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歌文集中的《诗经》三百首范式探析

       摘 要： 杜甫《戏为六绝句》“别裁伪体亲风雅”之句逗露出了唐诗绍续《诗经》的意识。从载籍史料来看，《诗经》对唐诗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内在精神上，中唐以后部分文士的诗文集义例实际也自觉规仿《诗经》。《诗经》别称“诗三百”,而中晚唐人编订的诗文集以及用于行卷的小集之篇目也往往以三百篇为限。此外，唐人集名如《唐风集》仿十五国风、唐诗诗题摘取全诗首二字、诗集中雅诗独立分卷、联章及篇题小序模仿《毛诗序》的文本结构，从中皆能看到《诗经》范式在唐人别集义例中的影响。
　　
　　关键词： 唐代； 别集； 《诗经》； 影响。
　　
　　一、“三百首菁英”
　　
　　杜甫《戏为六绝句》其六曾说：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别裁”语汇在后世习用而成常语，自沈德潜历代诗《别裁》系列问世后更为知名。追述辞源，“别裁”一词是杜甫率先援用入诗的“诗歌新语”①，实以杜诗为滥觞。钱谦益对杜甫此诗笺注曰： “别者，区别之谓； 裁者，裁而去之也。果能别裁伪体，则近于风雅矣。”②杨伦《杜诗镜铨》则谓： “别裁，谓区别而裁去之……循流溯源以上追‘三百篇’之旨，则皆吾师也。”③这里一并指出了杜甫本原《诗经》的诗学理想。
　　
　　杜甫曾在诗中多次表达对《诗经》传统的高山景行之意，如“词场继《国风》”“文雅涉风骚”“风骚共推激”等句，皆是这一心理的彰显。尤其是杜甫直陈心迹的“别裁伪体亲风雅”一句，与陈子昂“风雅不作”、李白“大雅久不作”一道，被认为是唐诗上接《诗经》传统的愿景之代言。杜甫谈到“亲风雅”的途径是“别裁伪体”,其中实际蕴含着唐人取精选萃、“区别而裁去之”的选集意向，其性质仿佛是对孔子删诗而留存“三百篇”的呼应。
　　
　　从文献制度的视角来看，别集义例实为文学精神之外化呈现。不仅唐诗精神远绍《诗经》的风雅传统，唐人一部分诗文集的义例实际也是深深受沾溉于《诗经》之范式，然而这一向度却夙未被论者所注意。本文专就此点立论，详考《诗经》范式在唐人编集思想与实践中的烙印，以期为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之句作一进解。
　　
　　《诗经》是否为孔子删选而成，这是经学史上一个聚讼不息的公案。唐人接受《五经正义》确立的经学传统，承认并高度评价孔子删《诗》之举，典型的代表如韩愈为孟郊作《荐士》诗时即说： “周诗三百篇，丽雅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④孔子“删诗”之说的广泛流传，使得“‘删’字具有了肯定的意义”⑤。在“诗三百”范式的影响下，唐人在编纂诗集时也有意识地模仿《诗经》进行“删诗”,经典例证如齐己《因览支使孙中丞看可准大师诗序有寄》曰： “一千篇里选，三百首菁英。”⑥点出了可准大师诗集从众多初稿中简择“菁英”三百首的行为。唐人在编纂诗集时，确实存在着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编选传统，即有意识地对诗集存诗数量进行调整，溢则删之，不足则补之，从而使诗集符合“三百篇”之数目。
　　
　　二、编集以一帙十卷三百篇

       为度晚唐僧鸾《赠李粲秀才》诗曰： “十轴示余三百篇，金碧烂光烧蜀笺。”⑦这两句诗对于考证唐代别集制度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关于唐代及先唐书籍一帙以装十卷为常法，《金楼子》等书所载卷帙数目已经有明确的记载，近代以来论者亦已详考。⑧僧鸾所谓“十轴示余”,正表明李粲秀才出示了诗集一帙，一帙中恰装有十卷，皆为据实而写。
　　
