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GDP核算的现实障碍分析

　　2007年，国内两个重要的政府部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与国家统计局之间因为绿色GDP核算数据的公布问题发生严重的分歧：由两个部门联合成立的绿色GDP联合课题小组虽已计算出核算结果，但环保部门迫切希望公布研究结论，而国家统计局一方却拖延和推迟公布最终成果，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最终，这场耗时耗力、所费不赀的研究无果而终，让许多关注研究进展的人们难以释怀。时至今日，还有舆论认为，绿色GDP之所以不能公布，在于受到利益集团的抵制和压力。

　　2008年1月初，由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组织编写的环保民生指数的调查显示，有73.1%的受调查对象认为，我国应该推行绿色GDP.在两部门之争暴露于社会，引起各方关注之时，笔者曾受邀写过一篇短文，指出基于数据准确性等方面的因素，对在当前条件下能否真正地核算出绿色GDP表示怀疑。同时，文章又认为，推行积极的环境政策很有必要[1].

　　本着澄清有关概念和推动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双重考虑，本文将对绿色GDP的理论性、前沿性、可核算性与可利用性进行研究，并提出我们独到的见解。

　　一、关注绿色GDP核算一度成为国际潮流
　　
　　从17世 纪Quesnay提 出 经 济 表 和WilliamPetty对英国国民收入的研究肇始，人类对国民财富核算的研究工作开展了三百多年。经过许多研究者包括Keynes,Stone,Kuznets等人承前启后的不懈努力，在对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的界定、对生产、分配和使用以及收入核算与支出核算等概念的区分等一系列创造性突破的基础上，联合国于1968年公布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并于1970年在世界各国推行这一核算体系。这一指标体系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主要核算指标。我国在传统体制下一直沿用来自苏联的以国民收入为主要核算指标的物质产品平衡表核算体系。但自1993年起，由于体制改革推进和统计研究的进展，转而采用国际上更通用的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主要核算指标的SNA体系，并在此期间推进了从生产核算到使用核算、从间接推算到直接计算、从附属指标到核心指标、从年度核算到季度核算等一系列重大进展[2].

　　国内生产总值通过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对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所有常住单位生产与劳务的价值总量进行衡量，能够用以反映国民经济的总量与规模、分析国民经济的增长变化、观察国民经济的比例与结构、研究经济效益的变化与成因、编制政府预算、提出经济政策、进行国际比较，从而成为世界各国通用的经济指标。但是，现行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也有若干严重的缺陷，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资源与环境问题没有包括在内[3].

　　从资源环境角度看，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方法的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没有考虑到资源的耗减；二是没有考虑到环境的退化；三是包涵了阻止环境恶化的防卫性开支。这些开支本来是应该计入成本的，但是在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框架下却计入到收入栏①.许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开采加工即意味着可投入品的减少；一些环境破坏尤其是环境污染是影响到人体健康的，产生致病甚至致命的损害后果，但是在传统的统计框架下医疗是作为经济产出被计算为国内生产总值的。正是因为忽略了资源与环境因素或者没有正确地计量资源环境因素，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没有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4].比如，先污染环境然后清除污染、先污染造成正常的人健康受损而后医疗，虽然在环保和医疗过程中都增加了GDP,但都未带来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砍伐木材可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但是却减少了生态环境服务的价值，从而影响到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有学者甚至认为，传统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式是存在较大漏洞的，是用失灵的罗盘在海上航行②,是向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公众发出错误的信号③.学者们普遍认为，单纯的经济核算反映出来的福利改善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只有同时考虑经济产出和环境质量，并在经济产出中剔除环境质量下降的成本，才能完整而准确地反映出经济产出的真实水平。

　　今天的人们主要从资源与环境的角度理解可持续性发展。但是，经济学家对可持续性概念的认识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早在1946年，Hicks就对收入问题发表过独特的见解：“收入是一个人保持期初与期末一样富裕的情况下，可以消费的最大数额。”

　　直到40年后的1987年，布伦特兰委员会才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指出：可持续发展是“确保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损害”.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这两个定义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一个着眼于当代人与后代人，一个立足于期初和期末；一个描述发展，一个描述收入。如果说，布伦特兰委员会的定义是可持续性发展，则Hicks的定义也可以被描述成可持续性收入。

