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可接受性调查

　　1.引言
　　
　　《红楼梦》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着作之一,博大精深,享誉中外。《红楼梦》及其译本长期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对《红楼梦》的文本本身及其相关话题的研究形成了持久不衰的红学,《红楼梦》翻译学是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红楼梦》的翻译的译学研究将是空洞无力的(冯全功,2011:136)。《红楼梦》已被译成了各种语言,其中英语的全译本和节译本有九个版本(1i,2011:154)。英国汉学家霍克斯(DavidHawkes)和他学生兼女婿的阂福德(JohnMinford)合作译的Th。storyofth。ston。以及杨宪益和他的英国籍夫人戴乃迭(G1adySYang)共译的ADreamofRod、影响力最大,受到海内外翻译领域的专家和汉学家红学家的广泛关注。

　　目前国内对两个译本研究的焦点是诗词、文化内容、修辞格、习语、成语、俗语、谚语以及书评等。研究的方法多是采用定性对比分析。但是,冯全功指出,采取例证研究的作者各取所需,研究结果不一定可靠,特别是译者的翻译策略如归化异化和翻译家的风格等(冯全功,2011:143)。多年的研究得出一种共识:杨宪益夫妇的译文忠实于原文多采用异化手法直译,而霍克斯多采用归化手法意译。国内关于他们的归化异化风格的文章很多褒贬不一(海芳,2003;左脸,2009;李海琪,2008)。国外的学者也有过相似的评论。如美国学者葛锐指出:1973年霍克思和阂福德翻译的《红楼梦》五卷本的第一册出版,该译本出版后备受学界关注,其最后一卷于1986年完成,此合译本为西方人最常用的英译本。杨氏夫妇全译本多采用直译的方法,且其译本中的人名多为音译。霍氏与阂氏则试图在译文中弥合该小说一直以来存在的几个人物和时间的前后不一问题,并对多数人名采取了意译的处理方法(葛锐,2007:184)。通常我们认为,归化主张在翻译过程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源语的陌生感与异质性。在这种机制下,“译者所要做的就是让他/她的译作‘隐形’,以产生出一种虚幻的透明效果,并同时为其虚幻身份遮掩:译作看上去‘自然天成’,就像未经过翻译一般”。而异化“通过干扰目标语盛行的文化常规的方法,来彰显异域文本的差异性”(venuti,2004:5)。

　　从以上种种关于两个译本比较的做出的直译和意译的评论以及有关归化和异化的定义,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推论:异化的可接受性相对差,而归化译本可接受性高,杨宪益夫妇的译本和霍克斯译本的可接受性是不一样的。但是当前对两个译本的可接受性的讨论研究局限在学者和评论家把文本纳入直译或意译、异化或归化而得出的结论,很少有人直接研究目的语读者的反应,而且两种译本的可接受性究竟如何是缺乏数据支持的。本文将从译本的潜在目的语的读者的角度,定量研究这两个译本的可接受性。

　　2.接受理论和目的语读者的反应

　　接受理论是以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RobertJauss)和沃尔夫冈·伊瑟尔(wo1fgangIser)为代表的联邦德国康斯坦茨学派所创,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联邦德国,逐步发展成德国重要的文艺流派。其后十年,接受理论异军突起,影响波及欧洲各国及美国,并与美国的读者反应合流。该理论关注读者和文本在整个文学接受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胡开宝,2006:10)。20世纪60年代末70年初,姚斯称自己的理论为“接受美学,”认为一件艺术品的历史性能不能通过检验生产或描述生产来说明。文学是生产和接受的辩证过程。“作品不断经过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的思虑—通过作者和公众的互动,文学和艺术才能获得具有过程特征的历史”(Jauss,1982:15)。伊瑟尔研究文本是如何并在什么条件下对读者产生意义。传统的解释寻求阐释文本的内在含义,伊瑟尔认为意义是文本和读者互动的结果,“一个被体验的效果,”而不是“一个被定义的物件”(Iser,1978:10)。