　　尤当关注的是，僧鸾称李粲秀才十卷诗合计“三百篇”,这实际也是对当时个人诗集选诗三百篇的忠实呈现。顾陶《唐诗类选后序》中称李敬方“家集已成，三百首中，间录律韵八篇而已”⑨。所谓“家集”,是指藏于家的诗文集祖本，此为家集留存三百篇之例。齐己《读贾岛集》： “遗篇三百首，首首是遗冤。”⑩又齐己《偶题》： “君看三百篇章首，何处分明著姓名。”瑏瑡�灤宋�文士身后留诗三百篇之例。王定保《唐摭言》卷十曰： “崔橹慕杜紫微为诗，而橹才情丽而近荡，有《无机集》三百篇，尤能咏。”瑏�灛屗侮斯�武叙录唐末王贞白《灵溪集》曰： “手编所为诗三百篇，命曰《灵溪集》云，庆元中洪文敏公迈为之序。”瑏瑣�灤宋�成型定本别集收诗三百篇之例。诸多例证显示唐人诗集录诗皆为三百篇，难道只能用巧合加以解释吗？ 其中似有未发之覆。
　　
　　中唐儒臣权德舆《权载之文集》中集序颇多，且权氏集序有一个不同于他人的特点，即他注重在集序中记录唐集制度。兹摘引权德舆集序涉及唐集收诗三百首之例三则，从中可见当时这一风气的流行。权德舆《左谏议大夫韦公诗集序》曰： “自贞元五年，始以晋公从事至京师，迨今十年，所著凡三百篇，尝因休沐，悉以见示。”瑏瑤�炗帧端吐碚�字赴太原谒相国叔父序》： “稽其质文，总其要会，尝岀其所制三百余篇以示予，皆净如冰雪，粲若组绣，言诗者许之。”瑏瑥�炗帧蹲笪湮离胁苄砭�集序》： “韩以其诗三百篇授予，故类而为集。”瑏瑦�炍ぁ⒙怼⑿砣�人之诗集请权德舆作序，自然是编定之本，而非未定草或全帙诗汇，则权氏之言当据所见诗集篇目而发。
　　
　　如果说上引诸人终其一生作诗数目恰为三百篇的话，那也太过理想化，于情于理皆未安。实际上，唐人无论自编诗集，还是他人代编，都会经历过一个删存程序。在这一程序中，诗集三百篇的数目被人为地构建出来，并被看作是对《诗经》传统的模仿。自编诗集之例如郑谷，他在《云台编自序》中说： “谷勤苦于风雅者，自骑竹之年，则有赋咏，虽属对音律未畅，而不无旨讽。”�灛懍伹�宁三年，凤翔李茂贞犯阙，昭宗奔华州，郑谷从之，居云台道舍，自编其诗为《云台集》，“遂拾坠补遗，编成三百首”�灛挰仭Ｋ稳送�宗说在重刊《云台编》时也特意点出郑谷编此集寄寓了乱世中沿承六艺诗教的心曲： “守愚独能知足不辱，尽心于圣门六艺之一。”瑏瑩�炛９缺嗉�形式上的三百篇与内在精神上的尽心于六艺是相通的，因此毋宁说“编成三百首”是郑谷诗歌风雅精神的外在投射。他人代编之例如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曰：“其门人秀峰捧先师之文来乞辞以志，且曰师尝在吴，赋诗二千首，今删取三百篇，勒为十卷。”瑐�灛娎嗨评�证还有前揭齐己“一千篇里选，三百首菁英。玉尺新量出，金刀旧剪成”瑐瑡�灒�更是明确地点出了“三百首”经过玉尺量、金刀剪，最终从“二千首”“一千篇”里选出了精华。古人编集传统上会经过删汰精选的过程，这一点在集部之学的领域似为学人常识；但中晚唐诗人删汰精选之后多保留“三百首菁英”,却俨然是唐人编集一个具有规律性却未受关注的现象。
　　
　　不单诗集如此，唐人文集受到诗集编例的影响，也往往删存文章三百篇而录为一集。黄滔《司直陈公墓志铭》： “其所为文，扣孟轲扬雄户牖。凡三百篇，有表奏牍，颇为前辈推工。”（22）考虑到文章篇幅大抵较诗歌为长，唐人通常将文集三百篇析为二十卷，而不像诗集那样分为十卷。同样的例证见于梁肃《唐故常州刺史独孤公毘陵集后序》： “于是缀其遗草三百篇，为二十卷，以示后嗣。”（23）据李舟《独孤常州集序》曰： “常州讳及，有遗文三百篇，安定梁肃编为上下帙，分二十卷，作为后序。”（24）据此可知梁肃所编《独孤及文集》，并非独孤及恰好有这三百篇，而是经过了梁肃的简择。另外，李泌的文集由于“皇上负扆之暇，思索时文，征公遗稿”,乃由梁肃“录于公子繁，且以序述，见托公之执友。”（25）据梁肃《丞相邺侯李泌文集序》所云，梁氏所编李泌文集恰好“凡诗三百篇”（26）就梁肃有意识地应用“三百篇”编例看来，似乎中唐时期已然形成了这样一种潮流。再如李适文集，乃贾至为其撰《工部侍郎李公集序》，考李季卿《拪先茔记》曰： “异时述□三百篇，永泰中小宗伯贾公至为之叙。（27）永泰（ 765-766） 为唐代宗年号，为中唐之肇始。又樊宗师《大唐故朝散大夫太子左赞善大夫南阳樊府君墓志铭并序》曰： ”家无十金，箧有万卷，著文凡三百篇。“�灛挰傄彩谴τ谥刑剖逼诘诙�，唐诗多见诗题”首句标其目“.上古典籍的篇名多取首二字以作题名，《诗经》《论语》及诸子书大抵如此，这也被看作是上古文章朴质无华的特139论《诗经》范式对唐代别集义例的影响赞善大夫南阳樊府君墓志铭并序》曰： ”家无十金，箧有万卷，著文凡三百篇。“�灒�28）也是处于中唐时期。
