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河东裴氏在文学方面的表现

　　河东裴氏产生于春秋时期，崛起于两汉之际，发展并鼎盛于魏晋隋唐之时，是声名显赫的名门望族。

　　涌现出众多名宦，文武兼有，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家族获得了强大的政治优势。此外，作为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衣冠大族，它在文化方面同样具有优势，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征鲜明的家族文化。这些文化传统为家族的绵延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成为家族具有政治地位与社会威望的有力保障。可以说，河东裴氏所拥有的政治与文化优势，相得益彰，共同延续着家族的发展。不过，以往对于河东裴氏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历史方面，文学方面的研究则以个案研究为主，而对家族整体的文学研究还很不充分。本文拟对河东裴氏在文学方面的表现做简单梳理，以期展示家族文学创作全貌，力求揭示家族文化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完善并深化家族研究。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东裴氏与文学

　　魏晋之际，河东裴氏已经发展成为高门望族，声振海内: “初，裴、王二族盛于魏晋之世”，且世人以“八裴方八王”品藻，276，“郁为盛门”［4］卷833，4654，这充分说明裴氏人才辈出，并为后世的家族子弟树立了典范。在此基础上，裴氏家族成员大都好学，博览坟籍，精通经史，且知名于世。裴秀，“少好学，有风操，”且“博学强记”;裴頠，“弘雅有远识，博学稽古，自少知名”; 裴楷，“博 涉 群 书”，“明 悟 有 识 量，弱 冠 知名”; 裴松之，年八岁，就学通《论语》、《毛诗》，且“博 览 坟 籍”［5］卷64，1698; 裴 骏，“通 涉 经史”［6］卷45，1020; 裴延俊，“涉猎坟史”［6］卷69，1529; 裴仲规，“少好经史”［6］卷69，1533; 裴佗，“少治《春秋杜氏》、《毛诗》、《周易》”［6］卷88，1906; 裴宽，“博涉群书”［7］卷38，1397;裴谳之，“七岁便勤学，早知名”［7］卷38，1386; 裴伯茂，“少有风望，学涉群书”［7］卷38，1381; 裴汉，“操尚弘雅，聪敏好学”。

　　这种嗜学、博学的风习逐渐发展为家族的优良传统，并且为文学人才的培育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年龄的增长、学识的积累以及阅历的增加，家族子弟具备了较高的文学素养，文学才能也逐渐显现出来，个别成员亦能以文学着称于世。如裴秀，“八岁能属文”，且“无文不该”; 裴敬宪，“五言之作，独擅于时，名声甚重，后进咸共宗慕之”，而且朝贤于河梁赋诗言别时，“以敬宪为最”，其文“有清丽之美”; 裴庄伯，“有文才”，21 岁时，“上《神龟颂》，时人异之。文笔与敬宪相亚”; 裴佗，“以文学显”; 裴泽，“颇有文学”; 裴伯茂，“文藻富赡”，曾作《豁情赋》、《迁都赋》; 裴景融，“笃学，好属文……虽才不称学，而缉缀无倦，文词泛滥”; 裴让之，“少好学，有文情”，被称为“能赋诗，裴让之”; 裴矩，“好学，颇爱文藻”;裴汉，“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时彦，宴赏留连，间以篇什”。不仅如此，根据史书着录，创作成果颇丰: 《裴秀集》3 卷; 《裴楷集》2 卷; 《裴頠集》9 卷;《裴邈集》2 卷; 《裴松之集》30 卷; 《裴骃集》6 卷;《裴昭明集》9 卷; 《裴子野集》14 卷。可以说，此时裴氏家族的文学特性初步显示出来，并逐步形成代代相传的家学传统。

　　从现存作品来看，裴氏成员涉足的文学领域主要包括诗、文、赋、小说等。他们的文学创作基本上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 无论是作品的体裁、题材，抑或是作品的风格特点，基本能做到顺应时代潮流，随时代文化演变而演变。当然，裴氏家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亦不容忽视，它同样深刻地影响着成员的文学创作。可见，时代“共性”与家族“个性”的共生状态构成此时家族文学的特点。

　　在诗歌方面，家族成员的创作以五言为主，并注意吸取南北诗风的特点，使作品风格具有多样性，代表人物是裴让之。他虽身仕北朝，但曾往来于南方，受到南朝文学趣味的影响，因此，风格兼具南北。