　　奈达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中指出,重组过程结束后下一步是测试翻译,这一步极为重要。检测译文的准确、可理解性和文体对等的时候,不能聚焦在语言对等,注意力应该放在动态对等。测试译本不只是比较文本,而在于确定潜在目的语读者的反应。这就像市场调研,无论理论上某种产品如何好,但如果公众的反响不佳,产品也不能被接受。这并不是说公众对内容的喜好就能裁决译文。一些人可能非常反感某些主题和观念,但译文不应该存在文体整脚、结构冗赘、语言不自然和语义模糊或有误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发现有赖于潜在使用者(Nida,2003:163)。奈达认为设置一套测试检验所有《圣经》翻译是不可能的。但在一个有悠久文学传统的国家,许多能干的人能对风格的合体、语义的正确性做出判断,那么不难获得一个广泛有效的反馈。检验阶段最大的问题是:通常只是参考了几个“专家”的意见。他们的专业性很强,对什么是普通读者真正能明白的并不敏感(同上:168)。

　　接受理论强调读者在文学作品接受过程中的地位。《红楼梦》的译本无疑属于文学作品的范畴,译本的美学要能被读者感受接纳。所以评论译作不仅仅需要阐释对照文本,还可以研究译本读者。目的语读者的反应为测试译本的动态对等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结构合适性(3)文化背景(4)主题相关性。完形填空的测试结果可以综合判断译文的可接受性。其它的定量测试方法如运用特定的语法词汇特征做研究,有效性不如完形填空,而且要以各种语料和广泛的受试人群做基础。相比较,完形填空更容易具有代表性(同上:169一170)。

　　本文选择《红楼梦》第三十三回《手足眺眺小动唇舌不肖种种大承答挞》前三段杨宪益和霍克斯的两种译文。这个部分是记述文,比诗歌典故要容易理解,而且也没有双关等修辞或习语谚语。完形填空部分的前后各有完整无缺的一段,使读者有上下文语境。基本上每五个字一空,共五十空。并且附有对这部分出现的人物关系所做的简单说明。

　　测试还设置了简单的问卷调查:(1)读者的年龄性别专业(2)是否读过《红楼梦》的原文或译文(3)总体评价语言是否自然清晰(4)从这部分看出贾政贾宝玉父子关系如何?对贾宝玉做人物分析。从(1)(2)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出受测试人的学术背景,对《红楼梦》熟悉程度将影响完形填空的结果。(3)(4)问题属于主观部分,作为客观测试的附加部分可供参考。

　　3.测试的方法

　　奈达认为测试译文可接受性的唯一较好的办法是做完形填空。读者越容易猜出下一个字,语境中的这个字就越容易理解。“可预测性级别”是一个来自“信息理论”的概念。用书面的形式,文本每五个单词空去一个单词(也可以每六个、七个、八个、九个或十个一空,如果总共是五十空,结果没有区别)。读者在上下文中填空。很明显,猜对的越多,文本就越容易理解,可预测性就越高。一般情况下,无论是笔头还是口头形式,五十空就能较满意地看出文本的可接受性。完形填空最大的优势是同时显示译文的许多特点:(1)句法(2)语义
　　
　　4.目的语读者的选择和测试过程

　　本人正值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2012年本科生综合排名1犯位,大学生学术能力处于平均水平。一位教明清时期中国文学史的教授帮助做测试。这位教授本科生班级共有16名学生,均为美国公民,母语是英语,主修或辅修中文。为了保证学生认真完成任务,这位教授把测试作为额外的作业布置下去,并且承诺额外计分。随机的8位学生做杨宪益版本的完形填空,另外8位做霍克斯版本的完形填空。没有让一位学生做两种版本的测试,主要考虑到学生做多了会不认真对待。16份试卷发下去到全部收回有两周的时间。同时,还邀请两位资深电影理论作家兼英语系教授接受测试?。两位教授每人做了两个版本的测试。

