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核算如何服务于供给侧宏观经济管理

　　摘    要：　伴随宏观经济管理框架从需求侧向供给侧转变，宏观经济统计观测的基本思路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本文的基本目标是为实现国民经济核算服务于供给侧宏观经济观察提供框架性认识。所完成的具体工作包括:①从支出法GDP核算出发，阐释当前宏观经济管理从需求侧向供给侧转变的必要性;②以生产法GDP核算为基础，阐述如何搭建从供给侧系统描述宏观经济状况的平台;③如何以收入法GDP核算为起点，全面展示供给创造需求的路径和影响因素;④结合中国实际，对当前国民经济核算应用于供给侧宏观经济观察的可能性与进一步改进提出建议。

　　关键词：　国民经济核算;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宏观经济统计;

　　Abstract：　With the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framework shifting from the demand side to the supply side,the basic ideas of macroeconomic statistics need to be adjusted accordingly.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national accounts in the light of macroeconomic supply side. The main contents include: 1) in view of the expenditure-based GDP,explaining the necessity for the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to shift from the demand side to the supply side; 2) in view of the production-based GDP,explaining how to record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from the supply side; 3) in view of the income-based GDP,explaining how the supply creates the demand and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4) based on China's realities,analyzing the possibility and operability in applying current national accounts to supply-side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Keyword：　National Account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Supply-side Macroeconomic Statistics;

　　一、引言

　　最近若干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毫无疑问是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主基调。最初的关注点主要是解决当时宏观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集中体现在“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龚雯，2016;张高丽，2016)。但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逐渐形成了新的认识，其目标侧重点也有了相应调整，不仅立足于解决当下的问题，而且要增加有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此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长期目标(人民日报评论员，2018)。这就意味着，宏观经济管理的一套政策框架在悄然改变，开始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

　　宏观管理离不开统计数据支持。伴随宏观管理模式变化，宏观统计体系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首当其冲者即是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产生于上世纪“大萧条”时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简称SNA)与凯恩斯所倡导的一套基于有效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理论具有很深的渊源。面对当前宏观管理从需求侧向供给侧的转变，一个问题随即浮现:国民经济核算能否适应供给侧宏观经济管理提出的数据需求;结合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需求，进一步的问题是:应该如何发掘国民经济核算的潜力，更好地服务于供给侧宏观经济管理。

　　查询相关文献发现，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关键词已经有大量文章着作问世，其中有针对当下实际问题论证原因者，有从理论角度探索其渊源与机制者，更有着眼于中国经济新常态试图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线图者，却鲜见统计观察层面的着述，与此相关的唯有G20杭州峰会后发布的、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支持下提出的一套非常粗略的指标框架(OECD,2017)，面向供给侧宏观经济管理需求进行宏观经济统计的系统讨论更是付之阙如。

　　本文的基本目标是以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核算为中心，结合投入产出核算、资金流量核算、资产负债核算、国际收支核算的相关内容，尝试回答国民经济核算如何服务于供给侧宏观经济管理这个大问题。以下各节的内容要点包括:首先从支出法GDP核算出发，阐释当前宏观经济管理从需求侧向供给侧转变的必要性;进而以生产法GDP核算为基础，阐述如何搭建从供给侧系统描述宏观经济状况的平台;然后讨论如何以收入法GDP核算为起点，全面展示供给创造需求的路径和影响因素;最后结合中国实际，对当前国民经济核算应用于供给侧宏观经济观察的可能性与进一步改进做初步讨论。
 

 

　　二、从支出法GDP核算入手:分析“三驾马车”向经济增长的传导过程以及可能发生的阻碍

　　“三驾马车”是对需求侧宏观管理框架的形象表达:消费、投资、出口国外这三匹“马”拉动了经济增长这驾“车”。三者作为针对最终产品的三类需求，合起来被称为总需求;只要能够保持需求持续向上，经济增长就不是问题。所以，整个宏观经济政策都集中于这三项需求的激励上。

　　三项需求与支出法GDP的具体核算项目是完全对应的:GDP=(居民消费支出+政府消费支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库存变化)+(货物服务出口-货物服务进口)。所以，很长时期以来，我们观察宏观经济状况以及对未来的预判，特别关注支出法GDP的这三个构成项，尤其是其中的居民消费支出、固定资本形成和货物服务出口。在短期观察中，国家统计局不公布支出法GDP季度核算数据，业界常常会借助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固定资产投资额、货物进出口总值等指标近似替代，作为宏观动态分析的依据，由此可见对于支出法GDP三项指标的依赖程度。