　　一些学者认为，如果将Hicks的概念从个体扩展到国家层面，就具有可持续性财富或者可持续发展的涵义。Nordhaus和Tobin提出衡量可持续性收入的办法，通过重新划分支出类别，对消费者资本、闲暇和居住服务的负面作用进行归类，通过计量经济福 利 指 数，纠 正 城 镇 化 带 来 的 不 适。而 后，Weitzman认为，从可持续性角度出发，用国内生产净值衡量经济活动对福利的贡献没有考虑时间的变化[5];Hartwick指出，对于建立在可持续消费路径的经济体来说，区分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是必要的，自然资本存量耗减的价值可以由再生产性资本投资加以弥补，不可再生资源开采的Hotelling租金通过再投资到人造资本中去，资本存量就可以维持稳定[6].

　　Daly建议，应以防卫性花费和自然资本耗减来纠正国内生产净值的衡量方法④.Hartwick又指出，正确的办法是以稀缺性或者影子价格对环境服务进 行 再 估 值，而 后 对 国 民 财 富 指 标 进 行 再修正[7].

　　二、绿色GDP核算理想与实现难题
　　
　　绿色核算、绿化核算、环境核算、绿色GDP、绿色GNP等概念相继提出，就是要在充分考虑环境影响的青康下力图改变原有的核算方式。既然建立不同的核算框架解决不同问题的方案并不现实，环境经济核算涉及的问题是就是如何将经济因素与环境因素表达到同一框架下，这就是环境账户产生的最初动因。卫星账户就是在原来的国民经济核算账户外，附加上一个环境账户。

　　1993年联合国提出的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指出，建立卫星账户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中央经济核算体系负担过重。1993、2000、2003年，联合国先后三次提出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不过，此前一些先行国家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核算尝试。

　　20世纪70年代起，挪威就进行了一系列环境核算的实践。而20世纪80年代进行环境核算的原因是，一些国家快速经济增长伴随着自然资本的流失。显然，这种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对自然资本流失造成的价值量进行估算就成为一个理论与实践提出的问题。

　　现行的GDP核算制度只考虑了经济运行本身，没有充分考虑资源与环境损耗。结果是，只计算了自然资源开发成本，而没有考虑到自然资源的耗减成本，造成自然资源价值的低估；同时，在环境影响环节中未考虑环境降级成本。结果是污染物排放越多，GDP越大，环境保护支出越多，GDP越大。联合国统计署2003年推出的SEEA核算，通过建立起与SNA相联系的卫星账户，在投入产出表中产出和最终消耗中加入自然资源的使用和损耗价值，并加入污染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价值。根据SEEA基本思路，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包括四大内容：1.核算反映和保护资源环境而付出的实际成本；2.编制自然资源流量与存量的实物量核算表，对自然资源进行估价并编制货币型账户；3.编制残余物或者污染物排放量的实物量账户，对所造成的环境损失进行估价；4.在以上核算的基础上，对传统的经济总量GDP进行调整。

　　但早在1995年，Moffatt就担心，把所有非市场的环境资本用货币单位表示，很可能会忽略许多生态功能，而这些功能尽管对人类没有价值，但是对生态系统的运行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指出，许多关于自然资源的统计是非理论性的，缺乏对经济-环境之间关系的清晰理解[8].

　　在诸多绿色核算结果出现后，Lange在评价环境核算的政策作用时，还是得出了四点结论：1.虽然在国际上有许多国家进行环境核算很积极，但是这类核算的可利用程度还不够高；2.没有一个国家真正进行了全面的环境核算；3.因为方法、覆盖面、环境标准等方面的不同，目前的绿色核算还难以进行国际比较；4.一个国家要充分评价环境影响，还需要考虑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要有污染物、水和空气跨境流动的账户，二是与主要贸易伙伴间建立账户以便对进口产品包含的污染和物质成分进行评价①.