　　《有所思》: “梦中虽暂见，及觉始知非。展转不能寐，徙倚徒披衣。凄凄晓风急，晻晻月光微。室空常达旦，所思终不归。”

　　作为南朝文人经常创作的诗题，诸如王融、谢朓、吴均、沈约等都有诗作流传，而此诗亦具有鲜明的南朝柔婉之风，在注重渲染环境的同时，通过动作将思妇内心幽微的情绪刻画得非常细腻。

　　《从北征诗》: “沙漠胡尘起，关山烽燧惊。皇威奋武略，上将总神兵。高台朔风驶，绝野寒云生。匈奴定远近，壮士欲横行。”

　　此诗带有浓厚的北方豪放之气，描述了军队出征时的情景，展现了将士同仇敌忾的决心以及必胜的信念。此种豪迈风格的形成与其所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北朝入主中原后，非常倾慕华夏文明，一方面向先进的中原文化学习以达到统治目的; 另一方面，以居无定所为特征的游牧文化所造就的性格特点———剽悍、尚武、善战，这样的精神面貌深刻地影响着中原士大夫。对此，曹道衡先生曾指出:南朝人大量地拟作《横吹曲》如《出塞》、《入塞》等战争题材的诗……并未成为文学的主流。因为那些诗歌中所反映的边塞生活是南方人所不可能亲身经历的。

　　因此他们也只能从《汉书》等古书中去找寻典故，凑合成篇，毕竟缺乏真实的生活体验。但这些题材，到了北方人笔下就不同了。北朝的疆域和柔然、吐谷浑甚至西域的一些政权相连，经常发生战争。有些北方文人曾随军到过边塞，写来就感到真切。

　　同样地，北朝由于许多种族的入居中原，和汉人杂居，互相影响，其文化和心理素质，也会影响汉族人民。于是粗犷、刚健之气，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

　　《公馆宴酬南使徐陵诗》: “嵩山表京邑，钟陵对江津。方域殊风壤，分野各星辰。出境君图事，寻盟我恤邻。有材称竹箭，无用忝丝纶。列乐歌钟响，张旃玉帛陈。皇华徒受命，延誉本无因。韩宣将聘楚，申胥欲去秦。方期饮河朔，翻属卧漳滨。礼酒盈三献，宾筵盛八珍。岁稔鸣铜雀，兵戢坐金人。云来朝起盖，日 落 晚 推 轮。异 国 犹 兄 弟，相 知 无 旧新。”

　　通过题目可知，这是裴让之奉命宴请使者徐陵时所作，并将宴请时的景象描绘得细致入微，风格典正。特别是末句表现出真情实感，道出了分仕南北士大夫的共同心声。

　　而裴子野的创作则与当时文坛风气相背，具有鲜明的“家族特色”。虽身处“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南朝，但是他“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11］卷30，443，并领导“古体派”与以萧纲为代表的“今体派”相抗衡，着《雕虫论》批评当时文风的弊病———对藻饰的片面追求而失去为文之根本，主张为文要有助于政治教化。因此，他的诗质朴无华，通俗易懂，且无堆砌辞藻、典故之感。

　　《咏雪》: “飘飘千里雪，倏忽渡龙沙。从云合且散，因风卷复斜。拂草如连蝶，落树似飞花。若赠离居者，折以代瑶华。”

　　作为一首咏物诗，诗人将雪花飘落时的每一个细节刻画得细致入微，将雪花写得形象生动，颇有情趣。

　　《答张真成皋》: “西方时未服，连年被甲兵。明君思将帅，方听鼓击声。吾生委逸翮，抚剑起徂征。

　　非将慕辛李，聊欲逞良平。出车既方轨，绝漠且模行。岂伊长缨击，行见黄河清。虽令儒夫勇，念别犹有情。感子盈篇赠，握玩以为荣。跂子振凯歌，含毫未勒成。”

