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武举武学研究现状及其展望

　　一、宋代武举武学研究现状

　　科举制度自隋至清末共存在一千三百多年，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以致有人誉之为 “中国第五大发明”。［1］它不仅是中国社会政治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中华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科举的文明。”［2］邓嗣禹称: “中国载籍，言及考试者，几于无书无之。”［3］( P2)所谓 “考试”乃科举考试也。近几十年来，科举研究逐渐升温，较重要的专着如商衍鎏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邓嗣禹 《中国考试制度史》、金诤 《科举与中国文化》、何怀宏 《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秦汉至晚清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吴宗国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刘海峰 《科举学导论》、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陈飞 《唐代科举考论》、张杰 《清代科举家族》等陆续出版，论者从社会、政治、制度、教育、家族等角度讨论。研究科举与文学的重要着作有程千帆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 《唐代科举与文学》、祝尚书 《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等，单篇论文则难以计数，刘海峰更提出 “科举学”一说，得到学界的广泛赞同。

　　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关注的多是文举，尤其是进士科。事实上，同一历史时段，与文举大致并存的，还有选拔武官的武举制度。武举制度始创于唐长安二年 ( 702 年) ，其后经宋、明、清一直延续到 1905 年才彻底退出我国历史舞台，而此制度在我国的金朝以及临近的朝鲜、越南也有几百年的历史。武举的创建和完善改变了文举一枝独秀的局面，为选拔军事人才提供了途径，是我国及世界范围内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政治制度完善的一个体现。与武举密切关联的还有军事教育制度: 武学，它也是一项重要的制度，与政治、教育、军事葛藤甚深。然此方面的研究却相对较为薄弱，其状况大致如下。

　　第一，成果数量少。科举学通论性着作对武举多为一笔带过，如 《中国制度史》、 《中国科举史》、 《中国科举制度史》、 《中国文化通志》丛书的 《文化制度卷》之 《选举志》，着眼点都是文举，武举只是顺带提及而已。断代科举研究也将之视为鸡肋，如荒木敏一 《宋代科举制度研究》、贾志扬 《宋代科举》、王德昭 《清代科举制度研究》、李弘祺 《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就无一言及当时的武举。而薛瑞兆 《金代科举》、王凯旋 《明代科举制度考论》则留出一定篇幅交代武举情况。军事类着作也是如此，《中国军事通史》、《军事百科全书》等对武举仅为简略的介绍。目前研究武举的着作只有许友根 《武举制度史略》［4］、赵冬梅 《武道彷徨: 历史上的武举和武学》［5］、萧锦源 《中国历代武状元》［6］三本，而后两书只是通俗性读物。学位论文则仅有戴伟谦 《中国武举与武术之探微》［7］、许继莹 《唐代武举制度初探》［8］，这在浩如烟海的科举学着作中显得微不足道。

　　第二，研究角度多为制度史。文举研究不仅有制度史的研究范式; 还有社会学视角的研究，主要是 “流动说”，对科举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经济形态有过深入的描述; 更有文化学视野，如近年已蔚为大观的科举与文学关系研究、科举家族研究、科举地域研究、科举与教育研究; 甚至还上升到思想史角度的分析，如祝尚书 《“科名前定”: 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王德毅 《宋代的科举与士风》、王凯旋 《明代科举考试思想述论》等，而武举研究则还是制度层面的成果多。前面提及的许友根、赵冬梅以及吴咏梅 《武举制度的历史渊源及现实意义》［9］是通史类武举制度研究; 其余的多是断代制度研究，如杨康荪 《宋武举述略》［10］、吴九龙、王菡 《宋代武学武举制考 述》［11］、史 定 旭 《宋 代 武 举 弊 端 浅析》［12］、周致元 《明代武举研究》［13］、李建军《明代武举制度述略》［14］、马明达 《清代的武举制度》这类研究占了武举研究的绝大多数。此外，许友根 《古代武举及其对体育发展的影响》［15］、林伯原 《中国古代体育史》［16］、戴伟谦 《中国武举与武术之探微》、李英、杨爱华等 《宋代 “武科”中的体育文化解读》［17］涉及到体育与武举关系。从军事文化角度考虑的有赵国华 《武举与武学: 唐宋兵学复兴的文化环境》［18］( P395—402)、韩荣钧 《武举考试与 〈孙子兵法〉》［19］。个案研究如通俗读物萧锦源 《中国历代武状元》。台湾学者方震华 《文武纠结的困境———宋代的武举与武学》［20］一文从文武关系角度思考，给人面目一新的感觉。

