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南渡出使金国过程中诗人创作的作品分析

　　使者，又称行者，自古以来一直活跃于各个政权之间。使者的礼遇程度和个人尊严往往与其所处政权力量的强弱密切相关。宋代南渡时期，南方的宋朝与北方的金国在军事上极不对等：宋弱金强。为了达到缓解军事压力、保持政治局面的稳定等目的，宋朝不间断地、甚至是密集地向金国派出使节。宋朝派出的使节，既有文臣，亦有武将，但无论文臣还是武将，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雄辩的口才。这些使臣有不少长期羁留于金国甚至为此殉难，这样的经历往往令他们终身难忘。也正因为如此，这部分诗人尽管整个一生创作的时段较长，但出使期间的诗歌创作及追忆使金经历的作品往往是他们诗文集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因此，使金诗人群也就自然形成。

　　从理论上讲，使金诗人群应该是一个较大的群体，也应该创作了不少诗歌。张荣东根据《宋史·交聘表》、《金史·交聘表》及《宋史·本纪》统计，整个宋代共向金国先后派出使节 190 次。其中北宋 15 次 , 南宋175 次，派出使节共计 359 人。显然，正如张荣东所说，这些统计是不全面的。即便如此，将这些使臣的人数平均到南宋与金国并存的 100 余年中，也是较为可观的。如此多的使臣理当有不少诗人并由此创作了不少诗歌，但遗憾的是，南渡使金诗人与作品的数量都很有限。这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如张邵在北地讲学之余，还颇有著述，然其回到南宋后，因担心与时局不合，招惹祸端，将诗文稿全部焚毁；又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北地文化环境不如南方，创作既少交流的对象，文献又不易保存。如此种种，造成了现存使金诗不成规模的状况。

　　因为南渡使金诗人人数少（且不少诗人只有零星诗歌传世），传世诗歌数量不多，对该类诗歌进行整体研究很难找出规律性的特征。当然，毕竟该类诗人有着较为相同的使命、际遇与创作环境，诗歌中也应该具备一些共性的成分。这里挂一漏万，姑妄析之。

　　一、强烈的使臣意识

　　诗人在不同的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并非每个时期都明显地在诗歌中表现出某一身份角色意识。

　　这种现象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普遍存在，很多诗歌无法编年即便作一粗略的编年也不可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南渡使金诗人，无论是其人还是其诗，皆能够强烈地表现出使臣角色意识。先撷取部分使臣事迹，以窥知大概：《宋史·滕茂实传》：金人谕之曰：“国破主迁，所以留公，盖将大用。”迫令易服，茂实力拒不从，见者堕泪。

　　《宋史·朱弁传》：绍兴二年，金人忽遣宇文虚中来，言和议可成，当遣一人诣元帅府受书还。虚中欲弁与正使王伦探策决去留，弁曰：“吾来，固自分必死，岂应今日觊幸先归。愿正使受书归报天子，成两国之好，蚤申四海之养于两宫，则吾虽暴骨外国，犹生之年也。

　　《中州集》：弁……天会六年，以通问见留。命以官，讬目疾固辞，猝然以锥刺之，而不为瞬。以上是众多有关使金诗人史料中的一部分。很明显，这部分使臣以使节要求为取舍标准决定自己的行为。朱弁和縢茂实的辞官，皆是出于维护使节身份的具体表现。其他如洪皓、张邵等人亦多有壮举，皆体现出使臣之节操。而违背使臣准则的举动则会受到其他使臣的鄙视。宇文虚中出使金国后，接受金国的任命，为朱弁、洪皓等人不齿。李任道曾将朱弁与宇文虚中的文章合编，命名为《云馆二星集》，朱弁写诗回应。

　　编者注曰：“叔通受官，而少章以死自守，耻用叔通见比，故此诗以不敢齐名自讬。”洪皓诗歌《次大风韵》下亦有按语：“集中次韵诗，于原作姓名往往不载，岂当时龚璹之流后皆降仕，故削而不录。”虽然这些按语未必就是诗人们的本意，但结合朱弁、洪皓的行为看，则可以视为合理的推断。

　　使金诗人不与金朝统治者合作，却与民间人士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不少使金诗人与当地诗人有诗歌唱和，如司马朴有残篇《雪霁同韩公度登圆福寺阁和李效之诗》，其中韩公度是金初大臣韩昉之子韩汝嘉，洪皓有《赠彦清》等，彦清为金相陈王固新长子。而且，这些使金诗人还有意识地将中原文化传播给金人。

