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渔业资源的现状着探索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渔业资源论文专业推荐10篇之第八篇：从渔业资源的现状着探索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无改革不强国， 无开放不世界。改革开放唤醒了中国渔业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渔业发展道路。[1]改革开放40年， 中国荣登全球第一大水产品贸易国和最活跃水产品市场的宝座， 但与此同时， 我国目前的海洋渔业正面临着渔业资源萎缩、塑料成堆以及过度捕捞导致生态系统失衡等问题。本文从渔业资源的现状着手， 以博弈论为基础， 研究渔业公地悲剧的根源， 并探索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海洋渔业； 公地悲剧； 博弈； 休闲渔业；

　　公地悲剧是经济学的典型案例， 通常存在于无排他性的公共产品。逐利是人性， 当每个人拥有同等的使用某种资源或财产的权利时， 这种资源或财产就显得岌岌可危。它的特点是一种私人享受免费午餐的狼狈景象--无尽的掠夺。这种不亚于"杀鸡取卵"的行为正是其悲剧性之所在。2018年8月7日， 浙江新闻客户端发布了一则推文， 《500斤金钱鲨被捕上岸， 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谁之过？》， 新闻一出， 引起一片哗然。禁渔期刚刚结束， 一条千余斤的金钱鲨就于苍南县炎亭水闸处被发现死亡， 执法人员随即将其送往博物馆做标本处理。这场赤裸裸的"公地悲剧", 将渔民与鱼类， 渔民与渔民， 渔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再度摆上案桌， 呈现于人前。海洋渔业作为公共资源， 如何管理一直是个大难题。但无论从生物多样性还是资源可持续的角度， 如何避免公地悲剧都显得迫切而必要。

　　1 公地悲剧是不同主体间非合作博弈的结果

　　目前， 我国海洋渔业资源面临的公地悲剧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金钱鲨事件为典型的非法渔获与过度捕捞；一类是以塑料， 即白色污染为典型的环境危机。前者是渔民与渔民， 渔民与政府间的博弈；后者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负效应，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如同滚雪球， 一旦失去控制， 将演变为全球性的生态失衡。本文主要探究前者。

　　海洋渔业是完全开放的公共资源， 每一位渔民都倾向于捕到更多的鱼， 获取更多的利益， 这就产生了竞争博弈。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的经济人假设可以较好地解释这一点。他认为， 当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面临若干不同的选择机会时， 他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经济利益的那种机会， 即总是追求最大的利益。把市场简化， 可以看成是一位渔民和所有竞争市场上的渔民间的博弈， 出于利己心， 渔民总是希望自己捕到的鱼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量多或者质好， 由于市场先生即其他渔民的捕鱼量具有不确定性， 渔民只能想办法让自己的鱼尽可能的多或者佳。这就产生了过度捕捞甚至非法捕捞：怀着"及时捞一把"的侥幸心理， 明知行为的结果是"竭泽而渔", 仍然前赴后继；明知法律的权威不容侵犯， 仍然铤而走险。

　　电影《无间道2》中曾出过一句网络热语， "出来混， 迟早要还的", 以为用在这里有几分应景。我国自1979年以来制定了数项恢复渔业资源的措施及法律， 但都收效甚微， 鱼类资源仍然严重萎缩。2013年4月， "东海无鱼"事件一发酵， 举国震惊。东海海域面积约770000平方公里， 大陆架平均水深72米， 海底平坦， 水质优良， 气候适宜， 作为我国最主要的优良渔场， 饵料种类繁多， 竟然出现了"无鱼"的情况， 果然"混"久了， 是要"还"的。这是自然界给出的生态示警！

　　"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史上最严禁渔期", 将政府与渔民拉至博弈战线。其实政府根据目标诉求的不同， 应当分为两级，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作为宏观政策的制定者， 势必要关注环境问题与资源问题， 以实现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全社会成员的长期福利最大化。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政策的执行者， 在管理地方辖区时， 具有政治利益， 即职位晋升和经济盈利的双重目标。[2]于是， 当中央政府要求沿海地区限制渔业捕捞量， 地方政府在执行监督任务的同时， 也密切关注着渔业对经济发展的拉动效果。渔民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捕捞量， 政府追求可持续发展状态的最优捕捞量， 这就产生了博弈。经济发展度是制衡点， 过度捕捞的巨额罚金是约束力， 在不触犯法律的情况下， 如果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对捕捞渔业的依赖性到达一定程度， 地方政府的监管力度就会变小， 形成一种纳什均衡。

　　所以说， 公地悲剧是渔民与渔民， 渔民与政府间非合作博弈的结果。

　　2 双"悲剧"下的帕累托最优

　　1998年， 美国黑勒教授 （Michael·A·Heller） 在《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propert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arx to markets》一文中提出"反公地悲剧"理论模型。他说， 尽管哈丁教授的"公地悲剧"说明了人们过度利用公共资源的恶果， 但他却忽视了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的可能性。换句话说， "公地悲剧"是因为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 如果过度捕捞的罚款远远大于通过过度捕捞获得的利润， 渔民就不会无限制地捕捞；而"反公地悲剧"则是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 权利所有者对自己拥有的资源不能充分使用而造成了浪费。那么， 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设想， 只要有一种办法能够让资源充分利用， 就可以减少资源的使用量， 而解决了反公地悲剧， 就有可能缓解公地悲剧， 达到帕累托最优。

　　要探寻帕累托最优，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经济增长与渔业资源之间绝不存在零和博弈。渔民捕鱼多， 卖鱼赚的多的因果关系极易让人产生一种思想误区：鱼=钱， 资源=经济。这个等式其实是不成立的， 资源只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 海洋捕捞是第一产业， 也是一种最初级的经济发展模式， 当初级阶段的发展结束后就不再适用。经济的发展决不能以资源的消耗为代价， 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