　　另外，在具体的核算内容上，学者之间的认识差异也很明显。比如，防御性核算主要是指家庭和政府用以削减污染影响的花费。比如，居民购买净水设备就可以计入防御性花费。但如何处置这类花费的问题在学者之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Maler坚持这类花费不应从经济总量中剔除，因为如果剔除的话，将会含有双重核算的成分。

　　Dasgupta则坚持防御性核算应该保留在最终需求中。不仅如此在评价环境损害方面也存在不同的技术方法。但是，一方面，有一些环境效应难以用上述技术估算，同时存在着社会评价与个人评价不一致的问题；另一方面，不同的估价方式往往产生差异较大的估价结果。还有，跨境污染的问题也是核算中令人头疼的问题。

　　因为，跨境污染的生产能力不在一个国家或者区域内，但是污染却发生在本地区内，在核算方面的技术处置就相对困难。除此而外，SEEA结构中过于重视资产评价，而忽视对环境服务的评价，也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中存在的一个共性的问题。
正像千年生态系统评价报告中指出的那样，生态系统复杂的功能提供的多样化的生态服务对人类的福利最为重要也最为基本。但是，这些功能的最主要的部分难以在 市场上得到反映。

　　Walker和Pearson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尽管SEEA提供了一个理解可持续发展的核算框架，但是在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的评价方面还是存在缺陷的②.Hamilton和Hassan指出，甚至许多学者反对对无价的生态支持服务体系定价。学者之间就全球环境问题的认识差异巨大。

　　Constanza等人对地球生态服务的总体价值的评估是30万亿元③,Toman认为这一数字存在严重缺陷，“对无穷价值的严重低估”④,而Heal认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替代价值进行评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9].

　　许多专家已经指出，由于绿色GDP调整计算所使用的不同方法获得不同的结果，而结果的改变和多样导致对绿色核算动机的批评。在绿色核算方法多样问题带来的混淆没有除去以前，行政当局迫不及待地为错误的方向背书，导致弥漫了一种绿色核算疲劳症[10].尽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是SEEA-2003在价值评估等方面还是与宏观经济指标相抵触，已经有一些权威人士指出，也许十余年以后的修改版能够解决这些纠纷.

　　三、中国绿色

　　GDP核算的现实障碍2006年9月7日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首份绿色GDP报告称：2004年，全国环境退化成本（即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GDP3.05%.对此，统计部门的认识是，这一核算在技术层面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距离完善的绿色GDP核算体系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这一判 断 是 基 本 合 理 的。但 是，我 们 认 为，绿 色GDP能否核算通常不仅取决于是否愿意进行核算，更要对能否进行绿色核算的可行性加以判断。但国内目前的研究与统计进展都还不足以支持进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

　　首先，国内对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本身还缺乏深刻认识。尽管国内在对局部对象的环境经济核算方面有一些进展[11-12],也初步形成了一些核算框架与模式[13-15].但正如一些国外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在标准化处理通用核算方法方面的影响还相对有限”[10],联合国提出SEEA方案时，其出发点是毋庸置疑的，也有一定的经济理论与核算理论做支撑的，对核算的原则、方法到具体核算的细目等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但是，从目前国内提出的各类核算方案看，所谓的核算框架基本上都是在SEEA基本框架的适度转换，并伴随有将一些不易核算的部分简单省略的做法。
　　
　　在国际上，环境经济核算中包含了大量的经济学原理和规则，包括划分产权和财产收入、界定资源租金与经济租金、提高实物账户的解释能力而又不完全放弃加总的方法概念，未见国内各类核算框架中有明确表述。在国内的一些核算框架中，对核算的理论基础、核算细目到哪个级别，核算的基本单位是什么，核算到哪些类型，如何对核算对象进行编码化处理等基本问题，都缺乏细致的讨论。从核算范围上看，国内的一些核算框架或者仅考虑到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没有考虑自然资源的耗减；或者在对生态系统的分析核算时，认为对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存在着定义与核算的一系列困难而没有加以实质性核算。在国际上，环保支出是作为中间投入品还是最终消费品出现，一度困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研究者。国内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同样没有取得一致性意见，就是在进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时，环保支出是否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学者之间的意见差异较大[16],一些方案干脆对这一核算项目不予考虑。
　　
　　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作出的SEEA分析框架下包含了供给-使用表和投入产出分析在内的复合流量表，在国内大部分核算框架中都未涉及。与此同时，国际上环境核算中存在一些瓶颈问题，也都在国内核算中保留了下来。比如，在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下，一些资源性产品（如铁矿石、石油等）是可贸易的，在资源统计账户中的贷方可能来源于其他国家，如果仅仅以国内开发的资源作为资源耗减的依据，可能与大量使用资源的信息存在较大出入。但在现有的卫星账户中，很难将其他国家发现的资源作为我国被耗竭资源在同一账户下以补偿的方式加以核算。还有，在推进循环经济中，以往的伴生资源或者废弃物在新的价格和政策背景下就具有了可利用和进行产业链生产的价值，资源利用效率得以提高，但如何在环境经济核算中对这类新的生产形态加以表述，在国内的诸多核算框架中还付之阙如。有学者也明确指出，在总体框架和子框架、概念和定义的标准化、资产、产业、产品等分类的标准化、估价体系的标准化、计量与计价方法、账户结构与计账规则标准化等方面，我们都还有待取得实质性进展[17].

