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崔浩的文学创作、经史成就及影响

　　崔浩出身清河崔氏家族，在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个朝代都担任重要官职，在北魏与胡夏、柔然、北凉等割据政权的战争中做出过决定性的决策，极受历代帝王重用。在历史上，崔浩更多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出现《，魏书·崔浩传》称其“不长属文”。但实际上崔浩在当时北朝重经学、史学的文化大环境下创作了大量的应用型文章，并对注释了大量儒家经典，同时利用其政治地位试图通过编修史书建立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文人集团。崔浩以其自身创作和在文人团体中的影响，对北朝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　崔浩文学创作研究

　　崔浩，字伯渊（或作“伯深”），清河东武人，为北魏白马公崔宏长子。《魏书 崔浩传》载：“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崔浩年少时即以文才出名。在北朝当时流行的学术风气和传世家学的影响下，崔浩在经学方面颇有建树。《魏书》本传中记载他多次以天文术数与阴阳五行学说占卜解释怪异现象，无不应验。这些不太符合常理的记载虽然荒诞不经，却可以反映出北朝对于阴阳术数学说的崇信。“浩能为杂说，不长属文，而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尝之礼，丰俭之节，义理可观。性不好老庄之书，每读不过数十行，辄弃之，曰：‘此矫诬之说，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习礼，仲尼所师，岂设败法文书，以乱先王之教。袁生所谓家人筐箧中物，不可扬于王庭也。’”崔浩在研读经史时，始终将实际应用放在首位，对儒家学术与传统礼乐制度投入了较多的精力，对内容玄虚、于现实难以直接产生作用的道家典籍则持否定态度。

　　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学思想出现了明显的分野，《隋书·文学传序》称：“江左宫商发越，贵於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不只在文学方面，在思想学术方面，南北方差异也较为明显。随着西晋灭亡之后玄风南渡，魏晋玄学思想在南方得以继续发展，而在北方却难以为继。南方学术注重对与哲理的思辨，深入发掘并阐释玄理并以玄谈的形式进行深度探讨。

　　北方学术主要承自两汉，尚质朴，重实用，沿用注疏的方式对经典进行繁杂的解释。

　　儒家学说在魏晋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在北方学界复兴，北方文坛也因此盛行复古主义。崔浩身上很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倾向。

　　崔浩的文学作品散见于史传，由严可均收集整理于《全后魏文》，共有《册封沮渠蒙逊为凉王》《议军事表》《上 < 五寅元历 > 表》《上疏赞明寇谦之受神诰事》《注易叙》《食经叙》《论诸葛武侯》《广德殿碑颂》《女仪》（佚文）等九篇，大部分为章、表、颂等应用性文字，除此之外均为其着述的序言。有的作品只保留有部分残篇，但从这些现存资料中可以看出崔浩文学创作的大概面貌。

　　《册封沮渠蒙逊为凉王》尽管是应用型文章，却已与北魏前期有了很大的不同。开篇即为整齐的四言句式：“昔我皇祖，胄自黄轩，总御群才，摄服戎夏，叠曜重光，不殒其旧。逮于太祖，应期协运，大业唯新，奄有区宇，受命作魏。降及太宗，广辟崇基，政和民阜。朕承天绪，思廓宇县。”用语风格古朴，可以看出源出于五经。虽然行文简洁，但已有了骈体文的风格“。然时运或否，雰雾四张，赫连跋扈于关西，大檀陆梁于漠北。戎夷负阻，江淮未宾，是用自东徂西，戎轩屡驾……赖宗庙灵长，将士宣力，克翦凶渠，震服疆犷，四方渐泰，表里无尘。王先识机运，经略深远，与朕协同，厥功洪茂……而王深悟大体，率由典章，任土贡珍，爱子入侍。勋义着焉，道业存焉。惟王乃祖乃父，有土有民，论功德则无二于当时，言氏族则始因于世爵。”句式方面虽以四言散体为主，但也使用少量对偶，已出现了骈文化的痕迹。文章文意连贯，气势盛大，一气呵成，历叙鲜卑历任君王功业，对沮渠蒙逊主动臣服的行为称赞有加，俨然是正统王朝俾睨诸侯的口吻“。是用割凉州、张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封王为凉王。受兹素土，苴以白茅，用建冢社，为魏室藩辅，盛衰存亡，与魏升降……如汉初诸侯王故事。”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封人社壝，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国中，其壝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衅以黄土。将建诸侯，凿取其一面之土，包以黄土，苴以白茅，以为社之封。