　　该诗抒发了倾慕征战沙场、骁勇无敌的将帅的情感，希望自己也能够带兵出征，建立军功，颇见气势，基调昂扬。

　　辞赋作为当时文坛的主流文体，裴氏成员也积极进行创作，如裴庄伯《神龟赋》; 裴伯茂《豁情赋》、《迁都赋》; 裴景融《邺都》、《晋都赋》; 裴宣《怀田赋》; 裴子野《寒夜赋》、《游华林园赋》、《卧疾赋》等。不过，传世的仅有裴子野的作品以及裴伯茂《豁情赋序》。以裴子野的作品来看，《寒夜赋》在深夜寒冷清寂的环境中透露出对仕宦生涯的一丝厌倦; 《游华林园赋》则将华林园的景致娓娓道来，并在结尾深化了游园带给人的感受; 《卧疾赋》则将自己身处病榻之时的内心感受传达出来，尤其是表达了因无法抗拒生命的衰老而带来的理想失落之感。

　　虽体制短小，但描写细腻，情感真挚，尤其是注重在不同环境中不同生命体验的真切表达，具有情景交融的艺术特点，与同时期抒情小赋的发展以及特点相一致: “这时的抒情小赋空前发达……多能情景相生，情与境会，具有较鲜明的形象性”。

　　就文章来说，裴氏成员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大都为应用文，且与时事政治密切相关。如裴秀有表章 1 篇，书 1 篇，序 1 篇，奏事 1 篇; 裴子野有檄文、状各 1 篇，碑 3 篇，论 6 篇; 裴延俊有疏 1 篇; 裴頠有表 3 篇，疏 5 篇，论 3 篇等。之所以如此，应与裴氏家族始终以政治作为人生价值的首要选择与旨归有关，家族子弟在博学通儒的基础上，培养了极高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淑世情怀。翻检史书就不难发现，成员大都精通礼制，经常参与国家朝仪制度的制订。出于对国家社稷安危的考虑，他们上书献言献策，从而形成了文章政治性、实用性的特点。

　　正始以来，玄学兴盛。与此同时，伴随着清谈之风的盛行，品评人物成为清谈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得到名士的品评，意味着声誉大振，地位提高，仕途通达。因此，留下了许多关于人物品评的资料，而裴启《语林》则成为重要的代表。该书主要记录了从汉魏到两晋着名人物的逸事，从思想、情趣、爱好等方面再现了士人的面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士人的生存状态，也为了解当时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世说新语·文学》载: “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充分说明其影响之大。同时，它也为后代志人小说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二 隋唐时期的河东裴氏与文学

　　进入隋唐，河东裴氏迎来了家族最鼎盛的时期，17 位宰相的出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与此同时，身处文学创作繁荣的氛围中，裴氏成员的文学才能得到进一步提高，不仅从事传统诗文的创作，而且对新兴的文体———词曲、小说等表现出较高的创作热情。此外，还积极参加文学活动，与同时代的文人彼此唱和或编纂诗集。当然，家族形成的深厚学术文化传统、良好的家风家学以及文学传统等依然延续下来，并深刻影响着家族文学创作。

　　在这一时期，裴氏家族成员继承了优良的学习传统，依然延续着博学、嗜学的家风。如裴政，“博闻强 记”［13］卷66，1548; 裴 文 举，“少 忠 谨，涉 猎 经史”［7］卷38，1404; 裴 遵 庆，“自 幼 强 学，博 涉 载籍”［14］卷113，3355。而且，尤为擅长诗文，文名远着，且成果颇丰。如裴耀卿，少聪敏，数岁即解属文; 裴潾，少笃学，工诗文; 裴夷直，工诗，且有盛名; 裴倩，颇有文才，“比兴属和，声律铿然”( 权德舆《尚书度支郎中 赠 尚 书 左 仆 射 正 平 节 公 裴 公 神 道 碑铭》)［15］卷500，5090; 裴说，颇有诗名。据史书着录: 裴倩，文集 10 卷、《湓城集》5 卷、《海昏集》5 卷; 裴均，《寿阳唱咏集》10 卷、《诸宫唱和集》20 卷; 裴度，《汝洛集》1 卷、文集 2 卷; 《裴行俭集》20 卷; 《裴夷直诗》1 卷; 《裴说诗》1 卷。

