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歌行类乐府的意蕴、特征及创作分期

　　摘    要：　歌行类乐府作为宋代成就卓着的一类乐府诗，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陆游的歌行类乐府数量居宋人之首，且题材广泛、诗风多变、立意深远，既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兼具唐人风神。他的乐府歌行句式错落有致，音韵和谐悦美，善于通过独特的意象表现反映时代精神的政治隐喻、寄托微茫，于沿用、借用乐府旧题之同时赋予其新义，并在各个时期呈现出不尽相同的主题意蕴和艺术风格，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歌行类乐府创作大家。

　　关键词：　陆游; 歌行类乐府; 乐府诗; 南宋;

　　乐府诗作为我国古代韵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佳作迭出，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之笔。乐府诗之发展一般以唐为界，可分为唐前乐府诗及唐后乐府诗，不同时代之乐府，其音乐属性、题材取向、艺术手法、文体地位皆各有殊异。宋代乐府诗，“不仅创获甚多，成就卓着，而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各具个性和风采”[1]16，系文学史上继唐代后的又一高峰。北宋的范仲淹、梅尧臣、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南宋的李纲、范成大、杨万里、朱熹、陈造、王炎、戴复古等文人，皆有质高量大的乐府诗传世。其中，歌行类乐府又为宋代乐府诗中创作诗人数量最多、发展变化最快、最具个性与特色的一类乐府诗1，数量亦蔚为可观。

　　所谓“歌行类乐府”，即“乐府歌行”，唐以后对此概念之讨论代不乏人，其中以明人胡应麟及胡震亨的总结性归纳最为精到，王辉斌先生对此论之已详2，兹不复赘述。本文所论之陆游歌行类乐府，是指《剑南诗稿》中含有“歌”“行”“歌行”及“叹”“怨”“曲”“吟”“词”等字样的全部新旧题乐府。

　　陆游共有147首歌行类乐府传世，占其全部271首乐府诗的约54%3，数量超迈北宋诸家。陆游歌行体乐府名篇众多，受后世不少诗评家肯定，为选诗者所重视4。就陆游诗体研究而言，学界多侧重于讨论放翁之律绝5，对陆诗其他体式之探究则寥若晨星，更遑论专题研讨陆游歌行类乐府者6，不免令人有遗珠之叹。迄今，唯王辉斌先生《论宋代的歌行类乐府》、孙启祥《论陆游乐府诗的体裁及其他》7二文提及并概述了陆游乐府歌行的思想主题、体裁等内容，然限于选题及文章篇幅，它们并未就陆游歌行类乐府作更细致、全面的探析，两位先生学术视野广博、见解精到，亦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借鉴。总之，迄今为止，学界对陆游歌行类乐府的专题考察仍未臻深入，尚须进而论之。

　　一、陆游歌行类乐府的多重意蕴与风致

　　陆游热衷于乐府诗创作，其《剑南诗稿》几乎每卷均收录有一定数量之乐府诗，甚至诗人垂暮之年仍作有不少长篇乐府歌行组诗，其乐府创作时间之长、数量之多亦为其他南宋诗人所不及8。作为占据陆游乐府诗大半江山的歌行类乐府，更以其丰富之诗材、卓越之诗思记录着诗人甘苦悲欣的生命体验，刻画出诗人复杂多感的心路历程，谱写了一首首豪迈俊爽、想象奇丽、余味无穷的长歌。

　　(一)矢志报国与壮志未酬之歌

　　陆游一生以矢志报国、收复中原为己任，奈何“一寸丹心空许国”(《独坐闲咏二首》)9、“报国欲死无战场”(《金错刀行》)，虽然残酷诡谲的政治现实总令诗人事与愿违，但这并不妨碍其于诗中上报天子下救黔首，吹响抗金复土的战斗号角。因此，托古讽今、隐喻现实且抒情性极强的乐府歌行10便成了他抒怀言志的最佳选择。试看《出塞曲》:

