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纲目》中体现的晚明散文风格

　　中国古代科学家多擅文辞（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大都为传统士大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古代科学具有强烈的人文性），汉有张衡，宋有沈括，至明则有李时珍、徐霞客。
　　
　　李氏着书之宗旨，虽曰补前书之失，正古人之谬，但亦在考释性理，综核究竟，以实吾儒格物之学（即此书所载之“道”），故《纲目》之书，非徒医药之渊海，亦为老儒之龙文也。而中国散文，逮至明末，小品文异军突起，渐与传统古文成分庭抗礼之势，遂成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两大系统。唐宋古文以文载道，辞义雅洁；晚明小品则独抒性灵，自由随性。李氏处两者交替消长之世，故其为文兼有二者之风，试详论之。

　　一

　　李氏妙文，论者皆推“菊?发明”与“莲藕?发明”二段[1]764,1556（以下简称《菊》《莲》），以为清新明丽、典雅隽永，置诸古代咏物名篇中亦无愧色。然细察此二篇，我们可以发现其仍然遵循的是唐宋古文的风格传统。其骈散相间，偶句居其大半（有类宋之文赋），实际上是传统古文虽字数自由，但仍以四六句式为基调特点的反映。李氏在组织语言时，有意使其整齐，如《菊》开头八句“菊春生夏茂，秋花冬实，备受四气，饱经露霜，叶枯不落，花槁不零，味兼甘苦，性禀平和”,可分四节，每节中两句基本对偶，所说无非菊花经冬不凋、性味平和，李氏所以不吝以三十三字表达之，殆求节奏舒缓、声音抑扬，以利诵读耳。

　　为达此效果，文中遂多重意之句，“叶枯不落，花槁不零”其实一义；“其苗可蔬、叶可啜、花可饵，根实可药”意义容量亦不大，只言全体皆可为用，但或三字或四字成句，音调铿锵，节奏感顿出。又如“宜乎前贤比之君子，神农列之上品，隐士采入酒斛，骚人餐其落英”四句言历代对菊之评价，除首二字外，以四个六字句排比对偶，气脉贯注，从容徐缓，倘若删去任意一句，于文意并无影响，亦与介绍疗效无涉，然遂成奇句，难以卒读。又，“宜乎”二字顺承上文，引起下文四句，以成一意义群，而使文意不显突兀，可从容调整呼吸，气韵也随之平缓。而着一“乎”字，以成 8-6-6-6 字结构，合乎哦诵之韵，倘无此虚字，遂成七字句，与前后文之整齐对偶极不搭配，气脉遽梗，刺耳非常。又如《莲》“自蒻蔤而节节生茎，生叶，生花，生藕；由菡萏而生蕊，生莲，生菂，生薏”二句，其主语之后均接四个二字短语，其实蒻蔤、菡萏所生者多，为何在这里竟如此“巧合”“整齐”地各生四种?这当然是作者有意为之，以使得语言朗朗上口、合乎音韵。另外，我们还注意到此二文中无一长句，最长不过八字则必有换气之地，盖长句不便呼吸，读来仓促急迫，作者不取，反映出其写作文章以合人喉吻为虑，断不以佶屈聱牙为务。

　　读此二文，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菊、莲的称赞和喜爱，但这种感情是淡淡的，隐于字里行间的。《菊》篇言菊之功用非常，“贵重如此，是岂群芳可伍哉?”表面上赞叹菊之功效，而实际上我们结合中国古代的菊文化，不难看出作者对菊之品格的高度欣赏，群芳难匹者，不徒功用，亦为人格，故下文引钟会赞云：“早植晚发，君子德也。”但这种情感并未深入下去，只停留在为社会文化所普遍认可的层面，离强烈的个性色彩还有一段距离。

　　同样，在《莲》中亦可发现这一特点。该篇清新雅致，不让濂溪。其曰：“根茎花实，凡品难同；清净济用，群美兼得”,又曰：“石莲刚坚，可历永久，薏藏生意，藕复萌芽，展转生生，造化不息”,既是描绘莲之美丽，又可理解为褒扬其脱俗高洁之品性，淤泥不染之德行。但此种感情，非细读无以知之，其被统摄于介绍药物功效之下了，带有较强的理性化、非个人化特征，而这种写作者的谨重内敛其实是由传统古文的载道宗旨所决定的。

　　李氏在一些对前人看法提出质疑的地方，语气也是比较理性和委婉的，如陶九成《缀耕录》认为锁阳乃野马遗精入地而成，李氏则怀疑其自有种类，未必尽是遗精所生，虽否定陶氏说法，但仍以婉转态度出之，曰“疑”曰“未必尽是”,皆为此也。又如批评服衣鱼致仙的说法，谓其“大抵妄谬，宜辨正之”,李氏自然不信此说，言“大抵”者，为不失涵养气度耳。又如对于返魂香烧之辟疫，闻之则起，熏之则活的奇事，李氏言虽涉诡怪，容或有之，未便指为谬也。

　　对龙胆轻身耐劳之说，李氏则言“恐不足信”;对于茜草，《名医别录》云久服轻身，《日华子》云其泄精，李氏驳斥之为“殊不相和，恐未可凭”.上述诸家意见，多属荒谬，李氏在匡正前敝时，亦注意到为文之“不矜不躁”,端庄谨严，辞气不迫如此，乃是由于作者自觉遵循了传统古文的写作规范。