　　最终需求变化是如何传导到各个行业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其间必须经历一个转换:从需求方转换到供给方，转化为各个行业的产出与增加值。将GDP核算延伸到投入产出表(见图1核心部分)，基于所谓需求影响分析的思路，就可以清晰展示这一过程。行向看，最终需求(Ⅱ象限)是产品产出的组成部分，其变化直接导致相关产品总产出的变化;为提供这些产出，生产者所在的列就会发生相应变化，进而会沿着产业链(Ⅰ象限)将这一影响层层传递到其他相关产业，最终使得各个产业的增加值发生变化(Ⅲ象限)，结果就是普遍的经济增长。就是说，需求方的变化借助于生产过程和复杂的产业关联，最终拉动了经济增长。长期以来，需求侧宏观管理所秉持的基本思想就在于此。

　　但是，实际面对的宏观经济过程并非如此简单。首先，实现上述转换的前提是供给侧生产能力具有足够的弹性来满足最终需求的增长。如果这一前提出现问题，上述转换过程就不会如期实现。一种最简单的情况是，倘若最终需求的增长是通过货物服务进口来满足的，那就无法从第Ⅱ象限传导到第Ⅰ象限进而落实到第Ⅲ象限，无法转化为国内经济生产。在支出法GDP计算式中，进口是一个扣除项，代表它有可能作为漏出因素侵蚀需求向经济增长的转化。比如无论消费者对化妆品有多大需求，只要这些需求是由正规的进口渠道或各种代购来满足的，就无法促进国内化妆品行业的生产，从而无法转化为本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不仅最终需求自身的满足会受到进口的影响，在高度分工前提下，如果国内产业链条上的某个环节(特定原料或配件或者物流或者服务)存在短板，也可能导致生产供给对最终需求变化的响应不力，削弱最终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这两年受到广泛关注的芯片问题就是最好的例子:没有芯片，国内的电子通讯设备产业就无法充分开工生产，即使最终需求具有拉动力量，也可能无法转换为国内经济增长。除了进出口因素影响之外，一个更重要的约束要素是生产能力的有限性。对特定产品而言，如果当前其生产能力利用程度已经达于饱和，无法提供额外的产出，那么，即使有最终需求，在新产能形成之前的时期内，也无法形成有效的经济增长———为了显示生产能力的约束作用，本文图1按照“加边法”思路在下方特地增加了固定资本存量一行，代表各产业的生产能力。显然，上述种种实际上已经显示出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制约作用了。

　　以上是就当期经济过程考虑，如果跨期观察，还会出现更加复杂的情况和更加严重的后果。投资与消费虽然都是最终需求，但跨时期观察，其对于经济过程却具有不同意义。消费发生之后就脱离了经济体系(转化为居民生活水平)，基本可以视为即期发生的影响因素;投资则不然，发生之后仍然存在于经济体系之中，会跨期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到下一时期，这些新生产能力会与原来的生产能力叠加起来，导致生产能力的扩张。这一过程可以由图1与资本存量有关的核算关系显示出来:第一层，投资引起资本形成，故而资本存量会从当期期初水平增加到期末水平(见图1右侧从上到下的核算关系);第二层，当期期末的资本存量水平会转换成后期各个行业的生产能力(见图1下面的固定资产存量一行)，这就意味着，后期生产能力会因投资而扩大。在此情况下可能出现两种后果:如果是弥补了原来的短板，或者有扩大的最终需求承接，产能扩大的结果会再次通过需求拉动转化为实际经济增长———这是我们期待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最终需求承接，结果要么会是产品积压(生产出来卖不出去)，要么就是因开工不足而造成生产能力的闲置，预期的经济增长就无法实现。这就意味着，需求拉动，尤其是投资需求拉动，并不是可以无条件使用的宏观政策手段。如果没有预定的最终需求承接，投资刺激需求对于经济增长而言，短期或许有成效，但跨期而言无异于引鸩止渴，可能会引起更大的麻烦，导致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宏观经济一直奉行需求侧管理，其中特别重要的政策手段就是对投资的刺激。直到2010年，这套管理框架一直有效发挥作用，其基本特征就是高投资、高增长，为中国经济快速赶超、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此期间，有关中国经济崩溃的预言不时出现，国际上许多大牌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样的高投资是违背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缺少可持续性。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的预言之所以没有成为现实，主要原因应该就是始终存在有效的最终需求增长，承接了生产能力不断扩大而形成的供给。第一是国内最终消费的增长，消费率始终不高但很大程度上系投资挤压所致，自身的绝对水平则保持了比较高速度的增长;第二是投资的有效性，相当一部分投资是用于疏解长期存在的基础设施瓶颈，带有一定的刚性需求性质，主要不是作为短期需求拉动措施在起作用，而是为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奠定基础，其中以能源、交通、通讯领域的投资最为突出;第三是国际市场的开拓，中国经济赶上国际产业分工空间转移这个大机遇，尤其是加入世贸之后，对外贸易出现井喷式增长，“中国制造”在全球成为普遍存在，承接了生产能力大幅扩张形成的产品供给。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第一种“后果”。

