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关于《石门颂》中“元二”的学术对话

　　石门位于陕西褒城县北十里斜谷口的七盘山。为了交通关中，古人在峭壁间开凿隧道，因为形如门洞，故此称为石门。据陈明达先生考证东汉初年此处修建有四条通道: 褒斜道、子午道、故道、阴平道。

　　为了纪念主持修建栈道之人以及相关史实，栈道沿途的石壁上刻有许多碑铭颂文。这些石刻文字优美、字体美观，是历代书学研究者和书画大家研习的绝佳范例，其中尤其以《石门颂》、《石门铭》、《郙阁颂》为历代学者关注的焦点。对于这些文献文本本身的研究已经连篇累牍，此不赘述，仅就历代学者关注的学术研究焦点略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金石学与石门石刻文献研究

　　金石学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碑刻摩崖为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偏重于着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传统金石学在唐代已肇其端，唐代韦述、刘知几等史家已经开始有意识的收集、着录金石碑刻文献，并运用于史学着述了。史载: “( 韦述) 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尺题，无不毕备。”

　　韦述着《两京新记》五卷，其中记述了《圣教序碑》、《市令载敏碑》、《李荣碑》等碑刻，既利用石刻文献补充了鲜活史料，生动地反映了两京的历史，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以毋煚《古今书录》为蓝本的《旧唐书·经籍志》，着录了《诸郡碑》一百六十六卷、《杂碑文集》二十卷，这些书籍虽不着编纂者姓名，但表明唐代已有学者着意集录碑版文字了。不过唐代运用金石文献进行学术研究尚处于早期阶段，使用这一类文献资料的学者并不是特别多，也非特别注意其作为引证材料的学术价值。宋代许多学者的研究促使金石学不断发展，形成金石着录、校勘、鉴别、考订等系统而专门的方法。

　　北宋统治者奖励经学，提倡恢复礼制，对古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现热潮; 墨拓术及印刷术的发展，为金石文字流传提供了条件。自真正意义上的金石学发展起来后，宋人认识到金石文物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欧阳修首开金石证史先河，赵明诚夫妇紧跟其后。洪氏兄弟皆好收集文玩古董，洪适收集汉碑作《隶释》、《隶续》，洪迈吸收兄长的成果，屡有征引。各类金石、书画、碑帖目录的出现，代表着金石古玩开始成为专门的学术。金石学的形成，更加促兴了搜集古碑、古瓦的热潮。“欧阳修以金石文字，考证史传，未尝不是一种二重证据法，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此方法治史的史学家，自此金石学成立了。欧阳修一方面上法春秋，盛倡褒贬史学，一方面以金石文字考证史传，这是极耐人寻味的。他又有疑古精神，凡此都是大师级史学家的表现。”

　　承其之后，赵明诚夫妇、洪适兄弟都将精力和学术兴趣投放其上。在宋代由于考古大发现、古文字学和历史学的进步，而推动金石学进入了兴盛期。同时，金石学的昌盛也促进了古文字学、历史学的继续发展，当时的学者们聚焦于一些难以卒读的词句，不停探讨其意义、用法，并与其它研究者辩驳。

　　欧阳修、赵明诚、洪适等人为了研究石刻文献，需要掌握各地的碑刻摩崖，石门石刻只是他们收集的小部分资料。这些文献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既能被过往人群看见并摹拓，也容易遭受风雨侵蚀而导致部分字迹模糊不清，甚至出现缺字的情况。从宋代开始，着录和研究石门石刻文献的学者们大多会抄录铭颂全文以及刻石的相关历史。这种行为完好保存了石门石刻文献历经沧桑侵袭的整个历史状况，既有助于研究者了解此地的地理和气候风貌，也为我们解读每一副石刻文献内容本身的变化提供了许多旁证。当然由于其中有一些文献时间相隔较远，已经难以被宋代学人顺利解读，因而他们在着录这些文献的同时也对它们进行释读，并与其他学者交流自己的研究心得。这些学术对话主要以笔记文献的形式传播并保存，他们关于一些学术热点的交流漫衍了整个宋代甚至延续到清朝。研究这些学术焦点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宋代学术发展的程度，勾勒学术发展的脉络。