　　唐代是诗的时代。诗歌的体裁、题材、风格等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开拓，而诗歌遂成为当时众多世家大族用力最勤、创获最多的文体。裴氏家族亦不例外，其诗歌的总体成就大大超过了前代，具体表现在: 第一，形成了阵容较为庞大的文学家群体，诸如裴漼、裴耀卿、裴迪、裴潾、裴夷直、裴说、裴度等; 第二，体裁兼擅，如四言以及五言、七言近体诗; 第三，题材内容更加丰富，包括山水诗、赠答诗、咏怀诗、咏物诗等; 第四，风格呈现多样化，如裴迪“清新自然，有高情逸致”; 裴度“质直浑厚”［15］卷15，469; 裴说“卓尔奇怪”［18］卷10，425。

　　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家族文学传统、诗人自身经历、个性有关，另一方面则与时代文化环境有关。不仅如此，裴氏成员还通过与士人的交往，不断提升自我的文学才能，拓展创作的空间，进而丰富了家族文学。如裴迪，曾隐居于终南山，并与王维、崔兴宗、卢象、储光羲等交游甚密。特别是当王维得辋川别业后，常常与之交游，并弹琴赋诗，因此，他的思想情趣和诗歌风格都深受王维的影响。他的代表作《辋川集》就是与王维互相唱和的结果，各赋二十首五言绝句，内容、风格、意境等极其相似，因而也成为盛唐时期田园山水诗派的重要诗人之一。再如裴说，与当时着名诗人曹松、贯休、王贞白等友善，诗风接近贾岛、李洞，作诗尚“苦吟”: “为诗足奇思，非意表琢炼不举笔”。［18］卷10，425不仅如此，裴氏成员还积极参与文学活动: 或是为他人编撰诗集，如裴耀卿编纂《崔液集》; 或是编选文集，如裴潾，集历代文章续梁昭明太子《文选》成 30 卷，曰《大和通选》; 或是与文人彼此唱和，互相切磋诗艺，如裴倩，曾与柳识、柳浑、萧定、卢虚舟、李勋、袁高、元亘等交游，并相互唱和，唱和之作达九十六篇，后由其子裴均编为《海昏集》上下卷。

　　此外，文章的创作依然沿袭了此前的特点，写作了大量的应用文，诸如表、议、疏、奏、状、判、制、序、铭、碑等。这些应用性文字，不仅向我们展现出家族成员强烈的参政意识，而且体现出他们卓越的政治才能、丰富的政治经验、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对国家社稷的赤胆忠心。这与裴氏作为典型的政治家族的特点相表里。

　　在从事传统诗文创作的同时，裴氏还积极尝试词曲、小说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后期文学世家之于新兴文体的关注与兼容，以及承中有变、日趋多元的新态势”。

　　如裴諴，善谈谐，与温庭筠等友善，好作曲子词，尤以《新添声杨柳枝词》为人传诵，善用谐音词，多写男女私情，类似南朝民歌。裴铏，着有短篇小说集《传奇》3 卷。其中，最着名的、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昆仑奴》、《聂隐娘》、《裴航》三篇小说。特别是《聂隐娘》，塑造了一位身带仙侠二气的女子形象，并且将其武艺与为人行事的机敏果断、独来独往渲染得神乎其神，不但推动了后世武侠小说向描写技击方面发展，而且开创了将武侠小说与神仙道术融通合一的思路。近人汪辟疆在《唐人小说叙录》中对其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文奇事奇，藻丽之中，出以绵渺，则固一时巨手也”，且“文采典赡，拟诸皇甫枚、苏鹗之伦，未能轩轾。”

　　此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家族中出现了一位在文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裴度。他曾历仕唐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七朝，并且在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担任宰相一职。执政期间，他凭借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出色的政治才能，取得了卓越的政治功绩，因此获得士人的尊重与推崇。

　　此外，他还与中唐着名诗人关系密切，如白居易、刘禹锡、韩愈、张籍等。由于裴度的政治地位、声望以及奖掖后进的人格境界，使其成为中唐诗人群体的核心人物，围绕他展开了一系列诗文创作活动，并且留下大量唱和诗作。留守洛阳时，在绿野堂“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14］卷170，1039。

　　作为一位政治家，裴度写了不少文章，其中以奏疏碑铭为最多，且具有很强的政治实用性。这些文章充分展示了其政治思想，所言都能够切中要害。

　　正如《旧唐书》本传所言: “劲正而言辩，尤长于政体，凡所陈谕，感动物情。自魏博使还，宣达称旨，帝深嘉属。”