　　
　　此外，唐人在诗友唱酬时，无论对方诗作究竟有多少，诗人也往往喜欢概言之曰”三百首（ 篇） “.比如杜荀鹤《维阳逢诗友张乔》诗先以”直应吾道在，未觉国风衰“之风雅传统自勉，结句曰： ”雅篇三百首，留作后来师。“（29）权德舆《奉酬从兄南仲见示十九韵》： ”诗成三百篇，儒有一亩宫。“（30）杜、权二人皆在述说中隐寓着将诗作与《诗经》背后儒家传统相融汇的意向。又杨巨源《题表丈三大夫书斋》曰：
　　
　　”诗题三百首，高韵照春霞。“（31）郑谷《送田光》： ”理棹好携三百首，阻风须饮几千分。“（32）这类诗句单独来看也许很难发现问题意识的生发点，但在前文所述及的”三百首菁英“背景之下，将诸诗句比类而观之，则可推断诸人所言之”三百首“,亦虚亦实： 所谓”虚“,是指此处”三百“之”三“为概数，汪中《释三九》一文中论证颇详； 所谓”实“,是指众人异口同声称”三百首“,有着真实的文化心理之背景，即中晚唐诗集删存三百首的传统。
　　
　　正是在这样的风气之下，崔祐甫为崔日用撰《齐昭公崔府君集序》时，以估计的口吻称”诗几三百篇“（33）。此外，唐人在为某人撰写墓志铭时，也往往以估计的口吻称其存诗”三百篇（ 首） “,我们不妨看一个唐人墓志的例子。卢光济《唐故清海军节度掌书记太原王府君墓志铭》曰： ”府君讳涣……凡寓怀触兴、月榭春台，兼名友追随、词人唱和，所赋歌什约三百篇。又庆贺之词，吊祭之作，曰笺、曰启、曰诔、曰铭，复约三百首。“（34）王涣（ 859-901） 去世后，家集尚未编就，”首尾亡序，不成具集“,故卢光济约略计之。参观前揭唐人编集删存”三百“的传统，我们便可理解卢光济之估计实际有着时代传统之背景，其事未必然，其理未必不然。
　　
　　这一”三百首菁英“的风气一直延续到五代北宋时期，诗人编集仍承续存诗三百的传统。例如南唐邵拙”著书埒韩、柳，有诗三百篇，尚书郎孙迈为之序，命曰《庐岳集》“（35）。南唐方守禋为”漳州漳浦县主簿，有诗三百篇曰《仙岩集》“（36）。刘吉”有诗三百首，目为《钓鳌集》，徐铉为之序“（37）。尽管政治格局上唐与南唐不啻两截，但文化传统的延续却由此例可窥见一斑。明了这一编集传统之大背景，当我们重新审视成书于公元 1000 年左右的《十抄诗》时（38），当会意识到”本朝前辈钜儒据唐室群贤全集，各选名诗十首，凡三百篇，名题为《十抄诗》“（39），不单远绍《诗经》的范式，而且近承唐集之传统。
　　
　　综上可见，唐人诗集存诗三百首受”《诗》三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仅以此点来解释唐人诗集、文集多删存三百篇尚显浮泛，因为这一现象的揭示同时也会面临伴生的问题： 何以先唐及两宋以后没有类似鲜明的编集特征出现，却偏偏出现在唐代？通过重新审视前揭史料，进而可发现一个较为隐蔽的规律： 唐集录存三百篇的现象无一例外地在中晚唐时期才出现（40）。这又当如何解释呢？
　　
　　三、进士行卷之”三百首“

        前文曾引韩愈元和元年（ 806） 《荐士》诗，其目的是推荐孟郊： ”李翱分司洛中，荐郊于留守郑余庆。“（41）其实早在贞元九年（ 793） ,当孟郊下第后，韩愈送其往谒徐州张建封，即作《孟生诗》以赠别，首八句曰： ”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尝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作诗三百首，窅默咸池音。骑驴到京国，欲和熏风琴。“（42）孟郊骑驴赴京师之前，已经编就了数量为三百首的诗集（43），其目的自然是为行卷而作。借此线索，我们可以概括出唐人进士行卷与文学活动中一个规律性现象，那就是中唐以后出现的行卷以一集三百首为度的传统。