　　第三，研究方法逐渐多元化。 《武举制度史略》、 《武道彷徨: 历史上的武举和武学》两书勾勒了武举发展过程，而断代武举研究从本朝武举而言，对时政略有涉及。如兰婷、王梅 《金代武举与武学教育》［21］、薛瑞兆 《金代科举》、陈文 《越南黎朝时期的武学和武试》、《越南黎朝的武举制度》等。［22］

    第四，在武举、武学研究内部，偏重武举。上述凡是选题中有武举、武学的论着都着浓墨于武举，对武学轻轻带过而已。又如赵冬梅 《北宋的武选官及其选任制度》［23］、陈峰《论宋朝武将培养选拔体制的缺陷及影响》论及武举、武学时重心也在前。专论武学者如萧占中 《中国古代军事教育探源》［24］、周致元《明代武学探微》［25］、郑国铭的 《北宋武学初探》、 《宋代庆历武学设置过程探讨———公元960 年 ～ 1044 年》、《宋代武学制度延续的过程与内容》［26］较为详尽地讨论制度。总体而言，武学研究落后于武举研究。

　　第五，材料引用范围逐步扩大。视角和方法决定了材料的选择，目前武举研究的材料多是正史、类书等，这与其多为制度史研究相吻合。而刘琴丽 《唐代武官选任制度初探》［27］则从唐代碑志发现大量材料，大大丰富了学界对唐代武举的认识，纠正了一些错误的记载和观点，在一些重要的史实认定上超过了前贤、同侪。

　　二、今后的研究思路

　　前贤时彦的努力，为宋代武举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何实现新的突破，笔者以为如下一些问题值得关注。首先是研究对象的范围界定。就武举制度本身发展历程而言，唐武举的运作至宋发生了重大改变，明、清则是承袭宋的模式，显然宋是关键点。它上承唐制，下启明清，完成了其制度化上最重要的一环。就世界范围看，唐武举只在中原地区独秀，而宋武举则 “红杏出墙”，军事力量强于宋的金朝曾学习借鉴而有武举，高丽则仿而有武学。在时间和空间的视阈中，宋代武举都显得很独特。此外，宋代是我国古代社会的转型期，是由 “武治”走向“文治”的确立时期。明陈邦瞻 《宋史纪事本末序》: 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 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 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 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 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也。”［28］这个 “势”即由武治向文治的转变。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对科举与文治有精到的认识:

　　“科举制度使中国政治具有尊文的特点，更具体地说，抑武崇文的精神贯穿始终是中国政治所具有的根本性的特点。在中国的历代王朝中，宋代尤为坚持以文官为基础的文治政策方针，此后的各个朝代大体沿袭了这个方针。”

　　又说: “科举制度的精神在于抑武扬文，重视人文，科举制度形成了中国的文人官僚制度，而中国的文人官僚制度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发展与成熟。”［29］( P208)在此背景下从武举的角度考察社会是如何通过科举而完成 “文治”的社会转型，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就有更深刻的体验，并且再次感受到 “宋型文化”的深远影响。历来对宋代文武关系的研究都是从政治、军事等角度展开的，可以从科举尤其是武举角度论述。科举有广、狭之分，武举亦然。广义武举含武贡举和武制举，狭义武举特指武贡举。

　　唐、宋两代，武制举与武贡举差别很大，这里不做辨析，本文考虑的科举社会指狭义科举，因而关注的也是狭义武举。事实上，科举名目在不断减少，武制举由唐代的名目繁多到宋代萎缩为单一考试程文，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而武贡举却得到长足发展，一直延续到清末，可见武贡举的社会价值更大、生命力更强。就宋代而言，既考程文又考武艺的贡举更能体现文武关系，其固定的制度和长期实施在社会上的影响更大，也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分析样本; 而开科不多、取人极少的武制举影响极小，能提供的材料也太少。

　　其次，以时间维度为宋代武举寻找历史坐标。文章断代而不断史，只有在前后比较中才能看出其历史价值。论武举而不限于武举，在梳理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文化的分析，结合政治、军事、教育、文学甚至经济等多方位地了解宋代武举、武学。制度的梳理是一切研究的基础，但宋代武举很多相关问题并未得到充分论述，比如考试程序、类省试、特奏名、衡量武贡举的标准等等。有人说，科举的本质是考试，那考试的本质呢? 笔者以为科举选拔是价值观的传递和渗透，是统一思想的手段，是国家和个人的博弈。单纯的制度研究是站在国家角度或统治阶层说话，曾经丰盈的历史成了几条干枯的条文，而博弈的另一端即制度下的应试者个体生命被忽略了。笔者主张历史研究的要旨不是制度而应是与古人生命和精神的相通。中国古代的法律有极大的随意性，仅从制度上讨论，犹如在真空试验管里，太过理想化，太单一，只有制度，只有人名，却没有曾经鲜活的生命。因此，将制度与生命结合，整体与个体结合，通过经济、文学、行事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激活古人的生命状态，只有这些细部的描述才能使今人与古人心灵相通。故重心不应该全放在状元身上，及第、未及第者都需纳入考察范围。