　　佩刀一刺山为开，壮士大呼城为摧。三军甲马不知数，但见动地银山来。长戈逐虎祁连北，马前曳来血丹臆;却回射雁鸭绿江，箭飞雁起连云黑。清泉茂草下程时，野帐牛酒争淋漓。不学京都贵公子，唾壶麈尾事儿嬉。

　　时值淳熙四年(1177)冬，陆游寓居成都，心中所怀却为从戎杀敌之志，诗风豪健沉雄，捐躯赴难之想、慷慨济世之心隐然可窥。诗人高义凛凛，自然与那些“唾壶麈尾事儿嬉”的“京都贵公子”有着天壤之别。
 

 

　　周必大称放翁为“小太白”[2]137，可见陆诗颇得太白风神。陆游此类乐府歌行颇得唐人豪壮瑰奇风致，最能体现出“小太白”的特色。如《出塞曲·三尺铁如意》:

　　三尺铁如意，一枝玉马鞭。笑把出门去，万里行无前。当道何崔嵬，云是玉门关。方当置屯守，征人何时还。马色如杂花，铠光若流水。肃肃不敢哗，遥望但尘起。日落戍火青，烟重塞垣紫。回首五湖秋，西风开芡觜。

　　此诗语言刚健爽朗，气势雄豪，“玉门关”“征人”“戍火”等边塞意象在诗人生花妙笔之下不断得到重新组合，展现出如唐人边塞诗般的豪迈昂扬、壮阔飞动之美。《御选唐宋诗醇》评之曰:“蟠奇气于简古，着鲜华于老健，不徒作悲凉语气。体绝似太白”[3]849。再如《塞上曲四首》其二:“将军许国不怀归，又见桑乾木叶飞。要识君王念征戍，新秋已报赐冬衣”，则“自合唐音”[3]895，置之唐人别集中亦难分辨。放翁此类乐府歌行，最能体现其“天才豪迈，笔势遒劲”[2]106之风致，诗风雄健，将灭虏豪情深蕴骨力之中，读之令人振奋。

　　(二)自持自适与豁达超旷之音

　　陆游歌行类乐府中，抗金报国、英雄失路等题材占据了大半，“誓死抗金，收复中原，是陆游诗歌思想的内核之所在，而其于歌行类乐府中则表现得尤为突出”[4]88。事实上，陆游认为雄豪悲健之作固然能打动读者，超越逆境后的冲和淡泊之音亦可产生佳作。其《曾裘父诗集序》云:

　　若遭变遇谗，流离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然感激悲伤，忧时悯己，托情寓物，使人读之，至于太息流涕，固难矣。至于安时处顺，超然事外，不矜不挫，不诬不怼，发为文辞，冲淡简远，读之者遗声训，冥得丧，如见东郭顺子，悠然意消，岂不又难哉![5]157

　　陆游认为，要想“超然事外，不矜不挫，不诬不怼”，实现自我超越，达到自持自适的豁达心境，亦非易事。而“宋人普遍对人生有深刻的理性认识，欣赏悠然自得的生命情调”[6]这一时代风气，亦使陆游将自身放旷通达、乐天保足的精神气质注入到歌行乐府诗的外壳中，体现出直面苦难、恢廓视事的处世哲学之同时，亦有慰藉心灵、荡涤情志的功用。如《长歌行·燕燕尾涎涎》中，即寄寓着诗人对世间悲欢、生命无常的独到见解:

　　燕燕尾涎涎，横穿乞巧楼，低入吹笙院，鸭鸭觜唼唼。朝浮杜若洲，暮宿芦花夹。嗟尔自适天地间，将俦命侣意甚闲。我今独何为，一笑乃尔悭。世上悲欢亦偶然，何时烂醉锦江边。人归华表三千岁，春入箜篌十四弦。

　　类似的主题，还可在《后春愁曲》中窥见一二:

　　六年成都擅豪华，黄金买断城中花。醉狂戏作春愁曲，素屏纨扇传千家。当时说愁如梦寐，眼底何曾有愁事。朱颜忽去白发生，真堕愁城出无计。世间万事元悠悠，此身长短归山丘。闭门坚坐愈生愁，未死且复秉烛游。