　　我们同时注意到，《本草纲目》中亦有一些感情较激烈之言辞，如批判方士邪术、金玉水银、红铅割股等行为时，下语颇切，直斥其非，其中当然有与晚明小品淋漓犀利、抨击秽俗相通的一面，但另一方面，这种情感是作为医者职责化、道德化、社会化的情感，即所谓“客观”的情感，所以读这样的批评文字时，只觉如一忠臣，正襟危坐，指斥奸佞，于明清小品中的放浪形骸、“一字一泪”等极为个人化之感情尚有一定距离。

　　另外，《本草纲目》中比喻修辞手法运用不少，如将“葛上亭长”（一种虫）比作“亭长之着玄衣赤帻”来解释其命名缘由，又云“其腹中有白子，如小米”;介绍鲟鱼时，言其状如鬵鼎，大头哆口，似铁兜鏊，青色斑纹，如梅花状等等，但这些比喻只为描述说明而已，无从谈到什么感情色彩，更离构建意象相距甚远，其喻体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独立存在的独立性，而成为本体的描述手段，所体现的只是传统古文理性化和客观性的特征。

　　二

　　李氏之文，其主导方面仍体现的是传统古文的特色，以服务于其补《尔雅》之缺，实格物之学的宗旨。但由于该书成稿于万历之际，文风寝移，披靡一代，渐及《纲目》，故作者笔下亦不时露出晚明小品的特点。

　　《纲目》既为与人为用而作，自以表达清晰为务，断不使人费解，其语言也更接近口语，平易明白，如“白花蛇?集解”中介绍蛇之形态：“肋有二十四个方胜文，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长一二分，肠形如连珠，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这些话甚少统一音调、固定旋律，语句也长短参差，语词与语义紧密结合，没有浮词夸语，实在已与白话差不多。

　　《纲目》中介绍鱣鱼的形状习性时，不作大而化之的描写，只是娓娓道来、细细着笔，使读者如见此鱼于目前。前引俗语，中间复穿插捕鱼之场景，末尾言食之鲜美，颇有生活情趣，从中透露出些许晚明文士之风。此篇虽载之本草，倘若移入明季小品中比较，亦不逊色多少。

　　方苞曾力倡古文雅洁义法，其言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藻丽俳语、板重字法、诗歌隽语、佻巧字句，更无论小说家言，一言以蔽之，为符合道义而已。但若以此观李氏之文，其可谓放恣尤甚矣。李氏于行文中大量引用历代诗词、神话传说、稗官野史，乃至村言俚语亦囊括之，包揽万象，洋洋大观（甚至有人讥为“驳杂”）。如引《南史》故事以证“刘寄奴草”之得名由来及其功效；引《续仙传》传说益增枸杞之神奇；引徐铉《稽神录》以明黄精之奇效，至于前人诗词更是所在多有。除此之外，李氏不避鄙俗，采摭诸多民间俗谚以证药效（此恐与晚明文学世俗化，文人不以俚俗为鄙，甚至推崇、仿作民间俗曲有关）。如以民谚“七叶一枝花，深山是我家，痈疽如遇者，一似手拈拿”证“蚤休”治痈之功；以“穿山甲，王不留，妇人服了乳长流”证二物通乳之用；以“若识半边莲，可伴毒蛇眠”明其疗蛇伤之效等等，可谓“凡有攸关，靡不收掇”,这类民俗谚语一入笔下，即使文章倍添活泼，充满着日常气息。

　　三

　　《本草纲目》的文章体现出这样的风格，所故者何?如果我们联系到作者所生活的时代就不难理解了。李时珍生于正德十三年（公元 1518 年），卒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 1593 年），这一时期，商业经济逐渐繁荣，市民阶层逐渐壮大，文学也愈来愈注重世俗之趣。在诗文领域，前有王世贞、李攀龙等后七子接过复古大旗，在更加强调文章格调的同时亦不忽视作家的思想感情；中有归有光、唐顺之为代表的唐宋派为矫前后七子之敝而主张学习文从字顺的唐宋散文，他们一方面重视文以明道，另一方面亦言文须“直写胸臆”“信手写出”;后有李贽特异独出，奇峰兀立，承左派王学而提出“童心说”,遂启晚明小品百年之盛。而李时珍身处此纷繁复杂之时代，其下笔行文，自会沾染上时代之风气。一方面，他曾拜理学家顾日岩为师，保有传统士大夫的风范，一生于研习医术之余，不废吟咏，结集为《薖所馆诗》《诗话》（可惜均佚），与文人交往密切、往来唱和。万历八年，李赴太仓，请序于王世贞，二人相谈甚欢，王亦有诗赠李。

　　虽言此举只为“乞一言以托不朽”,但我们亦可看出李对王之道德文章是颇为推崇的；另一方面，他早年科场失败后，即无意仕进，投身于正统文人颇为不屑的医术，后虽被举荐入太医院，旋即托病辞归，这其实反映了晚明由于工商业发展，儒门仕途一度冷落，登科中举不再像以前那样受人羡慕。而李时珍之所以能够在书中大胆指出前人谬误，无疑受到了晚明文化新风的激发和诱导。

　　故而李氏既受传统思想的熏陶，又受新兴思潮的浸染，其笔下之文，自然呈现出新旧杂糅，既有传统古文之从容，又透露出些许新体散文之气息。倘若我们将视野扩大便可发现，从沈括《梦溪笔谈》为典型的唐宋古文，再到李时珍《本草纲目》已兆新变，最后至徐霞客《徐霞客游记》为晚明小品之珍宝，在中国古代科学着作中，亦可发现古代散文演变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