　　作为一位文学家，他的诗歌大都为抒情言志之作，语言自然流畅，情感随文而出，没有奇言怪语，并且多方面生动地展现了自我形象，特别是作为一名政治风云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如《中书即事》表达了自己对朝廷的忠心，“葵藿”成为其人格操守的真实写照; 《太原题厅壁》将亲身经历了宦海生涯的深刻体验表露无遗; 《傍水闲行》展现了暂时摆脱政务后的闲适、轻松; 《凉风亭睡觉》表现了作为普通人的生活情趣以及浓浓的亲情。此外，其艺术技巧也相当纯熟: “飞凫拂轻浪，绿柳暗回塘”( 《春池泛舟联句》) ，“波红分影入，风好带香来”、“满地愁英落，缘堤惜棹回”( 《蔷薇花联句》) 中的“拂”、“暗”、“分”、“带”、“愁”、“惜”等字眼，生动逼真地描写景物。不仅如此，裴度还提倡自然地表达情感，语言要平易自然，明白晓畅，坚决反对语言的生涩怪僻。这些无疑奠定了其在家族中重要的文学地位。

　　总之，在这一时期，家族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形成比较繁荣的局面。特别是在唐代文学良好的生态环境中，裴氏成员的文学才能进一步提高，并积极参与相关的文学活动，努力通过外在的社会活动不断充实、丰富家族文学。不过，家族自身的学术文化传统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学创作精神以及特色，同样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稳定性，亦被继承下来。

　　三 河东裴氏的文学观

　　笔者曾撰文指出，河东裴氏始终将儒学作为整个家族安身立命的根本和家族文化的核心。虽然，某些成员受到时代学术思潮的影响，有的谈玄，有的信佛，却未动摇家族的根基。在此基础上，家族成员形成了传统的儒家诗教观。

　　从现有资料看，裴子野《雕虫论》是最早的家族文学理论宣言。作为齐梁时期“古体派”的代表人物，他尖锐地批判当时文风的弊病———片面追求藻饰: “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

　　同时，他指出时人因尚“雕虫之艺”而失去了为文的根本，且 为 乱 世 之 征 兆: “乱 代 之 徵，文 章 匿 而采”。在他看来，只有《诗经》才是文学的典范: “既形四方之气，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不仅展现了不同地域的风俗，而且充分彰显了君子之志，更为重要的是做到惩恶扬善，有助于政治教化。接着，他对后世文学做出了评价:“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若悱恻芳芬，楚骚为之祖，磨漫容与，相如和其音。由是随声逐影之俦，弃指归而无执，赋诗歌颂，百帙五车，蔡应等之俳优，杨雄悔为童子，圣人不作，雅郑谁分。

　　其五言为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叶。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鞶帨，无取庙堂。”

　　他认为，从楚辞、汉赋、魏晋直至宋的诗赋，无不“繁华蕴藻”，片面追求华丽的辞藻、修辞的技巧，呈现出“兴浮志弱”的弊病，背离了儒家诗教的传统。该文虽不长，但批判严厉，言辞激切。

　　可见，裴子野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诗学观念，从功利性着眼，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而抹杀了诗歌作为文学艺术应当具备的独特审美特性，这在魏晋时期文学走向自觉的时代，显得极不合拍，甚至有些落后、保守;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承认他的认识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它切中了刘宋末年大明以后文坛存在的致命弱点，为扭转当时柔靡文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因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到了唐代，裴度、裴延翰等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裴度在《寄李翱书》中表达了对文学的认识。