　　要之，陆游借助歌行体的抒情特点，以理性之思考和豁达的智慧处理人生之忧患，身穷而心达，实现了人格的崭新陶冶与诗情的巨大激发，充分展现出宋人自持自适的诗学精神。

　　(三)感怀民瘼与褒赞风俗之调

　　关怀民瘼、心系苍生是歌行类乐府中常见的主题。唐元和年间，白居易、元稹以“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7]为己任，创作《秦中吟》十首、《秦妇吟》等歌咏民生疾苦之章，其后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皆作有此类佳作。宋代，歌行类乐府中出现了更多的咏叹民生凋敝之作，如梅尧臣《野田行》《山村行》，刘敞《田家行》《荒田行》，苏轼《吴中田妇叹》《鸦种麦行》，周紫芝《夏热叹》《秋霖叹》《秋蝗叹》，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十首》等，皆为此类题材名篇。

　　陆游曾评价李贺乐府诗虽词藻瑰丽、奇崛诡谲，然现实意义缺失:“或问放翁曰:‘李贺乐府极古今之工，巨眼或未许之，何也?’翁云:‘贺词如百家锦衲，五色炫耀，光夺眼目，使人不敢熟视;求其补于用，无有也。’”[8]由此可见，陆游强调乐府诗当有补于世，而不应只追求笔力的雄奇与文采的斑斓。纵观陆游《云童童行》《农家叹》《董逃行》等歌行类乐府，往往触事寓兴，直指时政之弊、忧心民众疾苦，无疑是这一诗学精神的坚定实践者。如《农家叹》:

　　有山皆种麦，有水皆种粳。牛领疮见骨，叱叱犹夜耕。竭力事本业，所愿乐太平。门前谁剥啄，县吏征租声。一身入县庭，日夜穷笞。人孰不惮死，自计无由生。还家欲具说，恐伤父母情。老人傥得食，妻子鸿毛轻!

　　诗歌描绘了某农户不堪县吏征租而被收押穷笞后不敢归告父母的不幸遭遇，并在诗末发出“老人傥得食，妻子鸿毛轻”的沉重喟叹。而每逢旱季，诗人便忧心忡忡，对下层劳动人民寄予了深切同情。

　　陆游对鲍照乐府诗《东武吟》颇为推重，指出此诗流播千载之奥秘在于“盖其山川气俗，有以感发人意，故骚人墨客，得以驰骋上下，与荆州、邯郸、巴东三峡之类，森然并传。”[5]150无独有偶，以歌行类乐府描摹人文景观、山川风俗，亦为陆游所擅。如《采莲曲》《赛神曲》《丰年行》《农家歌》《三峡歌》《荆州歌》等，皆为此类名篇。限于篇幅，此处仅以《荆州歌》为例试作分析:

　　楚江鳞鳞绿如酿，衔尾江边系朱舫。东征打鼓挂高帆，西上汤猪联百丈。伏波古庙占好风，武昌白帝在眼中。倚楼女儿笑迎客，清歌未尽千觞空。沙头巷陌三千家，烟雨冥冥开橘花。峡人住多楚人少，土铛争饷茱萸茶。

　　《荆州歌》非陆游首创，李白亦作有《荆州歌》，然这同题异作的两首歌行“内容完全不同，而且其格调、风味也迥然有别”[1]20。李白之作写荆州妇人对在外经商丈夫的思念与担忧，放翁之篇侧重描写荆州之风物民俗;诗风上一迂曲哀怨，一直截轻快。翁方纲评此诗曰:“放翁《荆州歌》七古，俨然竹枝”[2]310，说明此作在描绘荆州社会文化及人文地理方面颇为成功。

　　综而言之，陆游歌行类乐府题材广泛，无所不入，无所不括，且风格多变，立意高远，诗思新奇，上追唐贤歌行，“在北南两宋的乐府诗中，乃是无人可与之比肩的”[1]19。

　　二、陆游歌行类乐府的艺术特征

　　陆游歌行类乐府不仅洋溢着浓烈诚挚的拳拳报国情思，取材广泛，还通过地理空间书写、宫怨与侠士书写以托古明志、排愁遣忧，有着句式多样、音韵和谐悦美的特点，并在沿用乐府旧题之基础上借题发挥、赋以新义，在宋代歌行类乐府中别具特色。