　　图1 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从最终需求到经济增长

　　然而，伴随时间推移和国内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维持上述情形的内外条件逐渐发生变化。第一是受收入分配、社会矛盾等因素的累积影响，最终消费增长乏力;第二是伴随金融危机发生和影响深化，世界经济增速低迷导致国际市场需求大幅下降，且出现了进一步的产业空间转移，从中国转向其他更具成本优势的区域。两方面叠加起来，投资这个宏观调控工具越来越具有了短期拉动经济增长的性质，成为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权宜之计”，但这种权宜之计反过来又再次因为扩大了的产能没有必要的需求承接而过剩，随即出现库存问题、企业开工不足问题，进而导致企业经营状况下滑，引起高杠杆、高成本、低盈利问题。于是上面所提到的第二种“后果”发生了，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也就是说，此前长期执行的需求侧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框架开始失效了(曹远征等，2016)。

　　这就是最近几年一直致力于解决的“三去一降一补”问题的根本原因，也是随后中央提出宏观经济管理要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的基本背景。这里要着力说明的是，上述宏观经济状况及其格局变化，是可以通过基于支出法GDP核算进而延伸到投入产出核算、资本存量核算来显示的;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要显示上述宏观经济状况及其格局变化，必须依赖于如图1所示的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基本统计框架。

　　三、以生产法GDP核算为架构:搭建从供给侧系统描述宏观经济状况的统计平台

　　如何从供给侧定义宏观经济?依据宏观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关系，所谓总供给，首先是指经济产品的供给，重点是对应最终产品需求的产品供给。进一步看，要了解什么决定了产品的供给，就要延伸到经济生产的过程:不同生产者以不同方式将各种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在产业分工和市场机制前提下，将投入转换为产出，一方面形成了各种物理意义上的货物和服务，用以满足消费、投资、出口等各种最终需求，另一方面在原来的中间投入基础上创造了新的经济价值，形成各个行业(生产者)的增加值。基于此，可以认为，所谓供给侧，应由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组成:一个是产品供给，说明供给了多少(总量)以及供给了什么(结构);一个是通过产品生产而实现的价值创造过程，说明这些产品是在一个怎样的产业关联结构中生产出来的(结构)，价值创造能力有多强，从投入到产出的效率(生产率)有多高。所谓供给侧宏观经济观察，就是从这两方面做观察，其中包括三个节点:第一是总量及其增长速度，第二是内部结构及其演化程度，第三是生产率水平及其变化幅度。

　　欲达此观测目标，仍然离不开以GDP核算为中心的国民经济核算。延续图1所示，基于“GDP核算+投入产出核算”形成的国民经济核算框架，可以通过“加边法”扩展其观测的内容。首先是将两种常规生产要素纳入，按照“投入-占用-产出表”思路，显示各个行业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用的劳动、资本总存量，为后续全面观察生产率提供前提;进一步可以考虑将反映研发创新、资源环境的指标相继纳入观察范围，以便进一步分析各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和约束条件，结果如图2所示。其中，将第Ⅰ象限和第Ⅱ象限合起来，结果就是产品供给和需求的观测框架;将第Ⅰ象限和第Ⅲ象限以及后续增加的内容连起来，结果就是对生产过程的观测框架。

　　图2 扩展的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供给侧视角下的观察

　　先看产品供给视角观测。结合投入产出表原理可知，从左侧向右看，每一行代表一类产品，最后一列总产出显示各类经济产品的国内供给总量，再加上货物服务进口，结果就是产品总供给。从生产角度看，产品总供给可以表示为:SUT=∑PQ，其中Q是产量(以及进口量)，P是价格，∑意味着存在多种产品，要对其加总。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从产品总供给角度看，要么体现为产量(Q)提高，要么体现为质量改进(至少其中一部分会显示在价格P上)，最后是出现了新品种，使得要加总的产品种类(∑中的n)增加了，长期看还有可能出现新的产品领域(高敏雪，2018)。