　　二是实物账户。绿色GDP计算的基础是环境统计数据。在联合国等机构编写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中，强调环境统计是进行实物核算的基础，环境经济核算应该依赖于环境统计。但在我国，环境统计尤其是污染数据统计方式与过程存在明显缺陷，致使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的基础数据还不能满足环境核算的要求。以污染统计数据来说，环境统计数据生成便存在一些不规范的地方。

　　1.统计机构不一致---有些城市，环境统计设置在计划科，有些设置在污控科，有些设置在综合科。职能部门工作重点不同的不一致，对于污染数据重要性的理解与掌握程度会有差别。

　　2.监测方式的多样化带来的问题。现有的统计数据来源有多种途径：包括企业自报数据、人工监测、推算数据、在线监测数据等形式，各种统计方式之间在监测和加总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误差。在线监测虽是一种先进的设备监测方式，但一些地方认为其监测数据不准，甚至有监测数据的正负误差在15%左右的说法。

　　3.统计范围不广，细致程度较低。比如，农村水污染统计数据与实际状况存在较大出入[18].同时，对许多生态系统的数值与年际变化还缺乏基础性监测。

　　4.统计数据来源不一。多年不定期的观测数据分散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林业部门、水利部门、建设部门、环保部门等多个部门之中，重复统计或者漏统的现象都会存在，数据对不上的现象也存在。各部门的数据观测年份不同，还不易加总。

　　不过，相比于统计方式与范围的差距来说，利益和机制方面引起的统计差距更应引起重视。已有学者指出，环境统计覆盖面广，牵涉多方面利益。环保部门监管存在缺位、不到位，个体数据错漏较多，同时部分环保部门在统计工作中弄虚作假，导致汇总结果误差较大[19].事实上，污染统计数据的真实程度不高有特殊的体制背景。
　　
　　从企业来看，由于存在超标排放收费制度，企业申报的污染数据越高，缴纳的排污费用越高，各类企业存在着低报污染数据的共同倾向。加之，污染企业维持着一定的就业和税收，不少地方政府不愿过度施压于企业，避免有较大自主权的企业转移投资，造成地方税源、就业机会的流失和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落空。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各地普遍推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
　　
　　一个地方所辖范围的污染严重，意味着地方政绩较差，这是任何一个地方政府所不愿看到的，同时，一个地方的污染数据较高，意味着地方的投资环境较差，会严重影响到地方的招商引资。除此而外，环保部门是各地政府的职能部门，投入、装备、官员任命、工资收入都来自地方政府，在多数状态下难免屈从于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服从和配合地方政府实现政绩目标，在数据统计存在虚构和作假的动机。
　　
　　这样，在各地开展的政绩竞争锦标赛中，人为地做低污染数据符合各方的利益取向，也很少遇到实际的阻力，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和环保局袒护污染企业[20].多年来，地方环保官员有所谓“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环境统计数据很难有准确形成的可能性。比如，国家环保部门对大江大湖的监测数据与周边各省区的污染统计数据之间，很难形成对应的说明关系。又比如，“不稳定达标排放”便意味着许多时候企业的不达标排放。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时期，地方在申报经济数据时，沿海一些区域存在着低报数据隐瞒经济实力的状况，而内地一些区域出于政绩要求存在着高报经济数据的倾向，全国的经济统计数值与实际数值可能误差不大。但在环境统计数据上，由于存在着利益驱使、政绩导向等方面的因素，全国各地比较普遍地存在低报污染数据的倾向。不难想象，污染统计数据一定较大幅度地低于真实数据。

　　2007年，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周生贤认为，在一些地方，环境监测数据质量还得不到有效保障；在样品采集、保存运输、信息传输等过程中缺乏统一规范和有效的手段，影响了环境监测数据的可靠性。而在国际上，不少研究者都认为，环境数据的准确性是进行核算的前提。甚至有人提出，基于不完整的信息和不正确的前提进行的绿色核算，对社会是有害的，还可能导致不合理的资源配置[21].而以我国存在较大误差的环境统计数据作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即便方法再正确，计算再无误，也很难得出正确结论。