　　把具有不同学术和语言能力的人群得出的结果做比较分析。
　　
　　5.测试结果与分析【表1-4】
　　
　　从表格1分析杨宪益版本测试结果:这些数据含有客观和主观两部分。客观的数据包括:(1)受试女生多于男生;(2)辅修中文的学生多于主修中文的学生;(3)8名受试者中无一人读过《红楼梦》的原版或译本;(4)完形填空的正确率为50%。主观部分包括读者评价译文语言是否明白自然流畅、读者分析宝玉的性格以及他和贾政的关系。75%的人认为语言不是自然流畅的;75%的人问题回答错误。

　　其中只有两人认为语言明白自然,但这两人的完形填空正确率分别为46%和50%,所以读者对语言是否自然流畅的主观态度与完形填空的正确率没有正比关系。杨宪益译本的读者在理解贾政宝玉关系上偏差很大,8个人当中就有5人把宝玉和贾政当成了恋人关系,尽管测试试卷上附加了人物关系说明,表明了他们是父子。这可能说明两个问题:1)读者期待爱情故事;2)读者对众多的中国人名是非常陌生的,复杂的人物关系造成了很大的阅读障碍。

　　从表格2看出:男性比女性完形填空的正确率高9.33%,主修比辅修的正确率大2.67%,最高正确率比最低正确率高出24%。

　　从表格3分析霍克斯版本测试结果:客观的数据包括:(1)受试的男生和女生人数一样;(2)受试学生中主修中文和辅修中文的人数一样多;(3)受试的8人中没有一人读过《红楼梦》原着或译本;(4)完形填空的正确率为50.5%。主观题部分(1)认为语言不自然不流畅的占62.5%,认为语言自然流畅的占37.5%;(2)对宝玉人物性格和贾政、宝玉的关系问题回答正确的占62.5%,错误的占37.5%。然而问题回答正确率的提高并不见完形填空正确率相应的提高。

　　从表格4看出:男性比女性正确率高3%,主修中文比辅修中文的高5%,最高正确率比最低正确率高出30%。

　　比较表格2和表格4:两个表格的相似之处在于,男性的正确率比女性高,主修中文的比辅修的高。

　　比较表格1和表格3,不同点有:(1)霍克斯版本的受试者问题回答正确的较多,但主观部分与客观部分不见必然联系。(2)杨宪益版本的受试女生多于男生,霍克斯版本的受试男生和女生人数一样。(3)杨宪益版本的受试者中辅修中文的学生多于主修中文的学生,霍克斯版本的受试者中主修中文和辅修中文的人数一样多。(4)认为杨宪益版本语言不自然不流畅的多于霍克斯版本。相似点有:(1)不论主修还是辅修中文的学生都没有读过《红楼梦》

　　原着或译本,(2)两个版本完形填空的正确率非常贴近。尽管霍克斯译本的完形填空的正确率比杨宪益译本高1.10%,但表格1显示的女性比男性多4个,辅修比主修多4人,表格3显示的男女生数量和主辅修数量一样。男性正确率比女性高一点,主修比辅修的高一点。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这两个译本的完形填空正确率不存在区别,而完形填空正确率是个客观数据,是判断文本可接受性的最重要参数,所以说两个版本的可接受性不存在本质区别。【表5】
　　
　　从两位教授的测试数据看出,两个版本得到的数据非常相近。综合学生测试得到的数据,按照奈达的测试理论,可以说两个版本的可接受性相似,但两个版本在教授中的可接受性高于学生。

　　值得一提的是:教授和学生都提出语言有不自然的地方。两个版本均有两名学生指出倒装和长句使语言变得晦涩难懂,如杨宪益译文中的“HisstuPefiedsi1enee一50un1ikePao一yu一exasPeratedChiaCheng,whohadnottobeginwithbeenangry”。

　　两位教授比较了两个版本,认为霍克斯版本的语言比杨版要好一些,但两个版本的语言都像踩高跷(Sti1ted)。其中,李曼教授提出了两点具体看法。一,“他母亲磕头谢了出去”中的“磕头谢了”两个版本的翻译都是“kowtowedherthanks”。但他从未看过“kowtow”,所以觉得陌生不解其意。二,霍克斯译文中的长句(run一onSentenees)令阅读不畅,如:ThenewsthatGo1den’5digraeehaddrivenhertotakeherown1ifehadreaehedBao一yuashewasretumingfromhisinterviewwithJiayu一eun,andhewasa1readyinastateofshoekwhenhewentintoseehismothef,on1ytobesubjeetedbyhertoastringofaeeusationsandreProaehes,towhiehhewasunab1etoreP1y.