　　在此基础上，对各行分别进行观测并考察其与总量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显示经济产品供给的结构特征。一方面是产品结构观察。通常所说农产品、工业品、服务类产品之间的结构，资源类产品、中间品、消费品、装备类资本品之间的结构等，都是在此层面观察的重点，进而可以在产品详细分类基础上进行更细致的结构观测。另一方面是将产品类别与纵列标题定义的不同使用去向联系起来，观测各类产品的使用结构特征。最基本的关注点是中间产品使用与最终产品使用之间的比例，然后要对最终产品使用结构做重点观察。从核算角度看，其间关系可以表示为:产品总供给=中间产品使用+最终产品使用(GDP),GDP=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出口-进口。基于此，供给侧观察就可以与需求侧管理思路对接，显示不同需求对各类产品供给的拉动(或承接)作用。

　　接下来转换视角看生产过程。将第Ⅰ象限和第Ⅲ象限连起来，可以分行业显示各自生产过程中的中间投入和新创造价值状况。生产法GDP核算所包含的计算项目完整地显示了生产过程的价值创造及其内部关系:总产出-中间消耗=行业增加值，∑行业增加值=GDP。所谓经济增长，根本意义上说就是各行业增加值当期较之上期有实际增加;这就意味着，要想保持经济增长，一方面要扩大总产出的规模，同时要在生产过程中尽可能地节约中间投入。

　　计算各个行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即可显示供给侧的行业结构状况。行业结构以及更高层面的产业结构，是宏观经济观察的重点所在。一方面可以据此观察整个经济体之产业结构所处阶段以及结构演化的速度，作为从长期视角判断经济体发展阶段的依据;同时也可以在短期层面观察行业结构的合理或不合理之处，为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依据。进一步地，还可以将一维的行业结构推进到两维的产业关联，通过产业链而深化对产业结构的认识和判断。

　　生产率就是产出与投入之比。GDP核算从总产出和增加值两个层面提供了产出指标。在此基础上，引入劳动投入、资本投入指标，就可以在经济总体、产业和行业等不同层面计算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产出率，显示不同投入视角下的生产率;进而通过计量模型，可以估计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此外，也可将中间产品消耗作为投入，计算基于总产出或增加值的中间投入率，反映中间投入的使用效率。通过这些生产率指标，可以不仅可以显示宏观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而且可以深化对行业结构的认识，比如，可以根据劳动生产率与资本产出率的比较结果，识别哪些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哪些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可以对处于产业链条不同环节上的行业做生产率比较或利益分配链观察，为供给侧宏观管理提供依据。

　　除了劳动和资本这两个传统生产要素之外，现代经济增长特别依赖/受制于以下两个重大因素。一个是研发与创新，这是实现经济增长、提高生产率的主要动力源泉，所谓实现产品升级换代、开发新产品、减轻劳动强度、节约原材料和原生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于此。另一个是资源与环境，所谓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节约并开发新的资源、尽最大可能降低废弃物尤其是污染物的排放强度，这些既代表经济发展赖以存在的自然禀赋，又体现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约束条件。为此，应该将这两个因素与传统生产要素做同样处理，作为生产过程的观测对象加入上述框架之中，分行业考察:研发创新的实施程度及其效果如何，资源消耗水平及其依赖程度如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如何以及反过来对自身发展的约束程度如何。

　　将上述各个方面结合起来看，供给侧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抓手，是从结构性特征出发，寻找具有新动能的行业(或地区)、能够以新产品引领新需求的行业(或地区)、处于产业关联关键节点的行业(或地区)、生产率水平保持领先水平的行业(或地区)、在资源环境方面具有优势的行业(或地区)，通过不同手段促进其发展，以便最大限度带动整个经济总体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将经济结构中的局部产业(地区)突出出来，做专门观测。为满足此类需求，GDP核算可以在行业分类基础上做进一步开发，基于不同主题领域确定相关派生产业的边界和内部组成;然后核算这些产业的增加值，显示其在当前经济中的显着性;进一步可以通过投入产出表或者其他计量经济手段，沿着产业链(或区域关联)追踪这些产业对其他行业(或区域)的影响，评价自身增长对整个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当前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三新经济的扶持，以及对体育产业、健康产业、环保产业等的关注，都属于此类结构性管理的典型应用案例，对应的就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扩展核算，常常以各种灵活编制的核算表或者卫星账户作为表现形式。