　　二、宋代关于《石门颂》中“元二”的学术对话

　　“元二”首次见于《后汉书》卷四十六《邓骘传》，关于这个词条的讨论，自李贤注释《后汉书》开始，渐渐被人关注。宋初郭忠恕《佩觚》卷上“元二之文古今说异”沿用前人说法，并未注意到相关的石刻文献。欧阳修《集古录》卷三着录《后汉司隶杨君碑》，并摘录部分碑文，评述文章得失，以及考究一些生僻字的意思。然其未提及自己对“元二”的看法，可能欧阳修未注意到这个词，或是对李贤的解释持肯定的态度。赵明诚《金石录》卷十四“汉司隶杨厥开石门颂”条，首次对李贤的注释提出质疑:右汉司隶杨厥开石门颂，余尝读范晔《后汉书·邓骘传》，有云: “时遭元二之灾，人士饥荒。”章怀太子注: “以谓‘元二’即元元也，古书字当再读者，即于上字下，为小二字。后人不晓，遂读为元二，或同之阳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铭》凡重言者，皆为二字，明验也。”其说甚辨，学者信之。今此碑有曰: “中遭元二，西戎虐残，桥梁断绝。”若读为元元，则为不成文理。疑当时自有此语，《汉书》注未必然也。

　　《石门颂》的全称为《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作于东汉建和二年，撰文者王升叙述了杨孟文主持修复褒斜道的背景以及浩大工程。全文摹刻于栈道的石壁上，字体潇洒粗犷，极具汉代书法的特色，是历代学者关注的汉代三大石刻之一。王升作为当时人记录当时事，因此《石门颂》提供的文献材料也是十分可信的。赵明诚在看到这篇文献以后，发现其中有些文字与李贤的《后汉书》注释有矛盾。他认为李贤的注释虽然很有说服力，唐宋不少学人也都认同这一解释，但是这个解释无法释读《石门颂》的文字。

　　赵明诚由此猜测“元二”可能为东汉时期常用语，李贤的这一条注释的权威性便也隐隐有了动摇的趋势。

　　如果说赵明诚通过阅读《石门颂》发现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有问题的话，那么洪适的《隶释》卷四“伯玉即日徙署行丞事守安阳长”条则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得唐宋人难以释读的词意变得清晰明了。现摘抄其推论于下:

　　……予按汉刻如《北海相景君》及《李翊夫人碑》之类，凡重文皆以小二字赘其下。此碑有“蒸蒸明明”、“荡荡世世”、“勤勤”，亦不再出上一字。然非若元二遂书为大二字也。又《孔耽碑》云“遭元二坎坷，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则下文不应又言人民。《汉》注之非，明矣。王充《论衡》云: “今上嗣位元、二之间，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县，五年芝复生。六年，黄龙见。”大小凡八章，《帝纪》所书建初三年以后，龙芝、甘露之瑞皆同。则《论衡》所云“元二”者，盖谓即位之元年、二年也。《邓君传》云: 永初元年，夏凉部畔羌摇荡西州。

　　诏骘将羽林军五校士击之，冬征。骘班师，迎拜为大将军( 《帝纪》班师在二年十一月，传有脱字也。) 时遭元二之灾，人士荒饥，盗贼群起，四夷侵畔，骘崇节俭，罢力役，进贤士，故天下复安，四年，以母病求还侍养。则此传所云元二者，亦谓元年、二年也。《安帝纪》书两年之间，万民饥流，羌貘叛戾，又与传同。此碑所云: “西戎虐残，桥梁断绝。”正是邓骘出师时，则史传、碑、碣皆与《论衡》合。建初者，章帝之始年。永初者，安帝之始年。乃知东汉之文，所谓元二者如此。