　　在李曼教授看来,即使长句语法正确,但不是标准的好英文,相反,这样的长句使读者迷惑不解,使阅读变得不流畅。然而,语料库统计显示杨宪益和霍克斯译本区别之一是霍克斯多长句,并把此归因于霍克斯受了高等教育习惯书写复杂的长句,而杨宪益的译风受了意合母语的干扰(1i,2011:163)。显然,做语料库统计的作者认为长句是好英文的典范,这与受试者的观点不吻合。

　　6.讨论

　　从测试结果和分析中发现有两点在意料之外:

　　(1)尽管我们致力于推广民族经典文化,但主修或辅修中文的学生没有人阅读《红楼梦》原着或译着。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应该受到质疑。(2)《红楼梦》最着名的两个译本的可接受性不存在本质区别,另外受试者表述了理解上的困惑和阅读中的困难。尽管有些问题尚待商榷,比如:50%和50.5%完形填空正确率是低还是一般。如果是低,又有多低,衡量的标准有待探索。测试结果与我们长久以来持有的看法不一样。如引言部分提到的,杨宪益的译本被视为直译和异化手法的代表,而霍克斯的译本被视为意译和归化的代表。洪涛在《<红楼梦>中的孤立取义现象和“西方霸权观念”》认为,有些译者用归化手法,主要目的是成就可接受性(洪涛,2011:298)。有学者借助语料库对比分析了这两个英译本风格,杨宪益译本的词汇量比霍克斯的大,因为杨想保存所有的内容,而霍克斯绕开了生僻词汇;杨宪益译文的句子要相对短,因为杨的母语是中文(1i,2011:153一164)。

　　所以我们几乎理所当然地认为霍克斯的译本可接受性比杨宪益的高。但从研读并主修或辅修明清文学的大学生却无人读过《红楼梦》的原版或译本的事实来看,我们以前的结论多以专家意见为基础的。

　　两个版本的可接受性虽然在不同读者群中呈现差异,而且问题回答部分显示霍克斯译本的语言比杨宪益译本好些(杨宪益版本受试者中有人区分不了贾政和金钊的名字),但完形填空的结果显示两个版本的可接受性不存在本质区别,而且受试的学生和教授对两个版本的语言都提出了异议,感觉语言像是“踩高跷”或是感到晦涩难懂。为什么在美国大学生和老师中做抽样调查测试目的语读者对《红楼梦》的可接受性,结果与我们固有的观点会不一样?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要理解可接受性触及的问题;其次是,翻译研究的方法过于单一,忽视研究目的语读者的反应;然后是美国学生和老师对中国文化的生疏;最后是翻译的年代问题。

　　首先,可接受性测试的内容是:译文是否存在文体整脚、结构冗赘、语言不自然和语义模糊或有误等问题,译文的句法和语义结构是否合适,读者是否理解文化背景以及相关主题。可见,译本的可接受性不单单是语言本身的问题,它受文化可接受性的影响。作品中的人物名称造成记忆的困难和阅读的无趣,也是不熟悉某种文化造成的。比如,把英文人名“King”音译成“金”,许多意义和色彩就消失了。

　　因为这个名字本族语读者可能联想起《雌雄莫辨》(vietor/vietoria)中黑社会头目KingMarchand和民权领袖Martin1utherKing,在加上King本身有“国王”的意思,所以译成“金”后对不熟悉英美文化的读者来说,男子气霸气的含义就缺失了。同理,《红楼梦》中宝玉贾政的英文译名“Pao一yu”或“Bao一yu”和“ehiaeheng”或“Jia Zheng”在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看来不过是一堆无序的字母组合。翻译传播可以提升文化的可接受性,文化可接受性现状影响译着的可接受性。