　　首先，他对李翱《愍女碑》、《烈妇传》等“激扬教义”的作品大加赞赏，并对其为文能以“六经”为本的做法给予肯定: “若《愍女碑》、《烈妇传》，可以激扬教义，焕于史氏; 《钟铭》谓以功伐名于器，非为立器为铭; 《与弟正辞书》谓文非一艺。斯皆可谓救文之失，广文之用也。甚善甚善。然仆之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敏于学而好于文也，就《六经》而正焉。……”之后，他对贾谊、董仲舒、刘向等“铺陈帝王之道”、“发明经术”、“穷极天人”的文章给予高度评价［15］卷538，5461。最后，他指出前代文学的共同之处:即“然皆不诡其词而词自丽; 不异其理而理自新”，而且“奇言怪语，未之或有”，行文自然流畅，无甚雕琢，“意随文而可见，事随意而可行”［15］卷538，5461。在此，裴度提倡自然地表达情感，语言要平易自然，明白晓畅，坚决反对语言的生涩怪僻。接着，裴度进一步指出:观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时世之文，多偶对俪句，属缀风云，羁束声韵，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词远致，一以矫之。则是以文字为意也。且文者，圣人假之以达其心。

　　达则已，理穷则已，非故高之、下之、详之、略之也。……故文人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浅深，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 人之异，在风神之清浊，心志之通塞，不在 于 倒 置 眉 目， 反 易 冠 带 也。

　　……这段话充分表明，裴度对于李翱过分追求辞藻、讲求声律的做法是极不赞成的。他认为，形式只是用来表达思想内容的，只要内容表达清楚了，就不必对形式过分在意。同时，他指出文学作品的优劣在乎创作者的精神境界、品格的高下，而不是在乎舞文弄墨，一味追求语言声韵等形式方面，即“磔裂章句，隳废声韵”。

　　不仅如此，裴度对韩愈的“以文为戏”也表示了强烈不满，认为有悖于“激扬教义”的精神: “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 可矣乎! 今之作者，不及则已; 及之者当大为防焉耳。”

　　可见，裴度的文学观虽有一定的合理性，即反对当时一些古文家为了矫正骈体而一味求变求新，形成一种诡异文风。但是，其文学观的核心仍是重教化而轻艺术: “他实际上否定了对文章艺术形式的讲求，否定了对于文学语言的炉锤之功。他不是说，应在精心锤炼的基础上做到自然合度，明白流畅; 而是说不必在表达上多下功夫，只须思想内容正确，则说出 便 是。这 反 映 出 他 轻 视 文 章 艺 术 的 倾向。”

　　裴延翰在《樊川文集后序》中表达了对文学的认识:文章与政通，而风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与忠敬而随之，是为理。其与运高下，探古作者之论，以屈原、宋玉、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杨雄、刘向、班固为世魁杰。然骚人之辞怨刺愤怼，虽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沾恰时论。相如、子云，环丽诡谲，讽多要寡，羡漫无归，不见治乱。贾马刘班，乘时若君之善否，直豁己臆，奋然以拯世扶物为任，纂绪造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则君臣、礼乐、教化、赏罚，无不包焉。

　　……故文中子曰: “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从而兴乎?”嘻! 所谓文章与政通，风俗以文移，果于是。

　　我们看到，裴延翰也主张“文章与政通”，与裴子野提出的“劝美惩恶，王化本焉”的观念一脉相承，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功用。就屈原、宋玉等楚辞体作家来说，虽然辞多有怨愤，与政治教化也有关，但却无助于时论; 就司马相如、扬雄等辞赋大家来说，其辞华丽奇异，漫无边际，却不见国家治乱与否;就贾谊、司马迁、刘向、班固等来说，以拯世济物为己任，直抒胸臆，其辞言之有物，且专注于政治教化的多个方面。

　　总之，在家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下，裴氏成员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功用，而对其应当具备的形式美有所忽略甚至否定。从裴子野到裴度，再到裴延龄的遥相呼应，则充分证明了以儒学作为家族文化核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综上所述，裴氏家族的文学创作，一方面深受家族文化传统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家族特色; 另一方面深受时代文学发展的影响，文体演变、文学成就日趋多样丰富。虽然，裴氏家族的文学成就不如那些大型、巨型文学世家，但是，它毕竟有着自身文学生命的发展历程。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而是要客观地予以认识与评价。因为“对于每个特定文学世家而言，彼此都有兴衰起伏的历史，都有各自独特的生命周期”。而对于以裴氏为研究对象的个体文学世家史的研究意义，则在于“可以为后续不同层序的文学世家研究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经典案例，更重要的是其作为四个层级的第一链接点，是整个文学世家史学术范式建构的根基所在”。那么，在中国古代家族文学的发展史中，我们应该给予裴氏一席之地，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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