　　洪皓曾经教授陈王固新儿子汉地文化，“诲其八子”。当时传授文化的条件非常艰苦，据传，“因无纸，则取桦叶写《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传之，时谓之桦叶四书”。史载，张邵在金国亦热心传播汉文化，“人知公以儒学，士多从之授书，生徒断木书于其上，捧读既过，削去复书”，其讲授《易经》，引得“一时听者毕至”。使金诗人不愿接受金朝的官职，却愿意传播中原文化，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

　　中国古人强调夷夏之辩，但夷夏之防不在血统，而指文化。凡是外民族认同中华民族文化的，亦无须以夷狄视之。使金诗人传播汉文化，主观上不无此意，史载：“金国名王贵人多遣子弟就学，（朱）弁因文字往来说以和好之利。”洪皓在诗歌中也常对其学生彦清等灌输中原道德，如《赠彦清》：“好生恶杀号苍天，天悯斯民欲息肩。自是大邦兵不戢，在于南国使无愆。论功弗用矜三捷，持胜何如保万全。愿早结成修旧好，名垂史策画凌烟。”“仁者自然天锡寿，若修阴德更何疑。”显然，这是诗人使节使命的延续。事实上，诗人除了对陈王固新的儿子们予以和平思想的渗透，还阻止固新本人发动战争。《宋史·洪皓传》：“或献取蜀策，悟室持问皓，皓力折之。悟室锐欲南侵，曰：‘孰谓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尔。’

　　皓曰：‘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自古无四十年用兵不止者。’”洪皓的言论与诗句是其使节使命职责的体现，而其劝阻发生战争所陈述的理由却是中原文化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如“好生恶杀号苍天”，乃儒家思想中天有好生之德思想的体现；“仁者自然天锡寿”则显然是《论语·雍也》中“知者乐，仁者寿”思想的诗歌表述；“若修阴德更何疑”，则又是中原文化中朴素善恶报应观的表现，《汉书·于定国传》：“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或为诗句所本。

　　如洪皓这样用诗歌的形式直接行使外交使命的诗人并不太多，但其他诗人的诗歌发出的感慨实际也体现出他们自觉的使臣使命意识。朱弁《谢崔致君饷天花》：“偃戈息民未有术，虽复加餐只增媿。”诗人因有人送来天花（即蘑菇）而产生愧疚之情，以为口腹之乐徒增诗人未能完成外交使命的心理负担。此诗乍看颇有矫情之感，但知人论世，联系朱弁在使金过程中的忠贞表现，不难理解其外交使命感的强烈。

　　除了具有强烈的使臣角色意识与使臣使命感，使金诗人的使臣意识还表现在诗人们对使者身份的体认。

　　他们在诗歌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展示自己的使臣身份。这些诗歌的表现方式大体有如下数种：

　　其一，直言使节身份或用使节信物代称。

　　朱弁《李任道编录济阳公文章与仆鄙制合为一集且以云馆二星名之……》：“词源未得窥三峡，使节何容比二星”，诗中直接用“使节”二字点明诗人身份。洪皓《次彦深韵》：“坐中我是江南客，万里寻盟负恩眷”，用“江南客”暗指自己南宋使臣的身份。该类表述中，更多的以使者信物“符节”来指代诗人身份：朱弁《北人以松皮为菜……》：应怜持节人，饷此为问讯。

　　宇文虚中《又和九日》：一持旌节出，五见菊花开。古代的使臣出使所持的符节具有凭证或信物的意义，是使者身份的象征，也代表着国家的尊严。因而，使者应将其视为与生命同等重要。《汉书·苏武传》中说苏武虽羁留于匈奴，但他“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宋史·朱弁传》：“伦将归，弁请曰：‘古之使者有节以为信，今无节有印，印亦信也。愿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伦解以授弁，弁受而怀之，卧起与俱。”正因为节杖对于使臣的特殊意义，诗人们在表述自己身份时，更乐于选择这一名物。

　　其二，借用典故点明身份。宋人写诗喜用典故，使金诗人亦不例外。历史上，能够坚守节操的使臣最为著名者为苏武，因而，苏武也就成为不少使金诗人自觉期许的对象：洪皓《过曹溪》：半世囚拘愧牧羊，生还四载却投荒。