　　其次是缺乏对目的语读者的研究,译本的研究方法单一缺乏细致具体的工作,导致一本糊涂账。

　　80年代曾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英国汉学家杜博妮(Bonnie Medougall)指出,当时制定翻译政策的人对英语语言知之甚少,对英语读者的阅读取向更是不明就里。与此同时,这些翻译决策者们对文学译本的实际读者少予重视,而只关注专业读者(如出版商、编辑、文学官员、审查员、批评家、学者)的可接受性(Medougazz,2007:23)。我们研究《红楼梦》译本的方法如冯全功指出的,多是定性的文本对比分析。而奈达认为测试文本的有效性方法应该是多样的。除了测试,译本的发行量也是反映可接受性的重要线索。当然影响发行量的还有其他因素,比如合理的定价、插图、诱人的格式、营销策略和纸张质量。除了看对译本的需求量,更重要的是看译本持有者的“阅读时间”(Nida,2003:272)。奈达认为最终测试译本的三个因素是:(1)正确性(目标读者意义理解的程度决定对源语的忠实性),(2)理解的轻松性,(3)读者的投入参与性(同上:173)。

　　所有这些信息数据的获取都必须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开展研究。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忽视研究译本在真正读者中的可接受性,而且研究翻译的方法单一,是测试结果和传统观念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从这次测试看出学生和教授的阅读理解都不轻松,他们算不算这两个译本的潜在读者呢?还是说目的语读者只是汉学家或红学家。如果只有汉学家才能欣赏译本,读者群是否太小因而起不到传播文化的作用?

　　而且汉学家更倾向看原着而不是译着。忽视研究目的语读者导致定位不明确,研究方法的单一导致各种数据支撑材料的缺失。

　　第三是因为中国文化,这里特指中国古典文学代表作之一的《红楼梦》,在受试美国读者中是陌生的舶来品。文化背景的缺失影响译着的可接受性。所有学生主修或辅修明清文学,却没人读过《红楼梦》的原着或译着。两位教授也只是知道有这部文学作品存在,但从未读过也未曾看过相关影视作品。因为中国文学作品人物名称对读者根本没有意义而造成阅读负担,才会导致杨宪益译本的受试者中三名学生分不清楚贾政和金钊,才会把宝玉和贾政看成情侣。着作丰富的教授不懂文化词“磕头”,而我们则想当然地相信“kowtow”和“kongfu”一样为西方人接纳。在文化传播方面为了做到心中有数,也应该像研究译着的目的语读者一样研究受众,建立一种客观高效的评价机制。这方面可以借鉴代表美国大众文化的好莱坞电影的某些做法。

　　2012年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票房收益超过日本,中国成为好莱坞电影最大的海外市场。好莱坞更重视研究其影片在中国观众中的认可度。例如,2013年11月20日《地心引力》(Gravity)在北京首映,第二天美国媒体就报道乔治·鲁尼主演的3D太空片在中国第一天票房达到470万美元,创下非假日档期票房新高。票房收益是反映影片可接受性最重要的指标。好莱坞电影及时了解掌握受众的反应和喜好,成为销售美国文化的利刃。相应地,中国文化传播的决策者也重视市场和受众。谈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模式,黄友义指出:“我们的读者群在哪里,我们要出什么书,都要把握在这两方面的演变。”(鲍晓英,2013:65)“这两方面”指学术界和市场。学术界是目的语读者的一部分,市场由普通目的语读者构成,说明了研究目的语读者的重要性。事实上,目的语读者的取向不仅是译什么书的风向标,也是影响翻译策略的风向标。翻译传播是文化传播的一部分,两者都离不开研究文化作品在受众中的可接受性。