　　(一)含蓄寄托之隐喻与言志感怀之意象

　　陆游歌行类乐府中有两组经典意象，少见或未见于宋人歌行乐府之中，呈现出独创性与多样性之统一，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

　　1．地理空间书写

　　歌行类乐府多出边塞诗名篇，如王昌龄、李白均作有《从军行》、王翰《饮马长城窟行》、李贺《雁门太守行》等。陆游歌行类乐府中亦有不少边塞题材之作，在扩大歌行乐府题材范围之同时，还通过一些特定的地理空间书写寄予深沉的个人怀抱与政治理想。其实，诗人所作部分乐府歌行中的地理意象早已超出南宋版图，故多为想象之辞，与岑参的西域纪实之作有本质区别。例如《长歌行》“何当凯旋宴将士，三更雪压飞狐城”中的飞狐城，时属金国西京路;《征妇怨效唐人作》中“万里安西久宿师，东风吹草又离离”中的安西则为盛唐时代之疆域;诗人《凉州行》所描绘的“凉州四面皆沙碛，风吹沙平马无迹”景致亦仅限于想象，因凉州于北宋时期便为西夏所占领;《焉耆行》中“焉耆山头暮烟紫，牛羊声断行人止”与“焉耆山下春雪晴，莽莽惟有蒺藜生”的画面亦为诗人虚构产生，焉耆山又名焉支山，在今甘肃山丹县境内，当时并非南宋疆域;《出塞曲》中“朝践狼山雪，暮宿榆关云”“将军羽箭不虚发，直到祁连无雁群”中的狼山、榆关、祁连山，《将军行》“天山热海在目中，下殿即日名煊赫”之“天山”“热海”，乃至《塞上曲》“当道何崔嵬，云是玉门关”所写之玉门关，皆系诗人之想象而非亲历。陆游借助此类汉唐空间意象，一方面流露出其对汉唐盛世的向往，另一方面亦想通过乐府歌行创作实现“九州”的完整，确立南宋王朝地德的合理性，具有极强的政治指向:“其文学世界里的地理意象与空间想象，塑造了南宋王朝时代精神的政治隐喻。”[9]而且，陆游在此中所划定的国土范围，“不仅包括中原及燕赵青徐等，更到幽州、鸡鹿塞、榆关而至燕然山，西边则以超迈的想象涵括了天山、北庭、安西等”[10]。故此，我们不仅要读出陆游此类乐府歌行中的边塞异域风光，更要透过诗中的地理方位领悟诗人所寄予的深沉的家国意识与历史兴亡感。

　　2．宫怨与侠士书写

　　唐宋为宫怨诗创作的鼎盛时期，出现了不少以乐府写宫怨之作，如李白《玉阶怨》《妾薄命》、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张籍《楚妃怨》、陆龟蒙《婕妤怨》等，皆为此中名篇。陆游宫怨题材的歌行类乐府在刻画人物形象上颇为成功，如“今年选后宫，连娟千娥眉;早知获谴速，悔不承恩迟”、“春风时送箫韶声，独掩罗巾泪如洗。泪如洗兮天不知，此生再见应无期”(《长门怨》)中失宠于武帝的陈皇后，“妾虽益衰兮尚供蚕桑，愿置茧馆兮组织玄黄。欲诉不得兮仰呼苍苍，佩服忠贞兮之死敢忘”(《长信宫词》)与“岂知辞玉陛，翩若叶陨霜。永巷虽放弃，犹虑重谤伤”(《婕妤怨》)中虽见弃君王却仍守忠贞的班婕妤，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有别于一般纯粹描写宫女幽怨之宫怨诗，陆游实欲借陈皇后为汉武帝废后、班婕妤失宠于汉成帝之史实，寄托政治上之失意遭遇，“忠厚悱恻，深于言怨”[3]847，充斥着诗人孤忠耿耿而不得用，面对和议已成、北伐无望的深切哀恸。除宫怨题材外，侠士书写亦为鲜见于宋人歌行乐府中的独特主题。如“一身独报万国雠，归告昌陵泪如雨”(《剑客行·我友剑侠非常人》)中堪比荆轲的侠士，“誓当函胡首，再拜奏北阙。逃去变姓名，山中餐玉屑”(《剑客行·世无知剑人》)中功成身退的剑客，等等。然这些侠士与李白《侠客行》中“十步一杀人，千里不留行”的好饮、重匹夫意气以报私仇的普通侠士剑客有所不同，他们是为复宋室中兴而行侠天下，亦是宋金对峙时局下诗人赤心耿耿的英雄主义寄托之所在。