　　三是价值账户。这也是在进行绿色GDP核算中存在争议性较大，而且核算出结论差异较大的一个领域。不仅如此，在具体的价值评估上也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同等程度的环境污染，在边远地区造成的健康损害程度要远远低于大城市，但这并不意味着边远地区的环境资源自身造成的损害就一定小于大城市。而这就涉及到价值评估以人作为参照系还是以自然界作为参照系的问题，从而最终影响到环境损害的核算结果。这方面的研究进展，对绿色GDP核算推广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不仅如此，从国际SEEA的研究角度看，价值账户的计算困难重重。关键问题在于，现有的GDP的核算是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价值量可以通过统计核算产生；而环境影响因素或者环境价值不产生于交换过程，所以难以估价。对于这一点，在联合国《环境经济综合核算2003》中已经作了说明[22].然而，热衷于环境统计核算的人往往忽略这一点，而外界对于这一点又缺乏了解。

　　四是核算方法。现实的经济核算为了提高核算的准确性，通常设置一些基本规则，来约束核算方法与核算程序。比如，我国一些会计核算着作就提出，核算应该考虑到真实性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一致性原则、可比性原则、明晰性原则、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则、实际成本原则等等，其中，许多原则延续到国家经济核算的实践中，比如权责发生制原则，要求收入或费用的确认应在核算单位的实际发生或影响期间。
　　
　　但是，目前进行的绿色GDP的核算方法与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有较大的差别。比如，由于统计信息完全性、准确性等方面的差别，国民经济核算强调权责发生制，而绿色GDP核算多采取事后核算的形式；国民经济核算以自下而上的统计核算为基础，而绿色GDP的核算依赖于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由于核算的基础不足，核算目的又追求速成，核算方式难免有一些不科学之处。一些学者认为，环境经济核算不是靠统计局发放几张调查表进行汇总加工就能完成的工作，也不是单靠资源环境管理部门组织几个专家进行简单匡算就能够完成[23];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有其基本核算思想与方法，不能任意解释并成为某些特定利益者手中实现部门利益的工具[24];一些参加核算的学者认为：“绿色GDP距离实际准确计量，还存在着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困难”,包括对绿色GDP核算的复杂性认识不够、对环境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对应关系还缺乏了解、在统计上无法对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全面计量、对绿色GDP核算的相关范畴理解不深、自然资产的产权界定与市场定价较为困难、估算成本的技术方法还没有得到解决、国际上还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等问题[25-26].即使进行环境经济核算，也因为在技术上和资料来源上存在较大的障碍，几乎不可能完成全部资源环境成本的估算，而在核算过程中由于假定性因素的存在，估算结果还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和含义上的不明确性[27].

　　以上分析显示，在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各个环节，我们都与国际上规范的核算方式有着很大距离。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绿色GDP核算其所以停止，是由于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所致。上述说法显然将地方政府视为阻止绿色GDP核算主要对象。当然，地方政府确有阻止绿色GDP核算的动机。不过，鉴于绿色GDP核算中的种种缺陷，我们不能将所有责任都推卸给“特殊利益集团”,而掩饰核算本身的不足。

　　四、没有绿色

　　GDP但应有积极的环境政策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要素投入比重等不同发展背景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不同的对应关系。发达国家各产业所占比重由大而小衡量呈现典型的三、二、一式形态。尽管资源能源人均消耗较高，但农业生成的污染不突出，服务业本身造成的污染也不重，工业因结构提升、环境准入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因素，排污水平受到限制，加之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的因素，发达国家经济产出与环境质量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比较而言，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面临着提高经济产出的强烈愿望，但同时也面临更大的环境压力。

　　经验性的研究证明，环境经济核算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要大于发达国家[4].这一结论适合于中国。从理论上说，中国更应该重视环境经济核算。

　　但是，希望短时间内在中国实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存在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换而言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还是没有绿色核算的罗盘作指针。但这是否就说明，我们找不到正确的信号，或者会一直在没有航标的水面上漂流?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首先我们能否在短时期内获得环境现状的准确数值，然后才是如果没有绿色GDP,我们是否会因此迷航?