　　张邵《谢枢密王公伦惠锦衣》：苏氈久绝寝衣想，姜被忽分挟纩香。宇文虚中《在金日作三首》：传闻已筑西河馆，自许能肥北海羊。李若水《呈副使王坦翁》：就使牧羊吾不恨，汉旄零落雪花春。

　　洪皓将自己被拘金国十多年的经历与苏武相提并论，以苏武自喻身份之意显然。张邵诗歌中“苏氈”，典出《汉书·苏武传》，原文曰：“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苏武出使匈奴，没有食物，只能以旃毛和雪吞下填充肚子。在文献上无法看出张邵曾有如苏武以旃毛为食物的记载。诗人显然是借用这个典故说明缺少衣服的处境，借此表明自己与苏武相同的身份与相同的信念。宇文虚中尽管接受了金朝的官职，在行为上属于失节，但其思想上（起码最初）也是愿意以苏武自许。李若水同样也使用苏武牧羊的典故表达自己对宋朝的忠贞之情。苏武在使金诗人心中，已经成为对抗外在恶劣环境与政治压力的精神支柱，不仅诗人们如此，连宋高宗对使臣的赞许也同样使用苏武典故，洪皓回南宋朝廷后，请求一郡以养母。“帝曰：‘卿忠贯日月，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岂可舍朕去邪!’”当然，使金诗人也并不仅仅自比苏武，有时也会使用其他典故，或与苏武之典并用，如朱弁《客怀》：兵气常时见，客怀何日开。形骸病自瘦，鬓发老相催。已负秦庭哭，终期汉节回。风雷识我意，一雨洗氛埃。

　　诗人为了表达自己的使臣身份及使臣的作为与期望，连续用了两个典故。“已负秦庭哭”，用申包胥出使秦国之事。《左传·定公四年》：“初，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及昭王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

　　子始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终期汉节回”则使用苏武被拘匈奴十九年，最终回到汉朝之事。两个典故，共同表达出朱弁作为使者的所为与所冀。

　　二、无奈的弱国心态

　　整个宋朝，积弱积贫。宋朝的使臣出使周边政权时，往往缺乏唐人昂扬的气概，底气不足。即便如此，北宋使臣与辽国等周边政权交往，还处于一个相对对等的水平上。然而，到了南北宋之际，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打败宋军，使北宋亡国，而南宋朝廷又被金国步步紧逼，后来尽管宋金军事力量有了些许改变，但最终南宋却在外交上向金国称臣。如此局面，使宋朝使臣在创作尤其是与金人的文字交往过程中往往表现出弱国的心态。

　　《宋史·宇文虚中传》曰：“虚中恃才轻肆，好讥讪，凡见女真人，辄以“矿卤”目之，贵人达官，往往积不平”，后因此遭人诬陷，死于非命。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拘小节、狂放不羁之人，作为使臣与金人交往时也表现出谦卑的一面。其《上乌林天使三首》（之一）：当时初结两朝欢，曾见军前捧血盘。本为万年依荫厚，那知一日遽盟寒。羊牵已作俘囚献，鱼漏终期网罟宽。幸有故人知底蕴，下臣获考敢谋安。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宇文虚中称呼对方使臣为“天使”，意谓天朝之使者。天朝之称是汉文化圈国家对中国古代正统王朝的官方称呼，是一种尊称，被汉人视为蛮夷之邦的金国显然不应该有这样的称号，宇文虚中此举无疑出于谄媚。其次，对于徽、钦二帝被金人牵播于异域与诗人被拘禁，诗人并非无动于衷，而是情感相当沉痛，但诗歌却以较为平缓的口气表达。同样，关于宋金战争的是非曲直，诗人自然洞若观火，但诗人却刻意回避这一问题，用“盟寒”一词，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诗人更多的反而是强调宋朝的态度，愿意接受战败的事实，请求金朝能够网开一面。而且，诗人还不忘对金朝使者做一番恭维，以获取对方欢心。显然，我们不能指责宇文虚中人格卑下，毫不顾及国家的尊严。事实上，诗人此诗乃为获取对方同情，阻止战争的继续而发，但诗歌中表现出的摇尾乞怜的态度的确非常鲜明地反映出作为战败国使者的艰难处境与无奈心情。