　　洪适世家业文，以科举名家，洪氏父子兄弟着作等身，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极有影响。且洪氏父子均精研“两汉书”，细致的阅读与研究极容易发现一些难以理解的问题。洪适善于研究汉代石刻文献，有《隶释》、《隶续》传世。他注意到前人研究的成果与不足，撰作此条时，先引用了赵明诚的相关论述文字，洪适觉得章怀太子的注释有于理未通之处，很是认同赵明诚的研究。洪适沿着赵氏的脚印继续发掘史料文献进行研究，他收集并经眼了大量的汉代碑刻摩崖文献，在对读了《孔耽碑》、《北海相景君》、《李翊夫人碑》等汉代石刻文献以后，总结了一个石刻文献的行文规律，即“凡重文皆以小二字赘其下”，而《孔耽碑》中的“元二”皆大写，可见非“元元”的重文符号，而是实有其意。洪适在《隶释》卷十六“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条全文抄录了《石门颂》，并标记出当时他拥有的拓本的缺字情况，有助于我们了解《石门颂》在当时的保存情况。同时，洪适在之后对这篇文献的分析研究中，并未看到他特别表示此处的“元二”的“二”为重文符号，因此结合此条的行文可知，洪适所见的两篇文献中的“元二”均为大写。洪适除了大量摘引他收集的石刻文献之外，还引用了王充《论衡》中的一些史料。通过对校《后汉书》中各章的相关部分，得出《后汉书》中的“元二”实为永初元年、二年，而《石门铭》中的“元二”则为建初元年、二年。“元二”实际上是东汉人在遇到元年、二年并举时，通用的一种省文写法。

　　其弟洪迈在写作《容斋随笔》时曾大量引用洪适的金石学成果，其中卷五“元二之灾”条完全按照《隶释》卷四此条的思路而写，并于文末根据自己研读《后汉书》中所载历史事件的时间问题进行推断，证实了兄长论点的正确性，现将其结论与论据摘抄于下:所谓“元二”者，谓建初元年、二年也。既称“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为非灾眚之语，益可决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滇羌寇叛，郡国地震大水，邓骘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将军。则知所谓元二者，谓永初元年、二年也。凡汉碑重文不皆用小二字，岂有范史一部唯独一处如此。

　　予兄丞相作《隶释》论之甚详，予修国史日，撰《钦宗纪赞》用靖康元二之祸，实本于此。

　　洪适为考证“元二”一词，征引了大量文献，这些文献也曾为洪迈寓目，并在其进行学术研究时征引过，这些文献可见于《容斋随笔》的其他条目。对于“元二”的讨论，洪迈并未增加新的文献佐证材料，只是将其兄使用过的这些材料重新组合编排在一起，梳理出一个清晰的论述过程，便于他人的阅读理解。同时也说明了洪迈的学术研究并不避讳使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如在金石学方面，他便大量引用欧阳修、赵明诚、洪适等人的论述为自己的结论张本。洪迈在最后还特别补充说明自己在撰写《四朝国史·钦宗本纪》赞语时，所作“靖康元、二之祸”一语，便是由其兄长的观点而来，以此表示自己的史书撰作是信而有征的，也可见他的学术思想受长兄影响之深。

　　与洪迈同时略后的王楙在撰写《野客丛书》时也会大量征引前人的研究成果，其中金石学方面便曾取经于洪适、洪迈，如卷二十五“元二之灾”条云:( 《容斋随笔》云云) 仆观《陈忠传》曰: 自帝即位以后，频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盗贼并起。忠以为忧，上疏曰: 臣窃见元年以来，盗贼连发云云。其言如此，益信所谓元二者，乃元年、二年也。又按: 忠仕于永初中，则所谓元二之时，正与邓骘之时甚合。益知《随笔》所考为有验矣。