　　四、从收入法GDP到资金流量核算:全面展示供给创造需求之路上各个环节的基本状况

　　面对供给侧各行业(以及国外)提供的产品，需求侧的购买能力从何而来?怎样才能提高最终消费需求、将经济生产置于一个更加稳固的基础之上?更直白一点就是:供给是怎样创造需求的。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宏观经济管理以及更宽泛的社会管理层面的重大课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最终需求的基础和起点是当期经济生产所创造的价值;然后通过一系列的收入分配转化为各经济主体手中的可支配收入，决定了最终消费的最大可能购买额;进而要将收入扣除最终消费实际购买额之后的结余作为起点，通过一系列的金融交易，使这些储蓄转化为不同经济主体的投资购买力，最后形成非金融投资。在此过程中，收入分配和金融交易对最终消费需求、非金融投资需求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因为不同主体对消费和投资具有不同偏好。比如，相比于企业这个单一投资功能主体，住户部门的收入会有一个比较显着的份额用于最终消费;同理，高收入群体会将更小的收入份额用于消费支出，而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性支出占比会更高。这些都是宏观经济学教给我们的基本原理，问题是能不能对这一过程进行全程观测。

　　国民经济核算可以用一套数表详细展现从供给端的价值创造到最终需求实现的全过程。

　　第一阶段是基于收入法GDP核算的观察。当期新创造价值核算来自GDP生产法核算的各行业增加值，其最初的分配格局要通过收入法增加值核算来显示:GDP=∑行业增加值，行业增加值=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本消耗+营业盈余。其中，劳动者报酬是劳动所得，生产税是政府强制介入拿走的部分，余下的代表资本最初所得，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和以利润为主体的营业盈余。不同行业其增加值的分配结构可能会有所不同，综合起来，形成了基于GDP的劳动、资本以及政府三方之间的分配比例。这个比例对于整个收入占有格局以及最终需求的规模和结构具有奠基性作用。比如中国最近几年以降税为主基调的税费改革，会直接影响政府生产税在行业增加值中所占比例，对应地就会提高企业营业盈余所占比例，进而带来一系列的后续影响。

　　第二阶段是基于资金流量表之收入分配及最终消费核算的观察。将上述行业增加值按照机构部门分类重组，就可以基于住户、政府、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以及国外分部门进行核算，观察部门间收入分配和用于消费支出的整个过程及其结果。(1)收入初次分配阶段发生的分配流量包括:劳动者报酬(各部门支付给住户)、生产税净额(各部门支付给政府)、财产收入(各部门之间互有支付但主流向是从企业流向住户和政府)，结果是形成各个部门的初始收入。通过这一阶段的核算数据，不仅可以观察各部门对初始收入的占有格局，而且可以分析不同收入分配流量对占有格局的影响，还可以通过细分数据进一步分析不同群体在此分配过程中所处的地位。(2)收入再分配阶段发生的分配流量是各种经常性转移支付，具体包括:收入税(各部门支付给政府)、围绕社会保险计划发生的缴款(住户对政府支付)和福利给付(政府对住户支付)、以社会救助名义发生的支付(政府对住户支付)，以及各部门之间互有发生的基于商业非寿险、博彩、罚没、社团缴纳、捐赠等各种名义的杂项转移支付，结果是形成各个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基于这一阶段的核算数据，可以观察各部门对可支配收入的占有格局，以及各种分配流量对于这个占有格局形成的影响，还可以在机构部门基础上区分不同群体观察其在收入再分配过程中所处的位置。(3)取得收入的目的是为了消费，以满足相关目的下的最终需求。通过与GDP支出法核算中的最终消费支出对接，可以反映各个机构部门从可支配收入形成到最终消费发生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比例关系:有多少被用于最终消费支出，有多少被节余下来形成了经济学所定义的“储蓄”，即消费率和储蓄率。

　　所谓供给创造需求，首先是指创造消费需求，所以上述过程的观察和分析非常重要。能否创造足够大的消费需求，一方面取决于供给方是否提供了能够切中购买者需求、具有足够吸引力的产品，这是生产阶段需要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消费者是否持有充分的、可用于消费的收入，换句话说，收入是否匹配在具有较高购买意愿的成员手中，这是收入分配阶段需要面对的问题。从机构部门层面考察，企业部门(包括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自身不具有消费职能，如果这些部门手中持有较大份额的可支配收入，就会从反面影响国民消费率的水平(同时会提高国民储蓄率的水平)。同理，如果住户内部各阶层之间收入差异过大，较大份额被高收入者占有，结果也不利于形成较高水平的国民消费率，因为高收入者的平均消费倾向会相对较低。实际上，基于经济总体计算的国民消费率就是其所有成员消费率的平均数，而收入占有结构就是计算平均数过程中的权重，由此可知收入分配结果对于消费需求创造和实现的重要性。

　　第三阶段是基于资金流量表之非金融投资和金融交易核算的观察。投资(非金融投资)是与最终消费并列的另一项最终需求，体现对资本品的购买———这是资金流量表与支出法GDP核算的另一个对接点，其结果是增加了投资者所持有的非金融资产。