　　类似的情况也体现在洪皓诗歌中。洪皓滞留金地，曾为陈王固新教八子。然而洪皓在与其弟子彦清、彦深诗歌赠答、唱和中，却表现得异常客套，而这种客套中不乏恭维的色彩，同样也流露出作为弱国被羁使臣的心理。如：

　　自是大邦兵不戢，在於南国使无愆。

　　折腰翘袖为公寿，愿赞监军早戢戈。

　　如果说诗中的“大邦”之称还带有礼貌性质，表示对对方国家的尊重；那么洪皓称其弟子为“公”，则显然有违中原文化中的师道尊严。洪皓此举，是一个弱国使节落魄心理不自觉的流露。

　　当然，使金诗歌中也有慷慨激烈之作，例如：

　　王履《临难歌》：矫首向天兮，天卒无言。忠臣死难兮，死亦何愆!

　　何宏中《述怀》：马革盛尸每恨迟，西山饿踣更何辞。姓名不到中兴历，付与皇天后土知。

　　乍见上述诗歌，令人耳目一新，以为使金诗人生发出唐人的豪迈气概。然而，透彻地了解这些诗歌写作的背景与当时的环境及诗人们的心理后会发现：这些诗歌与其说是激烈壮怀的表现，不如说是为国捐躯的誓言，而且是明知无力回天，仅仅为保持尊严的选择。事实上，上述诗歌如王履的《临难歌》就是殉难前所作。滕茂实亦因忧愤而成疾去世，临终前，“令黄幡裹尸而葬，仍大刻九字云：宋使者东阳滕茂实墓”。

　　他的《临终诗》（并序）很清楚地表现出其生死抉择。其小序云：某奉使亡状，不复反父母之邦，犹当请从主行，以全臣节，或怒而与之死，幸以所仗节幡裹其尸，及有篆字九，为刊之石，埋于台山寺下，不必封树，盖昔年大病，梦游清凉境界，觉而失病所在，恐于此有缘，如死穷徼，则乞骸骨归，悉如前祷，预作哀词，几于不达，方之渊明则不可，亦庶几少游之遗风也。

　　上述诗篇字字皆血，是诗人为了国家的尊严而发出的雄壮之声。然而，联系到这些诗人特定的身份，发现其实这些诗歌体现出诗人们作为弱国使臣的无奈与绝望。上述诗歌中除了何宏中的《述怀》还隐约希冀着中兴，其他诗人皆无此想法。

　　需要说明的是，诗人们的弱国使臣心态与诗人本身品质等因素无关，而是宋金局势所决定的。弱国无外交。北宋本身军事力量就弱，与金共同灭辽以后，遭到金国的侵略，很快政权瓦解，二帝北狩。而南宋朝廷成立后，惧怕与金军交战，一味逃避。后来，在宋金军事局面发生了一些改变的情况下，宋高宗又急不可耐地与金人讲和。如此种种，没有给使金诗人任何可以预见国家中兴的希望的可能，使金诗人一直处于或自怜自艾或悲愤难当的心理状态。

　　三、表现矢志不渝的民族气节

　　使金诗人的使者情结，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以表达矢志不渝的民族气节最为突出。使金诗人不少具有被羁留于金国的经历，而且为时不短，洪皓、朱弁等人滞留北地甚至达十多年之久。这对于诗人个人而言无疑是痛苦的，然而也更能磨炼诗人的意志，激发出他们强烈的民族情感。除了上面列举的王履等诗人的诗作外，朱弁、洪皓等人也有相当数量的此类作品。如：朱弁《有感》：仗节功奚在，捐躯志未闲。不知垂老眼，何日睹龙颜。

　　洪皓《次观表文韵》：求成虐执四三年，一木难支大厦颠。致死存孤思杵臼，恃强轻敌笑苻坚。

　　朱弁的诗歌表现不辱使命、坚强豁达、为国捐躯等情感，洪皓也表现“致死存孤”的决心和恋阙思主的情感。这类情感皆属于使金诗人诗歌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表现民族气节最为常见的方式。不过，因为该类诗歌思想过于正统，也因此缺乏多样性，显得有点程式化，倒是节操有所亏损的宇文虚中的该类诗歌颇为值得玩味。