　　(二)错落有致之句式与和谐悦美之音韵

　　乐府诗句数、字数随时代的演变而发展，其具体的节奏形式亦随音乐曲调的嬗变而有所不同。胡应麟《诗薮》云“世以乐府为诗之一体，余历考汉魏六朝唐人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近体、排律、绝句，乐府皆备有之”[11]，可见乐府诗句度之复杂。宋代歌行类乐府较前代而言，其中一个特点便是齐言体数量的大幅激增，“宋代的歌行类乐府，无论是五言还是七言，却几乎全为齐言体”[4]93。陆游的歌行乐府虽以齐言体为主，然仍有不少杂以三言、八言、九言、十言乃至十二言者，在以齐言体歌行为主流的宋代，独具一格。譬如，间以三言类:“火其书，庐其居，佛亦何曾可扫除”(《醉歌》);群阴伏，太阳升，敌退塞，宋中兴”(《塞上行》(一作《胡无人》);“云童童，挟雨来。雨未濡土云已开，不能为人敛浮埃”(《云童童行》);“冠一免，不可以复冠;门一杜，不可以复开”(《短歌行》);间以七言者:“呜呼!人生难料老更穷，麦野桑村白发翁”“不羡骑鹤上青天，不羡峨冠明主前。但愿少赊死，得见平胡年”(《长歌行》);间以八言类:“君不见塞上失马翁，马去安知不为福。又不见新丰折臂翁，臂废身全老乡国”(《两翁歌》);间以九言类:“我愿一日一百二十刻，我愿一生一千二百岁。四海诸公常在座，绿酒金尊终日醉”(《日出入行》);间以十言类:“君不见宣房塞河百万人，一旦横流由蚁隙”(《冬至夜坐作短歌》)，等等。这些杂言体诗相较齐言体诗，不仅于章法结构上更加灵活，且使全诗音节响亮、节奏鲜明、错落有致，“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12]，于音乐美上较齐言体更胜一筹。

　　(三)沿用旧题，赋予新义

　　乐府诗特别是古题乐府，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主题。然后世文人出于寄托不同怀抱之需要，同一题目往往会衍生出各异的内容。陆游歌行类乐府，于沿袭古题之同时，又赋以新义、翻新题材，仿古之时不忘出新，扩大了诗题的表达空间。例如，《乐府解题》释《短歌行》曰:“《短歌行》，魏武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晋陆机‘置酒高堂，悲歌临觞’，皆言当及时为乐也。”[13]释《长歌行》云:“古辞云‘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言芳华不久，当努力为乐，无至老大乃伤悲也。”可见，《短歌行》《长歌行》的古义是“努力为乐”、“及时为乐”。陆游的数首《长歌行》《短歌行》，并不拘泥于传统古义，或云退闲之乐而忘进退之忧:“炎天一葛冬一裘，藜羹饭糗勿豫谋。耳边闲事有何极，正可付之风马牛”(《短歌行·上樽不解散牢愁》);或云功名未立、报国无阶:“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长歌行·人生不作安期生》);或浸透着壮志消残于杯酒中的无奈与悲凉:“吾曹浮脆不自悟，乃欲冠剑常崔嵬。劝君饮勿用杯酌，但当手提北斗魁”(《短歌行·冠一免不可以复冠》)。乐府古题《前有一樽酒行》，本义为祝宾主长寿，其后李白又加以发挥，使其成为及时行乐之辞。陆游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书写肌理，时有牵乎己之痛与牵乎国之叹，注入了特定的时代精神，譬如《前有樽酒行二首》其二:“丈夫可为酒色死，战场横尸胜床第。华堂乐饮自有时，少待擒胡献天子。”此外，陆游部分新题乐府歌行亦与前人同题之作主旨不同。以《楚宫行》为例，唐人张籍之作，主要叙写宴游射猎场景之华美壮大;陆游之作，则于表现楚王驾游射猎的宏大场面之同时，以“国中壮士力已殚，秦寇东来遣谁射”作结，托古讽今，借楚王游猎享乐徒耗国力而无以抵御秦国入侵之古事，劝谕南宋朝廷当卧薪尝胆、枕戈待旦以防备金国随时可能之南犯，旨趣上也更近乎古乐府的怨刺激扬之风。陆游这些沿用旧题而消解本事、赋以新义的歌行类乐府，以人生经历、南宋时事为源泉，辅以诗人自身独特的精神气质，按照自己的生活与艺术经验，颇为自觉地进行乐府诗题的艺术革新与翕变。