　　从供给侧管理视角来看，投资需求的创造与最终消费需求创造在目标上有所不同。由前面第一部分的讨论可知，不能将投资需求简单视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还要考虑它通过跨期形成生产能力而给供给侧带来的后续影响。但是，从创造需求的机理而言，二者完全相同:一方面取决于资本品的供给是否适用于投资者需要，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投资者是否具有足够的资金来源支持其投资需求的实现。

　　投资(I)的资金首先来自储蓄(S)，但储蓄不一定等于投资。从储蓄到投资，中间还会发生两次重新配置。一个是资本转移，政府投资补贴发生在这里，相当于无偿为投资者提供资金支持;另一个就是金融交易，通过不同金融市场、不同金融工具，实现了资金在各个部门之间及其内部的流转，最终会以净借入(从其他部门借入)或净贷出(借给其他部门)为结果，解释从储蓄到投资之间发生的缺口或剩余。

　　这些方面的数据都可以由资金流量表提供，其中非金融投资和资本转移出现在资金流量表之非金融交易表(后半段)上，金融交易则出现在资金流量表之金融交易表上。从经济整体看，S大于I抑或相反，代表投资需求是否充分，常常是宏观经济状况的重要信号。从经济体内部来看，总是存在着一些部门S大于I(比如住户)而另一些部门S小于I(比如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情况，特别需要关注的是S是否能够顺畅地通过金融市场转换为I，以及通过什么样的金融工具结构实现上述转换，并最终决定了宏观层面的投资需求状况。结合中国当前情况看，之所以对金融结构性改革给予较大关注，背后就是原来以债务市场融资(含银行贷款和企业发债)为中心的间接金融已经难以适应新的投资需求，必须向以权益市场为中心的直接金融转变，以便通过融资方式改进来促进有效的投资需求，并对存量层面以资产负债率为代表的财务风险防范产生良性影响1。

　　以上所述各个阶段的内容及其与GDP核算的关系，可以通过图3予以形象化展示。

　　图3 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供给创造需求

　　五、中国当前国民经济核算现状:为实现供给侧宏观经济观察而继续努力

　　总结以上，本文要阐明的基本观点是，国民经济核算本质上是以宏观经济为对象的描述性统计，可以被视为经量化的宏观经济学，具有足够弹性适应不同经济学说。所以，理论上说，国民经济核算完全可以支持从供给侧进行宏观经济观察，而且是从供给侧进行宏观经济结构性观察不可缺少的统计工具。但是，从理论上的能力判断到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其间还需要有更多考量，尤其要结合中国实际做进一步讨论，评估当前已经达到的水平，进而要规划未来开发重点和改进目标。

　　第一，评估中国当前国民经济核算的完备程度，以“补短板”提升供给侧宏观经济观察效率。

　　从上面的论证可知，要实现供给侧宏观经济的系统观察，核心是要有一套包含三种算法、三者间能够相互匹配和印证的GDP核算，进而需要从GDP核算延伸出去，具备一套将GDP核算内容展开、显示产业间关联的投入产出核算，一套覆盖全部非金融交易和金融交易、其部门分类和交易工具分类达到一定详细程度的资金流量核算，一套区分不同机构部门显示其各类非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和负债持有状况的资产负债核算，以及一套包含当期全部对外交易和期末对外资产与负债存量状况的对外经济核算，一句话，需要一套完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仅要定期编制核算数据，还要落实核算数据的质量，使得各部分核算内容之间能够连为一体，这样才能保证从供给侧全面描述宏观经济的整体状况。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经过数十年建设水平，总体看已经形成一套相对比较完备的体系(国家统计局，2018)。其中，GDP核算能够分别不同行业增加值提供年度和季度核算数据，以及支出法项下各种最终使用去向的年度核算数据;投入产出核算可以每五年提供一次详细的核算数据(如2017年表，包括142个部门)，中间还可以提供一次相对简易的核算数据(如2015年表，包括42个部门);资金流量核算可以按年提供数据，只是非金融交易表部分的提供时间要滞后一年;国际收支和国际头寸核算可以按年度提供数据，尤其是国际收支核算还可以分季度提供数据;国民资产负债核算开发相对比较滞后，一直没有公开发布数据，但最近几年进展迅速，有迹象表明不久将有可能提供一些关键数据(国家统计局，2017);除此之外，有关资源环境、旅游、卫生、新经济等方面的专题核算也在紧锣密鼓开发之中，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对接供给侧结构性管理的要求。所以，整体而言，中国当前国民经济核算已经大体具备从供给侧进行宏观经济定量观察的基础。