　　宇文虚中于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进士登第，官至资政殿大学士，两宋之际，曾多次出使金国。后被金国扣留，被迫官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封河内郡开国公，并被尊为“国师”，后被杀。关于其死因，有多种说法，然皆无确证，只能存疑。不管如何，宇文虚中降金是一个既定的事实，起码与宇文虚中同时期的人持此看法。比如洪皓的《使金上母书》、《乞不发遣赵彬等家属剳子》、《跋金国文具录剳子》等文章中皆有对宇文虚中的指责之词。《乞不发遣赵彬等家属剳子》更是力诋宇文虚中的失节行为：“虚中以儒术进，尝为近臣，犹且卖国图利，靡所不为。”然而，我们发现宇文虚中的诗集中却有不少表现坚守使者气节的诗歌。比如《在金日作三首》：“传闻已筑西河馆，自许能肥北海羊”、《上乌林天使》：“鲁人除馆西河外，汉使驱羊北海湄。”两诗皆明确表明诗人绝不会受金人诱惑，将如苏武那样保持民族气节。另外，又有诗寄张孝纯曰：“有人若问南冠客，为道西山赋蕨薇”，同样表述自己将如伯夷、叔齐誓不食周粟那样，绝不会与金朝统治者合作，其情亦不可谓之伪。不仅如此，宇文虚中在给家人的书信中，也表达了以身殉国的决心。与其妻书曰：“自离家五年，幽囚困苦非人理所堪。今年五十三岁，须发半白，满目无亲。衣食仅续，惟期一节，不负社稷，不愧神明。至如思念君亲，岂忘寤寐；俯及儿女，顷刻不忘。

　　度事势决不得归，纵使得归，亦得在数年以后，兀然旅馆待死而已。”虚中与弟（南阳公）书亦云：“虚中囚系异域，生理殆尽，困苦濒死，自古所无。中遭胁迫，幸全素守，惟一节一心，待死而已，终期不负社稷”。

　　宇文虚中最后一次出使金国的目的是祈请金人遣还徽、钦二帝，宇文虚中也的确为着这个目标而努力，甚至不顾自身的安危，主动要求留在北地：“（建炎）二年，诏求使绝域者，虚中应诏，复资政殿大学士，为祈请使，杨可辅副之。寻又以刘诲为通问使，王贶为副。明年春，金人并遣归，虚中曰：‘奉命北来祈请二帝，二帝未还，虚中不可归。’于是独留。”其爱国之心亦昭昭可见。宇文虚中《己酉岁书怀》曰：“去国匆匆遂隔年，公私无益两茫然。当时议论不能固，今日穷愁何足怜。生死已从前世定，是非留与后人传。

　　孤臣不为沈湘恨，怅望三韩别有天。”在迎还二帝未果的情况下，迷茫而又充满希冀。甚至天会十年（1132），王伦自金归宋，亦曾向朝廷汇报：“虚中奉使日久，守节不屈”。

　　然而，宇文虚中后来毕竟投降了金国。宇文虚中是真心实意归降，还是如后人猜测的那样从事间谍活动，已无从得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宇文虚中现存的诗歌中几乎没有涉及在金国政治生活的题材。这当然与宇文虚中诗歌大多已亡佚不无关系，但考虑到其现存的诗歌中不少表现坚守民族气节、思念故国等等的内容，而唯独没有与其密切相关的北地政治生活，这种缺失未尝不可以理解为宇文虚中不愿或故意回避此类内容。

　　笔者推测，宇文虚中尽管后来降金，但内心或是有难言之隐，或充满负疚感。因而，宇文虚中有关政治方面的内容，在金国前期的诗歌中表述得淋漓酣畅，而后期则有意回避。这样的行为本身，颇为耐人寻味。

　　四、表现对故国、亲人的思念

　　旅人思家，使臣念国，这是中国古典诗歌中较为常见的题材。使金诗人尤其是长期滞留于金地的诗人更是如此。洪皓《思归》：“垂翅东隅四五年，不知何日遂鸿骞。传书燕足徒虚语，强学山公醉举鞭。”朱弁《独坐》：“阶除雪不扫，独立数归鸿。”这些思归之作，颇有一些共性的特点。