　　其三，研究方法以文史结合为主，选用材料除了常用的史书、类书，也大量采用别集、总集、方志、 《登科录》、乡、会试录、地方志，甚至笔记小说以及出土文物。如果仅仅借助官修正史，就不免 “官本位”了，就会看到太多的 “国家”意识。官、私类书多摘取正史，求大求全却不加辨析，自相抵牾者有，故意隐去史料也在所难免，这样的研究自然要受诸多限制。

　　诗史互证是传统研究的基本路数，如果合理、有限度地运用而不牵强附会，是非常好的研究手段。文举研究在这方面很突出，武举研究也可借鉴。姑举一例，王谌 《送薛瑞夫赴武学赴举》诗: “温然如美玉，文以武兼之。发簇妙穿的，挥毫不待思。行途多早气，参学已秋期。捷报重阳近，黄花泛一卮。”就透露出非常丰富的信息: “文以武兼之”是宋人最基本的文武观念; “发簇”、“挥毫”标明武举、武学考试都要考程文和武艺; “秋期”是武学补试时间，而 “重阳”则是次年武举及第时; “捷报”、 “一卮”是及第后的喜庆之举; 从标题又可看出武学与武举的关系。又释德洪 《邓秀才就武举作诗美之》、朱松 《送瓯宁魏生赴武举》则分别代表僧人、理学家的看法。

　　又如方志，不可否认其有某些不足，但只要和史书、别集、碑刻等文献结合使用，还是非常值得重视。中国古代的皇权并非直接控制每个具体的人，在国家与个人之间有一个缓冲带或过渡的桥梁，这就是地方社会。科举关系中，国家的意志必须通过教育、考试才能传达到个人，个人欲改变命运就得入学或应考，而这都需要地方政府的参与。武举虽由兵部负责，但入学、应考资格的审定，助考、助学的义举或官方资助、考试的运作、及第后的庆赏都是地方社会的重要活动，这些多会在方志中有记载。因此，不能仅从中央所修的史书或个人的文集孤立观察武举的社会影响，而要与方志一起综合考量。当上下两端都失载时，方志的记录就更加珍贵。

　　虽然有人主张 “史学家要展现全部事实的论点是荒谬的”，［31］( P164)但 “历史家有能力也有责任提供充分和客观的情况。在历史研究上，放弃所有探寻真相的意图，无异向各种各样的弄虚作假敞开大门，因而导致对记忆的背叛。”［32］使用各种材料希望尽可能贴实， “实”不仅指史实，更希望能看到史实背后折射的思想观念。如宋代出现了学习、考试用的国颁教材 《武经七书》，一般研究者多论其文献版本或军事思想，但以下问题更值得深思: 七书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为何有如此的文字变动? 通过细致的文本对勘，我们发现 《武经七书》的出现和修订呈现出 “文”的特征，是文臣改变武将的 “软刀”，是文治的体现而非如论者所谓 “将武学提高到与儒学对等的地位”。又从文人着兵书、相互间唱酬也多涉及兵学，其论文、议诗也多借用军事术语等现象以及武将因习文而闹笑话等，可以更加透彻地了解宋代的文武关系。用文献学手段探究思想、社会风气、文化脉络也可以是研究努力的方向之一。

　　其四，在解决武举基本问题之后，深入研究武学。台湾学者认为: “在大陆，宋代的太学、宗学、医学、州学，都有人做过专题研究，武学却无人问津。”［33］故我们除了一般性的制度研究，还要着力解决以下问题: 中央武学历任博士考、武学生的身份认同、地方武学的普及状况、武学与南宋时政关系、武学生的日常生活等等。

　　参考文献:

　　［1］ 刘海峰 . 科举制———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J］. 探索与争鸣，1995，( 8) .

　　［2］ 周宁 . 暮然回首: 废除科举百年祭［J］. 书屋，2005，( 5) .

　　［3］ 王德昭 . 清代科举制度研究 ［M］ .北京: 中华书局，1984.

　　［4］ 许友根 . 武举制度史略 ［M］ .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

　　［5］ 赵冬梅 . 武道彷徨———历史上的武举与武学 ［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