　　结合供给侧宏观管理尤其是结构性改革的具体要求来看，当前中国国民经济核算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一个是核算内容尚有缺口，比如资产负债核算数据的缺失，会影响到从投资到资产(生产能力)的动态观察，比如行业增加值还不能按年度提供收入法分项核算数据(可以间接通过投入产出表每五年发布一次数据)，会对观察不同行业在劳动、资本、政府税收之间的分配结构带来不利影响。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当前提供的分类数据还不够详细，致使很多供给侧结构性观察难以落到实处。以资金流量核算为例，表现之一是只能提供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广义政府、住户这四个基本部门的数据，还无法进一步提供细分的子部门数据，比如，城镇和农村住户无法分开提供数据，社会保险计划不能独立于政府行政专门提供数据，金融机构部门下无法按照存款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分别提供数据。表现之二是多限于大类核算项目，分类核算项目还很不够，比如劳动者报酬数据不能按照雇员报酬和其他劳动报酬分开，固定资产投资、最终消费支出等均无法按照内容和目的提供分类数据。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是，受制于各方面因素影响，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仍然存在数据质量问题，在部门分工编制前提下，不同部分的核算结果之间尚无法很好衔接，存在较大的统计遗漏与误差，比如GDP核算的支出法与生产法核算结果之间、地区GDP汇总数据与国家GDP数据之间、非金融交易核算的净借入/净贷出数据与金融交易核算结果之间，以及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记录与金融项目记录之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统计误差，极端情况下甚至出现方向性不一致。应该说，上述种种都属于当前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内部存在的“短板”，如果能够采取措施“补短板”，就可以为供给侧宏观经济观察和判断提供更坚实的依据，从而显着提升这项宏观经济管理“基础设施”的整体效率。

　　第二，立足供给侧重大变革重点开发相关卫星账户，拓展国民经济核算的应用潜力。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主体结构形成于上世纪。面对最近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新特征以及宏观经济管理的新需求，国民经济核算需要不断革新也一直在革新。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在既有框架下做出调整和改进，对联合国等先后推出的SNA-2008与SNA-1993中心框架部分做文本比较，就可以显示出此类调整，最典型的例子是知识产权产品资本化处理。同样，对2016和2002两版《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做文本比较，也能够看到十余年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从概念框架到实务处理所做出的改进和优化。更加积极的做法是通过卫星账户做更具独立性的开发，由此可以从中心框架延伸出去，围绕不同主题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核算数据。国际上在此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有些已经作为样板纳入SNA-2008之中———第29章专门以“卫星账户和其他扩展”为题，归纳开发卫星账户的不同思路，其中列示出来的例子包括旅游卫星账户、环境核算、卫生卫星账户、未付酬住户活动(联合国，2012)。新一版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有类似内容，以“扩展核算”命名，其中包括环境核算、人口与劳动力核算、卫生核算、旅游核算，以及带有引导性的“新兴经济核算”(国家统计局，2018)。

　　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目标是为全面描述宏观经济体基本状况提供数据，不可能满足针对每一个特定问题的核算要求，在此背景下卫星账户是一种特别值得肯定的做法。然而，检点当前比较成熟的卫星账户应用，似乎多数是立足需求侧主题而开发的，比如已经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应用、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文本的旅游卫星账户、卫生健康卫星账户，沿着这个思路，可以继续列示的主题还有体育卫星账户、教育卫星账户等。相比之下，立足供给侧的卫星账户开发似乎还相对比较滞后，当前得到公认的主要是与资源环境有关的卫星账户。实际上，无论中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已非简单一句需求侧“消费不足”所能概括，而是要系统地从供给侧重新思考，为此特别需要国民经济核算从供给侧出发，针对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卫星账户的开发。综合当前国际相关领域研究动态，相关主题至少要包括:(1)需要大力开发环境主题下的卫星账户，以弥补国民经济核算在处理资源、环境、生态问题方面的不足和缺陷，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2)研发创新主题下的卫星账户，尽管研发资本化已经被国民经济核算所接受，但仍然需要有相应的卫星账户系统归集、专门展示与此有关的信息，以服务于创新发展的要求(高敏雪，2017);(3)数字经济主题下的卫星账户，信息技术应用代表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在多层意义上颠覆了既有经济活动方式，当前特别需要对此做分层核算，对其进展和效应做宏观观察;(4)对外经济主体下的卫星账户，全球化对国民经济核算带来很大冲击，形成了观察国际经济往来的不同视角，特别需要在不同定义下提供显示双边、多边国际经济关系及其影响的核算结果。