　　双"悲剧"下的帕累托最优， 是基于产权明晰考虑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所有自然资源都属国家所有， 而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这在现实的渔业资源开发中就会无可避免地造成所有权的模糊。因为产权不明晰， 极易出现"打擦边球""搭便车"等情况， 法不责众， 用个不太恰当的形容："冤有头， 债有主".有一个明确的合理的对渔业资源使用的量化， 才能让相应的法律政策不沦为一纸空文。目前， 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所有权界定， 捕捞权界定， 收益权界定以及处罚权界定， 并仍在持续改善中。本文认为， 把渔业产权的客体从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和物相结合的管理是传统渔业与发展为现代渔业管理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采用投入控制的配额制度， 对人管理， 对量监督， 甚至将渔船的功率也做了限定， 以"耕者有其田"的形式赋予了公共渔业资源以所有权。[3]限制了资源的使用量， 作为渔民才会更多地考虑如何充分地、最大化地使用这部分属于自己的资源， 而当这部分资源效益最大化获得的利润大于试图获取更多资源创造出的利润时， 双"悲剧"就有解了。产权的明晰让渔民的奋斗方向从设法获取更多的渔业资源份额转变为如何创造更多的资源附加值。帕累托最优的状态是渔民的收益增加， 资源的可持续性延长。

　　表1 2015--2017中国渔业经济表

　　数据来源：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从表1可知， 近3年的渔业经济总产值不断增加， 海洋捕捞产值逐渐下降， 海水养殖业价值的增加表明， 从捕鱼到养鱼护鱼的政策激励是有效的， 产权的明晰和最严禁渔期的推出具有一定的作用。特别是渔业流通和服务业产值远大于海洋捕捞的产值并表现为稳步增长的态势， 证明了渔业经济由第一产业为主向第三产业为主转变的决心与成效。而更多的依靠服务业拉动经济已经成为现代渔业发展的大趋势。

　　3 休闲渔业是现代渔业经济发展的范例

　　现代渔业是一个动态概念， 需要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设施来支撑。即通过现代的科学技术改造渔业， 使用现代管理方法管理渔业， 借助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运作渔业， 从而提高渔业的机械作业效率和劳动生产率， 提高渔业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是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4]

　　休闲渔业作为我国现代渔业五大产业之一， 被喻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标配", 是当下沿海地区服务业因地制宜发展的主要方向， 其主要表现为四项内容：由捕捞派生出的休闲垂钓业；由养殖演变出的观赏性养殖业；由基础加工升华出的休闲美食保健业以及由展示孕育出的休闲渔业文化行业。[5]这四大主线联合形成的新型渔业极大地满足了现代人的精神需求，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2018年， 《中国休闲渔业发展报告》由中国农业农村部渔政管理局组织全国相关机构首次编制， 报告显示：2017年全国休闲渔业产值708.42亿元， 占渔业经济总产值的2.86%, 占渔业第三产业产值的10.45%, 年均增速超过20%.[6]作为新兴产业， 这是一个很可观的增速。以休闲海钓业为例， 山东省近年来开展了相关的监测调查， 数据表明， 海钓产品本身的产值与通过海钓带动的消费比达到了1∶53.这就意味着， 每开发一个海钓渔场， 就能够促进渔民转产转业人数超过27人。从"以鱼为生"到"以渔为娱", 已经明显发挥出1+1>2的效益。[7]

　　任何一项新事物的出现发展都伴随着机遇与挑战， 休闲渔业的潜力已经彰显， 但由于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缺乏宣传力度， 行业本身对于休闲渔业文化认识不足；没有形成有效的品牌优势；缺乏科学的顶层设计， 尚未制定行之有效的发展规划与法律保障；各产业及职能部门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和沿海渔业的基础设施差。这些导致了目前"旅游+渔业"的总体发展状态较为分散， 沿海地区各自为政。以点带线， 由线及面， 这是未来发展需要改进和攻克的重点， 一旦解决， 资源利用率将会显著提高。[8]

　　从渔业资源"公地悲剧"的探究到休闲渔业的创新管理，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传统渔业到现代渔业的转变是渔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过去依靠大量资源和劳动力的投入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模式显然已经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 相反， 它会造成资源的减少甚至生态环境的破坏；二是政府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应当更多地将现代科技成果运用于渔业， 完善法律与管理制度， 有秩序才能长久；三是转变渔民的思想观念， 提倡共同合作开发渔业资源， "劲往一处使", 更多地用旅游与服务吸引经济， 拉动经济， 打造一种生态、绿色、多样、高效的'旅游+渔业'经济， 最终达到双赢的效果：渔民富裕， 资源发展可持续。

　　参考文献
　　[1]胡北明， 雷蓉。反公地悲剧与我国遗产旅游地管理体制改革[J].商业研究， 2012 （2） :183-188.
　　[2]李建琴， 吴玮林。海洋渔业资源萎缩的博弈分析[J].中国渔业经济， 2018 （2） :14-20.
　　[3]刘勤， 现代渔业大背景下渔业产权制度探析[J].渔业信息与战略， 2012 （1） :30-34.
　　[4]赵明森。关于加快发展现代渔业的几点探讨[J].内陆水产， 2016 （1） :5-8.
　　[5]钟小庆， 谈谈发展休闲渔业的主线[J].科学养鱼， 2016 （12） :79-80.
　　[6] 中国首次发布休闲渔业发展报告[J].海洋与渔业， 2018 （11） :11.
　　[7]汪涛。潜力巨大的休闲渔业[J].中国海洋报， 2018 （08） :76.
　　[8] 胡北明， "反公地悲剧"与我国遗产旅游地管理体制改革[J].商业研究， 2012 （2） :183-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