　　最后,译着的可接受性与翻译的年代相关。两个版本的翻译都开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出版于七八十年代。半个世纪前的英伦风格英语在当代美国读者中的接受程度怎样有待考究。如前面提到,老师和学生都感到霍克斯译本中的长句使阅读变得晦涩难懂,在他们看来,长句并不代表好的语言规范。

　　译本除了有潜在的目的语读者群,还有年代的局限性。以《圣经》的翻译传播为例,其翻译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第一个时期是教会严格控制下,翻译只存在于古代几种主导性语言;第二个时期指宗教改革时期的翻译;第三个时期是传教士和译员合力推动下的翻译大繁荣,这种趋势仍在继续;第四个时期指在新兴发展中国家以本族人为主传教士为辅的翻译(Metzger,2001:9)。2002年,美国最通用的《圣经》版本之一的NewInternationa1Version(N.I.V.)宣布新版的翻译将进一步体现性别包容性(genderine1usive)。例如,用“humanity”替代“man”指代整个人类,用“brothersandsisters”替代“brothers”,指涉耶稣的男性代词也可能被改变。尽管这个宣告引起了福音教徒的强烈抗议,因为他们相信这是植入性别新观点的卑劣做法(Austin,2002:1)。即使有些译本有长久的生命力,但也随着时代变迁做出大小不一的修改。从历史的角度看,研究译本在目的语读者中的可接受性是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7.结语

　　研究目的语读者的可接受性是非常重要的,是个持续不断的动态过程,也是未来翻译研究的趋势。只有这样,才能缩小专家学者和潜在读者观点的差异。

　　世界与中国共同见证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次次不懈尝试,但中国文学在“走出去”的历史进程中,一直以来都是步履瞒姗(胡安江,2010:10)。

　　研究目的语读者对译本的可接受性可以帮助我们制定正确的翻译策略。而且研究目的语读者的可接受性是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因为不同时代的人对同一译本的可接受性是不一样的,他们对待翻译作品的态度是不一样的。2006年迈克尔·克罗尼(Miehae1Cronin)着《翻译和身份》,提出了“宏观转变”(maero一turns)和“微观转变”(miero-turns)两个重要概念。随后于2008年,艾德文·根茨勒(EdwinGentz1er)在《翻译和美国身份:翻译理论的新方向》进一步阐述了“宏观转变”和“微观转变”。“宏观转变”指广泛国际环境下的翻译活动和定义挑战了具有“欧洲中心”特征的翻译定义。在当代巴西,一批翻译家和艺术家用“解体拆用主义”(Canniba1ism)的翻译形式来对抗欧洲模式以建设自己的文化。它象征着模仿的结束和传统意义上翻译的结束。象征着精神殖民的结束和巴西独立身份的开始形成。根茨勒宣称,引进、改编、解体拆用的翻译策略对移民国家的文化形成是至关重要的,无需讨论“解体拆用主义”是否存在,而应该讨论它多大程度适用于所有的翻译,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世界其它地方。“微观转变”指考察城市之间或城市内部的翻译活动,而不是国家或民族层面的翻译活动。新兴城市如圣保罗、墨西哥城、蒙特利尔、香港、上海成为研究的热点。建议学者把城市视为自下而上本土化产物,而非自上而下的全球化产物,并在这种语境下从流动和移民的角度研究翻译,而不仅仅从语言转换的角度研究翻译。从这个过程,我们看出翻译观念的演变:翻译不是发生在两个不同的文化间以不偏不倚态度而做的机械誊写,翻译是一种定义性活动,翻译家是有利益倾向的,翻译活动构建他们生活的文化(Gentz1er,2011:121一129)。翻译活动的重心向目的语文化倾斜,注重实证研究、注重目的语读者的反应势在必行。

　　长期以来,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霍克斯译本的可接受性高于杨宪益译本,很少有专家学者从目的语读者的角度去研究这两个译本的可接受性,这方面研究积累的数据很少。测试得到数据显示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但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红楼梦》两个译本的可接受性不存在本质区别,从目的语读者的角度研究译本的可接受性是必要而且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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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靠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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