　　中国最近几年大力推进新发展理念、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极大促进了与上述主题有关的各类卫星账户(以及类似工作)的研究。比如，关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设计与编制，“三新”经济增加值核算，数字经济规模以及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各种测算，基于研发的知识存量与行业分布测算及其对生产率的影响分析，中美贸易争端下双边贸易和利益关系的多层测算等，其中有些研究具有官方色彩，有些则是各类大学、智库机构以论文、研究报告形式发布的成果。综合评估这些研究及其成果，不难发现其与国际研究动态具有密切呼应，针对中国实际形成了不少成果，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其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一方面是方法不规范，常常罔顾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原理，形成很多似是而非的定义和核算方法2;另一方面是相关核算内容泛化，常常将很多具有部门利益色彩的“私货”纳入其中3。显然，如何基于中国实际，鼓励更多研究者进入，同时进一步提升研究水平，后续还需要诸多努力。从引导和规范角度看，本文认为有以下两个要点值得注意。首先，鉴于此类主题性卫星账户研究具有交叉学科性质，需要两方面人员合作开发，一是国民经济核算专家，二是该主题领域统计、管理等方面的专家，以此保证将核算方法论与该领域的专业特色融为一体，形成完备、有用的测算结果。其次，官方国民核算相关部门应该以更积极的态度介入，一方面是主导一些重大主题下的卫星账户研究，及时发布，另一方面是针对此类研究能够开发一些基本规范，提供一些基础条件，为其他方面研究者进入这个领域提供一些路径指引。

　　第三，国民经济核算应与政府业务统计相结合，促使供给侧宏观经济观察“落地”。

　　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是政府统计这个更加庞大的数据体系。通过国民经济核算，固然可以为宏观经济勾勒出一幅完整的总括性图景，但从宏观经济管理角度而言，很多具体内容的描述还需要更宽泛的政府统计的支持。比如，国民经济核算提供的都是以货币单位计值的价值量数据，无法提供各种以实物单位表现的具体信息，比如产品产量、消费品购买量、能源消耗量、进口出口量、运输量、就业人数、设计生产能力、土地面积等，以及对应的价格信息。再比如，国民经济核算提供的是特定指标在一段时期内发生的总量信息，无法提供相应的分布信息，比如劳动报酬，充其量可以按照行业提供劳动报酬总数，却无法直接显示不同行业的单位劳动工资水平及其差异，更无法显示不同职业、岗位的工资水平。这些具体信息对于宏观经济观察、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观察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这就要求国民经济核算必须“下沉”，与更具体的政府统计数据结合起来。唯有如此，方能延伸出去，以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为“纲”，统领整个政府统计数据，使供给侧宏观经济观察能够落到实处，服务于宏观管理与决策。

　　参考文献

　　[1]曹远征，于春海，闫衍．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重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08.
　　[2]高敏雪．研发资本化与GDP核算调整的整体认识与建议[J]．统计研究，2017,34(4):3-14.
　　[3]高敏雪．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增长率[J]．中国统计，2018(12):36-38.
　　[4]龚雯．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N]．人民日报，2016-01-04(002).
　　[5] 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方案》有关问题答记者问[EB/OL]. http://www. stats. gov. cn/tjsj/sjjd/201710/t20171031_1548040. html,2017-10-31.
　　[6]国家统计局．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62-77.
　　[7]联合国等．国民账户体系-2008[M]．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和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所译．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441-461.
　　[8]人民日报评论员．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N]．人民日报，2018-12-26(001).
　　[9]吴敬琏，刘鹤，樊纲．中国经济新方位[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297-309.
　　[10] 张高丽．抓好“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扎扎实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EB/OL]. http://www. gov. cn/guowuyuan/2016-09/09/content_5106941. htm,2016-09-09.
　　[11]OECD. OECD Technical Report on Progress on Structural Reform Under the G20 ESRA[EB/OL]. https://www. oecd. org/economy/growth/OECD-technical-report-progress-on-structural-reform-under-G20-ESRA-april-2017. pdf,2017-04-12.

　　注释

　　1比如当前特别关注的高杠杆问题，在企业层面上就表现为资产负债率高企，其中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权益融资相对滞后有关。在资本金不能得到有效补充前提下，企业扩大资产规模的主要融资途径就是举债，故而很容易推高资产负债率(吴敬琏等，2017)。
　　2(1)比如数字经济规模测算。当前发布的一些研究报告中，为博取眼球给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测算结果，如果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其数字经济定义和分类混乱，测算方法完全违背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规范。
　　3(2)比如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一方面是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替代了环境经济核算这个更规范的主题，另一方面是把几乎所有与资源、环境、生态有关的问题都置于这顶“大伞”之下，导致这个研究课题已经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