　　中国的传统节日多含有阖家团圆之意，羁留于异域的使金诗人思家之念较常人愈发强烈，更热衷于借节日抒发此类情感，因而这一类诗歌数量较多。略举数例：洪皓《重九》：“箭穿化鹤君何在，书寄宾鸿使未还。引领庭闱方寸乱，倚松对菊涕潸潸。”朱弁《寒食》：“南辕定何日，无地不风尘。”宇文虚中《重阳旅中偶记二十年前二诗因而有作》：“客馆病余红日短，家山信断碧云长。”

　　金国风土人情、生活习俗及自然风光都迥异于中原之地，由南入北的使金诗人生活于其中，很容易产生与中原对比的心理。而这种或显或隐的对比，也强化了诗人的思乡、思亲之念。宇文虚中《春日》：“北洹春事休嗟晚，三月尚寒花信风。遥忆东吴此时节，满江鸭绿弄残红”，将北地节侯与南方风物进行对比，表达出作者对南方故乡的思念。洪皓《次种野花韵诗》：“强移野卉对残春，深恐焦枯向日薰。种止一行非贵少，高才三寸岂超群。既无艳色堪观赏，又乏幽香漫吐芬。却忆故园都谢了，卖花声断几时闻。”

　　北地野花，既乏色又乏香，诗人栽种，聊胜于无；而故园之花，方为诗人所向往。类似的对比手法，朱弁使用最为频繁，也最有特色，如《白发》：“白发使车前，烟波思渺然。霜清获稻日，风急授衣天。客馆但愁坐，钓舟谁醉眠。乘槎会有便，真到斗牛边。”

　　诗歌题目为首句“白发”二字，实则等同于无题，乃诗人诸多心绪无法理清之表现。诗歌前三联，一句写当下，一句写思念中或向往中的境况。充分使用对比的手法寓以褒贬取舍之意而不露声色，构思别致且含蓄不尽。

　　正因为江南风物与北地风光颇为不同，故江南风物也就常常承载着诗人的乡思之情。吴激的诗歌最具有典型性。吴激北宋钦宗靖康二年 (1127)，奉命使金，次年金人攻破东京，金人慕其名，强留不遣，命为翰林待制。吴激对江南风物的描绘，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岁暮江南四忆》中，其一曰：瘦梅如玉人，一笑江南春。照水影如许，怕寒粧未匀。花中有仙骨，物外见天真。驿使无消息，忆君清泪频。

　　江南风物，在诗人的笔下皆美妙而值得人回味，然而，当诗人想望而无法回到梦绕魂牵的江南，甚至无法通音问之时，便会愁容满面，以致涕泪交流。此中况味，非身处其境者不能体会。印象中的江南越是美好，又越会成为诗人思慕的对象。《张戡北骑》曰：“张生鞍马客幽都，却笑灵光笔法粗。只今白首风沙里，忆向江南见画图。”《题宗之家初序潇湘图》又曰：“江南春水碧于酒，客子往来船是家。忽见画图疑是梦，而今鞍马老风沙。”生活在风沙满天的北地，诗人对故国江南充满思念之情，然而，南北阻隔，只能将思念寄托于图画之中。因而，江南对于诗人而言，就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概念，也不仅仅只是诗歌的意象，而是具有了丰富而复杂的情感。《同儿曹赋芦花》：“天接苍苍渚，江涵袅袅花。秋声风似雨，夜色月如沙。

　　泽国几千里，渔村三两家。翻思杏园路，鞭袅帽簷斜。”本来咏芦花乃咏物诗中的常见题材，然而对于因出使滞留北地且入仕金国的吴激而言，因芦花为南方所产，便成为勾起思乡之情的媒介。不仅如此，吴激还常将眼前之景幻化联想为江南风物，比如，《游南溪潭》：“竹院鸣钟疑物外，画桥流水似江南。”类似的写法，在其他诗人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例如，洪皓的《次韵小亭》：“恍如到会稽，山川获顾揖。”朱弁《睡轩为赵光道作》：“更须满壁图云水，卧想江湖渺茫春。”

　　使金诗人表达对故国、家人的思念，还常常体现在对时间的敏感上。南北宋之际的诗人使金常常被羁押，他们身处异域，既无法完成使命，又有家难回。悲愤、失落之感油然而生，自然产生度日如年的感觉，因而对时光的流逝极为敏感，常常能清晰地计算出某个时段的具体时长。洪皓《中秋》：“我今一别已三年，中秋三见望舒圆。”中秋佳节，诗人念念不忘自己被羁留金地的时间，其间透出的是浓浓的思乡恋阙之情。