　　
　　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一”荐举不捷“条： ”张祜元和、长庆中深为令狐文公所知。公镇天平日，自草荐表，令以新旧格诗三百篇表进。献辞略曰： ‘凡制五言，苞含六义……’“（44）韩愈荐孟郊时，孟郊”作诗三百首“; 令狐楚荐张祜，也”令以新旧格诗三百篇表进“,且称其五言诗得”六义“之遗意，实不当以偶然现象视之。这两则材料背后反映了中唐以降，行卷的部头加大，并渐而形成了十卷三百篇的传统。
　　
　　关于唐代举子之行卷，自陈寅恪、冯沅君以至程千帆、傅璇琮诸先生，皆有精辟的论述。从文献形制来看，卷子时代一帙装十卷为通行习惯，而举子行卷亦多投十卷。比如元结《文编》十卷之编纂，即专为纳省卷而作（45），皮日休仿效《文编》，自编《文薮》十卷以”贡于有司“.当然，由于元结、皮日休二人行卷以文为主，故篇目不合三百篇之数目（46）而中唐以后士人科考专以诗歌为行卷者，每每编诗成”三百首（ 篇） “,以为干谒之用。在唐人赠诗中，尚多存此种史料，兹举数例。杜荀鹤《投郑先辈》： ”两鬓欲斑三百首，更教装写傍谁门。“（47）据诗题知编诗三百而行卷。杜荀鹤又有《题仇处士郊居》诗曰： ”笑我有诗三百首，马蹄红日急于名。“（48）所谓”急于名“,亦能见出”有诗三百首“的功利目标。他如大历间王鲁复《诣李侍郎》诗曰： ”苦心三百首，暂请侍郎看。“（49）其事由及叙述模式同杜荀鹤《投郑先辈》如出一辙。又杜牧《送李群玉赴举》： ”玉白花红三百首，五陵谁唱与春风。“（50）诗题诗句互证，亦可见杜牧”玉白花红三百首“系就李群玉赴科举所携行卷而发。实际上，李群玉赴举时确实编有诗集三百首，并曾进献给唐宣宗，其《进诗表》曰： ”谨捧所业歌行、古体、今体七言、今体五言四通等，合三百首，谨诣光顺门，昧死上进。“（51）恰可互证。清人冯集梧注杜牧诗”玉白花红三百首“引《论语疏》曰： ”诗三百者，言诗篇之大数也。“（52）实际上，前引多条资料之”三百首“,若按冯集梧理解的泛泛而称”诗篇之大数“,便遮蔽了中唐以后投谒献诗之诗集存诗三百首的真实情况。
　　
　　本节开篇已经据韩愈诗及宋人载记考明孟郊有《咸池集》三百首以行卷，其实孟郊在自作诗中对这一传统也有文献留存，孟郊《送魏端公入朝》曰： ”何当补风教，为荐三百篇。“（53）注释者谓”三百篇，即《诗经》“（54），恐未得其确诂。详孟郊诗意，是希望魏端公入朝后荐举孟郊”三百篇“之集，由此亦能看出用于投谒目的之别集实际在各种途径的进身过程中都有媒介价值。
　　
　　程千帆先生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详考唐人行卷之卷数后加以总结说： ”关于一个人每一次应当投献多少卷轴，每一卷应当包括多少内容，是没有一定的。……行卷的轴数以及文字的篇数多少可任意，但贵精不贵多。“（55）这是立足于唐人行卷千姿百态的宏观概括。笔者在此要指出的是，中唐以后确曾存在行卷投诗三百首这样一种风气，甚至令狐楚在向皇帝举荐张祜时也循守此传统而”令以新旧格诗三百篇表进“,足见在当时此风气之流行。
　　
　　那么，究竟是先在士人阶层形成别集三百篇的风气进而影响到了进士行卷，抑或是这一风气先在进士行卷时形成，转而影响到了以后士人阶层非行卷目的之别集的编纂？ 就目前所掌握到的材料来看，还很难下一论断。不过这两类材料共同证明着唐人别集篇目源自于《诗经》选录三百篇的影响，这也是本部分重点关注的问题之所在。至于何以中晚唐会兴起这样一种编集三百篇的风气，一方面自然是《诗经》影响下求整数的心理，另一方面应当也与一帙十卷容纳篇章的行数、字数有很大关系。文献制度影响甚至决定文献义例和文本形态，形成传统后又会反向作用，笔者拟另文加以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