　　王楙摘录了洪迈“元二之灾”条的论述之后，补充了一则新的文献材料，《后汉书》卷四十六《陈忠传》的行文中也可见到“元二”一词，陈忠与邓骘同朝为官，其出仕时间正与邓骘拜大将军一职相合，因而此处所提“元二”必与《邓骘传》中的词义一致。王楙又根据传文中陈忠的上疏判断，洪迈的考证是合理而可信的。《野客丛书》引用过《隶释》中的研究成果，可见王楙见过此书，而此条他放弃了洪适的论证而引用洪迈的论述，一是由于洪迈的行为较其兄更为清晰流畅，二是洪迈文中明言《后汉书》仅此一处用“元二”一词，而王楙在同卷的《陈忠传》中又发现了使用“元二”的痕迹，因此特地提出来为洪迈的研究进行补证。

　　之后，清人何焯在《义门读书记》卷二十二“时遭元二之灾”条，摘录了洪迈此条的研究成果，而未有批驳语，应当是采用了洪迈的结论。四库馆臣在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隶释提要》和《弇州四部稿提要》时，特地提及宋人对“元二”的研究，可见这些研究成果的可靠性。而四库馆臣对宋人研究的重视，也证明了宋代学术成就之高值得继续进行研究。

　　三、关于石门石刻研究焦点的启示

　　除上述这些学术焦点的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将石门石刻文献用做例证证明自己的学术观点，如清代惠栋在《九经古义》卷五“搏兽”条，引《石门颂》作为自己观点的力证; 《别雅》也大量引用石门石刻文献为例证材料。石刻文献能够完善地保存大量的各自的时代信息，这些信息便是后代学者研究当时文献的极好材料。而石门石刻文献由于地理原因一直能够得到较好的保存，因此宋代的研究者们在大量收集到这些石刻的拓本之后，如获至宝，大量运用到学术研究中，为澄清许多历史疑问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和旁证。

　　古代学者对石门石刻文献的关注并非始于宋代，北魏郦道元便已经开始注意并着录这些文献的资料。宋代金石学大兴促使学者们不断关注留存于世的非纸质文献，在把玩这些文物的同时也运用各种方法对一些经典文献中的疑惑难解之处进行分析，并与其他学者进行交流，以期获得更为准确的答案。

　　很多有意义的问题和答案都是在赏玩和品鉴的过程中，与同好们或直面交流、或隔空对话的进程中，慢慢抹去了历史的尘灰，书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后世的研究者尤其是清代学人们便是沿着这些研究轨迹，或补充或修正，不断构建中国学术的辉煌灿烂。

　　宋代对于石门石刻文献的研究也并非只有一个焦点，像是“行理”、“逡巡”等词的读音和释义，这些石刻作品的作者、书写者和刊刻者的姓名以及身世行年等问题，都是宋代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他们通过对这些细节问题的探索，力图还原真实的历史状态，给予读者较为准确的历史信息。宋人对石门石刻文献的广泛研究既说明了这些文献资料极具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也说明了宋代的汉中在士人的视野中除了战略要塞的地位，同时也是古代文化研究的重要宝库，即使是大一统的元明清时期也一直为学界关注。在弘扬古代文学文化精华的今天，我们依然不能舍弃它，还需要利用新的理论和技术持续不断的关注和研究这一片土地上保存的珍贵文献。

　　通过对宋代学者关注石门石刻文献而聚焦“元二”一词的现象，我们也可以发现两宋学人不仅仅研读典籍和前人研究着作，同时还注意到同时人对某个或是某方面问题的研究成果，从而细心地审视自己的学术观点。宋代金石学能够取得这样的学术成就，并得到后人的认同，获益于这些学者的转益多师，以及他们的持续钻研和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这些学术研究的精神值得后辈学人学习和发扬。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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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杜维运． 中国史学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
　　［3］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1965．
　　［4］赵明诚． 金石录［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洪适． 隶释、隶续［M］． 北京: 中华书局，1986．
　　［6］洪迈． 容斋随笔［M］． 北京: 中华书局，2005．
　　［7］王楙． 野客丛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