　　孔氏云：‘王者封五色土为社建，诸侯则各割其方土，与之使立社，焘以黄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洁，黄取其土者，覆四方者，是其茅土之文耳。’”从此文中已看不出北魏王朝统治者的民族特征，全文明显创作于儒家的思想体系之下。这段文章表明北魏以承接自前代汉族王朝的正统政权自居，甚至在后文将册封沮渠蒙逊称为“如汉诸侯王故事”。同时该文也显示鲜卑统治者承袭了起始于周代的关于分封诸侯的礼制。因沮渠蒙逊其国位于西北，所以是用了代表西方素土，细节之处足见北魏对儒家礼制的接受程度之深。

　　2　崔浩的经学、史学成就

　　崔浩在《上 < 五寅元历 > 表》中称：“太宗即位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尙书》《春秋》《礼记》《周易》，三年成讫，复诏臣学天文星历。易式九宫，无不尽看，至今三十九年，昼夜无废。”由此可见崔浩于经学用力极多。崔浩所着大多已不可考，可见于典籍明确记载的有《周易注》《汉记音义》《女仪》《食经》《五行论》五种《。周易注》可见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计有十卷，至朱彝尊编着《经义考》时已经佚失，唯有《魏书·张湛传》保留有部分序言《。汉纪音义》为崔浩注《汉纪》之作，可见于新、旧唐志，计有三卷，至颜师古时已不可见全本，后亡佚。《水经注》《一切经音义》《切经音义》《史记正义》、颜师古注《汉书》李善注《文选》、李贤注《后汉书》《初学记》、《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路史》《史记索引》等诸书对其均有引用，今可见注疏内容包括地理、掌故、用语等多个方面。

　　《女仪》为仪注类，不见于史志本传，仅有佚文一段为《初学记》《白帖》《岁华纪丽》《太平御览》《宾退录》等书转引，内容涉及妇人习俗制度，全书内容疑大略如此。《五行论》据《魏书·律历志》记载为崔浩所着，《玉海》亦载此事。《初学记》卷十七引用同名书，疑是此书。《食经》见于隋志与新、旧唐志，隋志将其归于医方家《，齐民要术》《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农书》《农政全书》等书对其多有引用，全书已佚，其序可见于本传。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倾向。

　　崔浩的作品大多都显示出强烈的经世致用的倾向，至于崔浩的纯文学创作则罕见记载。魏收评价崔浩“不长属文”可能主要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食经》是一本介绍食品加工与储藏的专着，实际是由崔浩的母亲卢氏口授、崔浩整理而成的。崔浩在《食经叙》中称创作《食经》是为了纪念他的母亲。而实际上，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饥荒常常发生，极大地威胁着各个政权的稳定。明元帝神瑞二年，就有一次几乎迫使北魏迁都的大饥荒。从现存内容来看，《食经》所记载的食品的采集、加工与储藏，对于国家的经济、民生有着重大的意义，有助于维护北魏国家局面的稳定。崔浩在留心典章制度之余，对于实用性的技术也有广泛的涉猎。

　　《论诸葛武侯》一反大部分史传对诸葛亮的正面评价，中心论点是诸葛亮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却屡屡失策，最终不能夺取天下，不堪盛名，表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崔浩对诸葛亮的评价虽未必公允，却可以看出当时士人普遍的重事功的心态。

　　3　崔浩与北魏文人群体

　　北魏历代君主均极为重视经学与史学，这固然与北魏承袭自十六国的文化惯性有关，但也与北魏政权特殊的性质有关。早期汉化程度较浅的北魏皇族已经开始了对儒家经典的主动学习。道武帝立国之初即下诏“：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拉近自身与前代汉族政权的关系，明确自身政权的正统性。道武帝从经史两方面入手，“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重构服务于自己的经学体系；“诏尚书郎邓渊着国记十余卷，编年次事”，整理记录鲜卑族的历史。

　　明元帝“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

　　太武帝在下诏征召士人时引用《诗经·小雅·鹤鸣》和《易经》中的“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这说明当时北魏统治者对于儒家经典的通晓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北魏自道武帝时就开始了关于北魏及鲜卑史的修撰，但前期邓渊并未能编纂成书。太武帝登基后，北魏国书的编写在崔浩带领下重新开始。《魏书·崔浩传》：“神麚二年，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浩及弟览、高谠、邓颖、晁继、范亨、黄辅等共参着作，叙成国书三十卷。”其中晁继、范亨、黄辅史传无载。高谠为高允从父，编纂国书时任给事。邓颖生平可见于《史通》，“安定邓颖，彦海子也，官中书侍郎”，为道武帝时修国书未成的尚书郎邓渊之子。在崔浩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文人群体，这个群体当时在文学和政治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崔浩本人一直在有意识地建构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文人集团，编修国书则为崔浩建立士人集团提供了便利。

