管理学界，管理学本土化工作似乎是一个十分难解的问题，因为从中国全面、系统地引进管理学理论的过程来看，虽然本土化的呼声一直不断，也有一些学者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但这一工作似乎成效不大，差距甚远，缺少学术共同体，更缺少在组织管理实践过程中取得普遍成功的实例，多体现为事后现象的解释、诠释，甚至带有一些自娱自乐的特点。回顾30多年来管理学科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伴随着科学管理思想从西方（更为明确地讲就是美国）的引入，管理理论的本土化本身就是一个受人关注、存在争论和迄今未解的话题。例如，马洪[2]指出：“当然，即使对国外经济管理中可资借鉴的地方，我们也不能盲目照搬，而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经过我们的分析和消化，为我所用，制定出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管理的科学制度。”袁宝华在1983年初也提出了“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3]的16字方针，明确指出了中国管理学界学习的方法、发展的路径和终极的目标。3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管理学界依然困惑在理论学习、分析思路、研究方法道路的选择之中。郭重庆[4]认为，“管理思想根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传承较少，近20年来埋头引入消化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工具，略显稚嫩，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插不上嘴，需求不足与供给不足同时存在，问题是摆脱自娱自乐尴尬处境的出路何在？”谭劲松[5]曾把中国管理学界简单模仿似的研究工作比喻为“拎着榔头找钉子”.徐淑英认为，“中国的管理研究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所面对的是，走康庄大道（中国管理理论），还是羊肠小道（管理的中国理论）？”在她眼中，所谓“中国管理理论”意指在中国管理情境中检验西方理论，而“管理的中国理论”是指针对中国现象和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6].陈明哲[7]指出，“现在更需要担忧的是管理学实务会否脱离中国实际。包括国内一些顶尖学者都提出，现在的管理学研究追求的只是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一追求的后果就是，我们的管理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走上了美国化的道路”.席酉民等[8]也以提问的方式深究了中国管理学界的问题，并得出判断，“无论哪一个分支，恐怕没有多少管理研究者认真观察、亲身参与、系统剖析过中国企业管理的各类问题”.在对中国管理学界上述问题原因的分析中，更多的指向是对迄今依然在发威，且有日趋强盛的中国科学研究成果评价、高等教育学术评价和业绩管理的价值体系的质疑。如韩巍[9]指出，“当下中国，包括我们身在其中的管理学院和大学，常常发生着一些十分荒谬的事情”,并认为“人们有理由发问：管理学者到底对这个社会做出了哪些贡献？”这些尖锐的批评和深深的担忧，反映出中国的管理学界在取得较大进步的同时，却依然在如何学习外国的管理理论、如何使之本土化的问题上徘徊，依然未能在问题的解决上寻找到明确的方向。从更深的层面看，作为较晚（甚至可以说最晚），且最为全面、系统从西方（特别是美国）引进的社会科学知识、教学体系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不仅呈现出与其他社会（乃至人文）科学发展的差异，烙上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种种印记，也体现着中国近现代学者的迷茫和困惑，甚至还可以说是中国发展道路选择过程中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