　　同样，朱弁、宇文虚中等人的作品也以时间的标示表达自己的情感。如朱弁《苏子翼送黄精酒》：“为君唤回雪窖春，八载羁愁供一埽。”宇文虚中《又和九日》：“老畏年光短，愁随秋色来。一持旌节出，五见菊花开。强忍玄猿泪 , 聊浮绿蚁杯。不堪南向望 , 故国又丛台。”重阳登高望远，常令在外的游子产生思乡、思亲之情，何况诗人身处千里之外的异域。因而，诗人在重九之日，面对深秋之色，不禁感慨时光飞逝，掐指计算来北地已达五年之久。此情此景，怎不令人伤感，诗人借酒却无法浇愁。最后一联点出如此感慨，归根究底在于故国难回。

　　五、余论

　　除此以外，使金诗人当然还有其他题材。比如洪皓以诗歌教育、引导固新的子孙阻止战争，创造和平；朱弁诗歌描写在金国吃松皮、烧煤炭、睡炕等风土人情；曹勋反映沦陷区百姓对宋军收复失地的渴望等等。但是，这些诗歌只是零星出现，而且皆为个别诗人较为独特的创作，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几类我们预想本该出现的题材没有较大规模出现，颇值得探究。

　　对金国不义之战的谴责和对北宋战败的反思的缺位是南渡使金诗令人不解之处。宋金之战尤其是宋弱金强的局面无疑对宋人尤其是作为弱国使臣的使金诗人产生强烈的心灵震撼，按理说他们应该会对金国的入侵行为予以抨击，痛定之痛之后又会对这场战争予以反思。事实上，在非使金诗人中还存在一定数量的这类作品。然而，对南渡使金诗人的诗歌作一全面的考察，我们没有发现一首严格意义上的上述两类诗歌。

　　另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是对北国风物关注不够。对于从中原远道而来的南渡使金诗人来说，无论是北国的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都是全新的事物，理当引起他们浓厚的兴趣，而且此前北宋的使辽诗人及后来南宋中期的使金诗人都对此予以关注，并形诸诗篇。然而，用较为严格的标准来衡量，南渡使金诗人非但没有大量创作该类题材的诗歌，反而是很少有人创作该类题材的作品。即便朱弁《初春以蔓菁作荠……》、洪皓《次种野花韵诗》等诗歌也是因其他需要而引入北地风土人情，并非有意展现，即北地风物为其他主题诗歌的附庸。

　　那么，现在所要探究的问题是，何以上述两类诗歌未能成为南渡使金诗人关注的重点?第一个问题，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解释：宋弱金强，使金诗人有所顾忌，不便于在诗歌中表述此类引起金人不悦的内容与情感。南渡时期，宋廷派往金国的使臣将官方名称由原来的通问使改为祈请使，很能说明问题。而曹勋绍兴十一年（1141）出使金国之前，宋高宗的叮嘱更能说明问题：“汝见金主，当以朕意与之言曰：惟亲若族，久赖安存，朕知之矣。然阅岁滋久，为人之子，深不自安。况亡者未葬，存者亦老，兄弟族属，见余无几，每岁时节物，未尝不北首流涕，若大国念之，使父兄子母如初，则此恩当子孙千万年不忘也。”皇帝尚且如此低声下气，作为臣子的使金诗人当然更不敢因诗歌而引起纷争。宇文虚中早期使金诗歌有《虏中作三首》，而后来这个带有歧视性质的“虏”字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也可算这一观点的佐证。

　　第二个问题似乎很难找到直接的材料来作答，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南渡使金诗人对北地风土人情等并非视而不见，而是有意识地记录一些内容，如洪皓南归后，曾追记北地有关情况，作《松漠纪闻》。如果注意到南渡使金诗人所热衷的题材：表达对国家的忠贞之情、对故国的思念、对与家人团聚的渴望，则不难发现，诗人此时更关注的是自己的心灵世界与个人情感。他们在艰难的处境下，没有太多的心情以审美的、或好奇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世界。可以说，诗人视角的内视使诗人失去了外在的客观世界，因而也必然导致诗歌题材的相对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