　　无论国民账户调整与否，有效而可信的数据都是制订环境政策和加强环境管理的基础.在中央政府决定加强对重点污染源普查，要求确保节能减排数据准确的前提下，应该对获得更为有效的环保数据的有效性抱有希望。然后，以可靠的数据为基础，可以用一些替代性的指标来衡量经济产出、社会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比如，单位GDP产生的污染量、单位土地面积产生的污染量、单位人口承载的污染量等指标，既可以进行行业比较、地区比较、年际比较，也可以进行跨国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也可以成为政策建议的依据。至于绿色GDP,则恐怕只有当全世界对此方面的核算研究有公认的突破性进展，而我们自己的统计数据能够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提供支撑，我们也确实把握到绿色GDP核算的真蒂并克服了核算的障碍后，我们才具备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条件。

　　可见，没有绿色GDP,不等于我们就迷失了环境监管的方向，我们还是可以找到替代的航标。而获得真实数据，则成为牵引航行方向的起点。制定和实施一个区域的绿色发展战略，也要先还原发展的真实面目，保障数据的准确性，才能把握一个地区未来的发展方向。既然环境数据失真与政绩和利益等因素有关，在现行体制下，可考虑将环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上升到衡量政绩的高度对待。如果统计违法的成本远远大于其收益，统计造假的责任追究从各地政府的行政领导开始，并进一步规范统计范围、统计方式的话，数据失真的概率会大大减少。

　　经济核算同时具有核算与监督两项重要的功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应该也不例外。SEEA的框架从环境与经济相互作用的角度支持强化环境管理的决策与政策.在联合国等机构编制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中，也提到了环境核算的政策用途。但在学术界，人们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政策意义认识还存在较大的差别。

　　Repetto等人希望绿色核算能够促使改变与环境有关的政策，或者产生具有改善环境效果的经济效果，但Hamilton认为，绿色国民收入的增长率是否可提供一种有用的政策信号仍是未解决的问题……可以使绿色国民账户与政策产生关系，但绿色核算对政策只有间接用途[28].国内一些学者也认为不能夸大其在反映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29].从总体上看，环境经济核算只是通过考虑资源与环境成本的基础上，对宏观经济总量指标进行的数值调整，可以借此促使政策制定者更多地考虑资源与环境问题，但其本身并没有独特的政策含义。

　　说到底，保护环境与合理开发资源，需要的是改变经济行为，而不依赖于改变核算方式。即便是所有的程序都完善，我们可信地计算出来绿色GDP.

　　但如果没有环境政策的配合，环境问题也不会自动消失。届时，我们治理环境的政策与今天没有什么不同，但要花费很长的等待时间，会错过治理环境的最佳时机，环境矛盾更加尖锐。即便如此，我们还需要了解，导致绿色GDP数值变化的成因主要是来自生态、资源还是污染因素，从而有重点地提出政策的努力方向。其实，没有绿色GDP,只要有正确的统计指标，我们也能有区别地提出下一步政策实施方向。而不能等待绿色GDP出来了以后，我们才在环境保护方面采取行动。比如，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镉污染，是先采取措施治理污染，还是先计算绿色GDP,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简单问题。的确，只要提高节能减排数据的准确性，就有利于贯彻和实施节能减排政策。

　　事实上，在学术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为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提供支持的说法也并没有得到一致性地认同。当然，从政策层面上不再强调绿色GDP的作用，不等于绿色GDP研究的停止。学术界还是应该紧跟国际绿色核算的前沿进展，在深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与国民经济核算模式一致的科学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式。但是，在全球围绕绿色GDP的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前，并且中国的统计数据足够真实和完善之前，无需对中国的绿色GDP核算抱过高的期望。

　　另外，地方政府出于政绩或者商业竞争的考虑，不愿意采取严格的环境法规的现象不仅在中国存在，而且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存在[30],这需要中央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予以干预。根据美国联邦政府的规定，州标准的严格程度不能低于联邦政府。

　　需要补充的是，类似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这样的研究项目，属于国际上新兴的研究项目，在中国的研究时间也较短，积极跟进是必要的，但是，也应随时对研究可能达到的结果进行可行性评估。否则，花费了一定的经费和人力资源，舆论也作了广泛的宣传，社会大众充满期待，但又拿不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反而有可能带来负面效果。

　　参考文献：
　　[1]周民良.绿色GDP诚可贵，惩处机制价更高[N].新京报，2007-07-24.
　　[2]许宪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J].经济学季刊，2002,2（1）:23-36.
　　[3]宋心川.中国的GDP及其若干统计问题[J].经济研究，2007（8）:2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