　　三、陆游歌行类乐府的创作分期

　　陆游的歌行类乐府的创作，主要可分为四个时期，即乾道九年(1173)—淳熙四年(1177)成都时期，淳熙六年(1179)—七年(1180)提举福建常平茶事、江西常平茶盐公事时期，淳熙十三年(1186)—十四年(1187)知严州时期，淳熙八年(1181)—淳熙十一年(1184)及绍熙四年(1193)—嘉泰元年(1201)的乡居山阴时期。陆游集中创作歌行类乐府的几个阶段，与其仕宦生涯之变迁、地域空间之转换、创作心态之嬗变正若合符契，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尽相同的创作特征。

　　(一)成都时期

　　乾道八年(1172)末，王炎征西大幕解散，陆游带着“此身合是诗人未”的自问经剑门关辗转至成都，任成都安抚司、四川制置司参议官，开启了为期三年的成都幕府生涯。从南郑前线退入后方，意味着诗人功名难立和“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14]12058战略理想的破灭，一方面是志士失路、感时忧国的苦闷悲愤，另一方面是锦官城天府沃野、贤友宾朋所带来的慰藉，二者相互交织，形成了陆游矛盾而复杂的心灵世界。此时期，诗人作有《成都行》《醉歌》《宝剑吟》《金错刀行》《断碑叹》《蜀酒歌》《古藤杖歌》《春愁曲》《塞上曲》《长歌行》《剑客行》《玉京行》《出塞曲》等新旧题乐府歌行十几首，或借以排忧，或述怀明志，形成第一个创作高峰。《成都行》《蜀酒歌》《断碑叹》等作，则以蜀地人文渊薮为题材，将四川风物特产、历史遗迹熔铸于歌行中，显现出极强的艺术功力。而《金错刀行》《长歌行》《剑客行》《出塞曲》等锐意进取、奋发踔厉的浪漫雄豪之作，效仿唐人尤其是李白、岑参歌行乐府，或沿用词句，或夺胎诗意，在陆游乐府歌行创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提举福建常平茶事、江西常平茶盐公事时期

　　自蜀东归不久，陆游即除福建路常平茶事，旋又除江西路常平茶盐公事。陆游仕宦闽、赣期间，“宦情淡薄，生活寂寥，但诗篇多慷慨激昂之作”[15]，这尤其体现在其《出塞曲》《前有樽酒行二首》《大将出师歌》《碧海行》等大声镗、豪壮奔放的歌行类乐府上。而对游宦生涯的厌倦，又使诗人常发思归、思蜀之咏，借诗酒排遣情累。如此心态，在其歌行乐府中亦清晰历历。如“惟有钓船差易具，问君胡为不归去”(《长歌行·人生宦游亦不恶》)、“世上悲欢亦偶然，何时烂醉锦江边”(《长歌行·燕燕尾涎涎》)。这一阶段，诗人歌行乐府的数量虽不及成都时期，但无论是诗歌的遣词造句、谋篇布局，抑或意象的锤炼、悲健诗风的塑造，都体现出诗人追步汉魏唐人乐府的自觉意识、对前人同题之作的体认超越及以古为新的诗学尝试。