　　神麚四年，高允被征召入朝之后也加入了史书编修团体。

　　高允与崔氏家族渊源颇深，早在少年时代高允就已为崔宏所看重。“后诏允与司徒崔浩述成国记，以本官领着作郎。”在编纂史书的过程中，高允与崔浩在历法的计算上产生了分歧。崔浩经过一年的计算，发现高允的算法是正确的，于是在众史官面前公开认错。高允正直宽厚，崔浩下狱后仍然据理力争，耿直敢言，以一己之力避免了大批无辜人员受崔浩牵连而遭太武帝屠杀。高允在经史和文学方面着述颇丰，《魏书》本传记载着有《左氏公羊释》《论杂解》《毛诗拾遗》《议何郑膏肓事》等共百余篇，其作收为《高允集》，今已亡佚不可见。高允作品现存只有十三篇文章、四首诗，多为应制之作，散见于《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畿辅丛书》《汉魏六朝十三名家集》《汉魏六朝名家集》等书，被收录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崔浩奉明元帝之命为《周易》作注，在序中特意提到：“敦煌张湛、金城宗钦、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并有俊才，见称于西州。”张湛早期家贫，崔浩常常给予资助，并与之唱和赠答。段承根早有文名，但为人却不被世人所重，“司徒崔浩见而奇之，以为才堪注述，言之世祖，请为着作郎，引与同事。”

　　崔浩在举荐士人时常常与北魏统治集团产生龃龉。某一次他“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人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甚至为此与太子拓跋晃产生了争执。

　　崔浩试图“齐整人伦，分明姓族”，规定氏族高下，恢复汉魏以来的门阀制度。士族门阀的重新确立表面上看是传统望族清河崔氏巩固其既得利益的手段，而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以崔浩为首的汉族文人为争取其社会与政治地位的一种尝试。

　　太武帝时，“诏崔浩选中书学生器业优者为助教，浩举其弟子箱子与卢度世、李敷三人应之。”

　　李敷出自赵郡李氏，卢度世出自范阳卢氏，均为传统高门。崔浩不只要恢复门阀制度，更“着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

　　可见崔浩的最终目的是要恢复儒家的传统政治体系，以此对抗北魏继承自鲜卑族的部落贵族议事制度。

　　崔浩重新确立门阀制度，为高门望族入仕提供了便利，同时对于寒门士人崔浩也在积极地提携。高闾就是经崔浩举荐得以入朝为官的，高闾本名为驴，后依崔浩意改为闾，由此可以判断高闾出身不可能为望族。高闾后来文名与高允并称，并称“二高”，因善文而名列《魏书·儒林传》。除高闾之外，应该还有大量士人因崔浩奖掖得以仕进而未被史传收录。

　　虽然崔浩为建立汉族士人集团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但在当时北魏胡汉分治的大环境下，汉族士人只能担任缺少实权的职位。崔浩个人偏执的行事风格也逐渐与鲜卑旧贵族势力产生摩擦。最终矛盾激化，崔浩被借国史案灭族。国史之狱后，除了与崔氏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被族诛外，“有司按验浩，取秘书郎吏及长历生数百人意状。浩伏受赇，其秘书郎吏已下尽死。”以崔浩为中心的文人集团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幸免于难的文人也都开始噤若寒蝉，远离政治中心，时时为自身性命忧虑。张湛为了免祸，将他与崔浩赠答的诗文全部焚毁，闭门谢客。宗钦和段承根则受牵连被处死。游雅《魏书》本传记载“征为秘书监，委以国史之任。不勤着述，竟无所成。”高允在《征士颂》中称自己“不为文二十年矣”。

　　张伟则“使酒泉，慰劳沮渠无讳。还，迁散骑侍郎。聘刘义隆，还，拜给事中、建威将军，赐爵成皋子。出为平东将军、营州刺史，进爵建安公”，通过频繁的出使和远仕，尽量远离权力斗争的漩涡。直至后来孝文帝亲政，力行汉化，北魏文学才有所恢复。同为清河崔氏的崔光、崔亮虽然得以回归北方，继续传承家学，但不再像崔浩那样试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取而代之的是与时俯仰，唯以远灾避祸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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