　　(三)知严州时期

　　淳熙十三年(1186)，闲居多年的陆游赴行在，受朝命知严州。陛辞时，孝宗谕之曰:“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14]12058带着孝宗的“口谕”，以孤臣、志士自许的陆游于严州任上仍赋有多首爱国歌行，其中名篇如《焉耆行》《塞上曲》。《荆州歌》《东吴女儿曲》等，则是诗人继蜀中作《成都行》《蜀酒歌》等之后的又一批以乐府歌行泛咏风土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地域印记和深厚的人文蕴涵。此外，他又作《芳草曲》《估客乐》《桐江行》等，在儒释互济下追求精神之淘洗，体悟超越苦难后的平静与淡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陆游充分发挥元白新乐府“刺美见事”[16]254的主旨，学习乐府诗“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世之人”[16]255的功能，以《楚宫行》微讽南宋朝廷上下偷惰宴安、忍耻事仇的苟且现象。这也是严州时期陆游对前几个阶段歌行类乐府创作主题的一次丰富与拓展。

　　(四)乡居山阴时期

　　陆游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均在山阴度过，而乡居山阴时期亦是陆游歌行类乐府创作数量最多、题材最广、持续时间最长、诗艺最为精湛成熟的时期。乡居时期的陆游，仍系心国事，心忧民瘼，诗人素心虽愿老沟壑，然大义未敢忘君臣，忠君报国、收复失地之志愈老愈坚。“渭南以一书生，蒿目当涂，弯弧跃马之思，既老不释。”[2]187这在其乐府歌行中尤为突出，如《大雪歌》《醉歌》《出塞曲》《秋风曲》《将军行》《小出塞曲》《凉州行》《悲歌行》《塞上曲四首》《秋月曲》《凄凄行》等，在长篇短咏中述其怀抱、寄寓悲愤，情感深沉充沛，显示出高超的诗艺造诣和深远的诗史影响。退居期间对功名未立而老境将至的焦虑、对时间流逝的体认与思考，亦为这一时期陆游歌行乐府中的常见主题。如“但见旦旦升天东，但见暮暮入地中。使我倏忽成老翁，镜里衰鬓成霜蓬”(《日出入行》)、“就令未死身日衰，朱颜已去谁能那”(《放歌行》)等，蔚然有古乐府风韵。亦大量涌现以超越仕途得失、追求超旷自适为主题的乐府歌行作品，成为陆游晚年生活中的另一种人生底色，如《后春愁曲》《避世行》《放歌行》《长歌行》《蓬莱行》等等。陆游在继承古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17]创作精神之同时，亦从美刺传统出发，在《云童童行》《董逃行》《农家叹》中哀悯生民多艰，希冀高居庙堂者当勤政泽民、宽纾民力。而古乐府的赞颂功能，亦于此阶段的《赛神曲》《采莲曲》《丰年行》中得到呈现。山阴作为一片与官场相对立的隐逸空间，使置身其中的诗人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创作乐府歌行、锻炼诗艺，传递着其他几个时期已形成或尚未具备的多元情蕴和新鲜的表现技巧，形成了独到的精神面貌和艺术魅力。可以说，陆游绍熙四年(1193)后乡居时期的乐府歌行创作，才真正臻于成熟，达到了创作生涯中的高峰。

　　综上所论，歌行类乐府作为宋代创作甚多、成就卓着的一类乐府诗，在宋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陆游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乐府诗创作数量仅次于杨维桢的诗人，其歌行类乐府不仅数量颇丰，且题材广泛，风格多变，立意深远，有着追摹唐人的豪健瑰奇之风。陆游的乐府歌行句式错落有致，音韵和谐悦美，善于通过独特的意象表现反映时代精神的政治隐喻、寄托微茫，于沿用、借用乐府旧题之同时又赋予其新义，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歌行类乐府创作大家。陆游集中创作歌行类乐府的几个时期，与其仕宦生涯之变迁、地域空间之转换、创作心态之嬗变正若合符契，并在各个阶段呈现出不尽相同的主题意蕴和艺术风格。然学界几无对放翁歌行类乐府进行专题考论之作，未能从真正意义上揭示诗人乐府歌行的创作特色与文学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和持续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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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756.

　　注释

　　1北宋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郭祥正、晁补之，南宋李纲、周紫芝、陆游、杨万里、孙应时、汪元量皆有歌行名篇传世。详参吴彤英《宋代乐府题边塞诗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孟静《宋代古题乐府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王辉斌《论宋代的歌行类乐府》(《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论宋代的旧题乐府及其新变》(《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罗《宋代乐府诗研究》(北京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陈瑞娟《宋初乐府诗研究》(《文艺评论》，2014年第6期)等。
　　2详参胡应麟《诗薮》卷三、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王辉斌《唐后乐府诗的界定与分类》(《江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中对乐府歌行的定义。
　　3此数据由王辉斌先生在《论宋代的歌行类乐府》一文中统计得出。
　　4例如，田雯直言放翁之歌行可上追杜甫、韩愈，与北宋诸诗文大家相比亦不遑多让:“至于歌行，惟唐之杜、韩，宋之欧、王、苏、陆，其鼓骇骇，其风瑟瑟，旌旗壁垒，极辟阖雄荡之奇”;张培仁盛誉陆游《董逃行》，赞其“悲壮淋漓，实能于李、杜、韩、苏外，自辟一境，足为千古炯戒;方东树指出放翁之《长歌行·人生不作安期生》乃《诗稿》中的压卷之作。而以选录清前五七言古诗着称的王士《古诗笺》中，收录宋人歌行乐府数量情况如下:欧阳修5首，王安石3首，东坡8首，黄庭坚1首，晁补之4首，而陆游竟高达16首。由是可知放翁歌行乐府不仅数量颇丰，其质量亦可圈可点，有一定研究价值。详参孔凡礼、齐治平编《陆游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王士选，闻人笺《古诗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5如吕辉《陆游七言律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管琴《七律的放翁诗法——从“律熟”的评价说起》(《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陶文鹏《论陆游的七言绝句》(《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诸雨辰《突转与断片:陆游七绝的构思方式与题材选择》，(《中国韵文学刊》，2015年第3期)等。
　　6事实上，不仅陆游之歌行类乐府，整个宋代乐府诗研究亦面临着研究格局不够均衡，有“点”的研究，却少有“线”和“面”的观照，多将某位作家之乐府诗与其他诗歌作整体研究，而非单独研究乐府诗的创作情况，研究空白较多。可参看陈瑞娟《建国后宋代乐府诗研究综述》(《内蒙古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7详参王辉斌《论宋代的歌行类乐府》(《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孙启祥《论陆游乐府诗的体裁及其他》(《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8王辉斌先生认为，在南宋诗人中，唯有陆游是最喜欢也是最擅长于乐府诗创作的一位诗人，这从八十五卷本《剑南诗稿》几乎每卷都有乐府诗的事实，即可准确获知。这一事实表明，陆游之于乐府诗的创作，乃是由青年而晚年，以至于终生而为的。(《论宋代的旧题乐府及其新变》，《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9本文所引陆诗，皆据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为免繁冗，文中只标明诗题，不一一出注。
　　10孙启祥《论陆游乐府诗的体裁及其他》指出，乐府诗托古讽今、隐喻现实的体裁优势，也许更便于充分表达对投降妥协的谴责、对爱国志士的呼唤、对恢复中原的期盼、对杀敌灭贼的憧憬，减少从政治上授人以柄的可能。
　　11此结论为笔者据祝穆《方舆胜览》、王象之《舆地纪胜》及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进行比照后所得。
　　12例如，田锡、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周紫芝、周麟之等集中，几无杂言体乐府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