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历史比较(2)

　　以历史比较方法可以真实而可靠地采集汉语史分期的事实依据，而这种方法的可操作性则在于全面而有效的观点，即前瞻与回顾。譬如，我们可以考虑采用前瞻性的观点，即按照语言流变的自然先后顺序来进行描写并加以解释。而前瞻性的观点需要有一个扎实的基础，即完备的历史细节。历史文献的空白必定会从根本上颠覆前瞻性的观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准备采用前瞻性的观点，事先应该对每一个历史细节有所了解，至少要能够从当下往回推，即采用回顾性观点。每回推一步，都要问：是什么导致了“当下”的语言状态。有了这样的回顾性观点，才可以对这一“当下”状态进行描述和解释，这便有可能一步步地走入汉语策源地，对汉语的原初状态进行描写并对汉语的存在状态形成一个明确的认识。在足够的共时与历时比较基础之上，再从这个原点出发，带着明确的认识进行前瞻性的描写和解释。因此，先回顾再前瞻，我们对语言的认识才有可能达到完备。一旦采用历时比较方法，我们随即便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汉语在时间过程中的流变凸显了空间的差异性。那么，我们如何认识汉语在共时状态下的种种空间区域变体与历时状态下的时间流程变体呢？我们如何才能够有效地进行区分而不至于将它们混为一谈呢？有了这样的思考，我们似乎才有可能接近汉语史本真的分期。
　　
　　从可考的记录中获悉，在秦始皇时代，汉民族便有了一次南下大迁徙，大抵是现在的广东和广西，为现代粤方言区域。大约在四世纪，又有一次南下大迁徙，大抵是现在的江苏南部和浙江，为现代吴方言区域。已有大量研究结果表明：汉语在北方区域有着较大的流变，包括语音、结构和词汇。相对而言，离开中原的汉语却在南方相对稳定，更多地保留了中原古音古词。常见的例证有：粤方言中至今仍在通行部分古代词语，如“面”、“颈”、“行”、“入”、“饮”、“食”等，与它们相对应的北方方言词语却是：“脸”、“脖子”、“走”、“进”、“喝”、“吃”等。在当下的北方方言中，这些古代词语只是作为构词成分存留在北方区域，如“面容”、“颈椎”、“步行”、“进入”、“饮水”、“食品”等。从结构上来看，也是如此，例如，北方区域的“他比我有钱”,“我给他两本书”,在粤方言中的相应表达则是：“他钱多过我”,“我给两本书他”.正如王力所说：“就语音方面来说，离开中原越早，保存古音越多。六朝以后，汉语方言更加分歧了。北方是汉语的策源地，北方的汉语无论在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都发展得最快。”[1]这是汉语史分期研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就语言的本质而言，语音是语言流变最为核心的部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指认保存古音相对最多、相对最少的空间区域呢？迁徙地如广东、广西、江苏、浙江、江西等空间区域无条件保留古音的可能性是否存在？这些空间区域原本是否就有汉语古音的存在？是“凡语”与“方言”并存？抑或就只有方言古音的存在？就语言本身而言，不存在绝对的不变性，主体表现为时间过程中的流变。从空间区域出发，汉语在南北两个空间区域都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都有可能发生相当程度的流变，它们流变的范围、流变的方向以及流变的形式也都是无从估量的。例如，汉语自北向南的过程中是否与所经过的空间区域方言发生交流？是否夹带着迁徙路线上的方言要素进入南方区域？之后又是否与南方空间区域方言要素发生融合而后分别产生了后人指认的粤方言和吴方言呢？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融合的呢？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确定南方空间区域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更多地保留了北方空间区域的古音、古词汇、古结构或者更多地保留了南方空间区域的古音、古词汇、古结构，这是关键所在。这就需要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做深入、细致而系统的共时、历时研究，以语言事实为基础，以空间界定为支撑，只有这样，汉语史分期才能具有合法的依据。
　　
　　其实，在汉语史领域，历史比较方法并不陌生，然而，就汉语史一般性研究，我们却看到一个致命的弱点：历史比较更多地用于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不是汉语史一般性研究，且远没有达到系统方法论的水准。以王力的“中古的语音系统”为例[1].“中古的语音系统”是中古汉语的语音标准，雅言的语音系统，即“切韵系统”.从理论上来分析，它是原发性特点与流变性特点融合的一种结果状态，是相对静态的语音研究，属于共时研究范畴。可是，这一研究结果并不充分，至少，我们还可以再做两个向度的延伸：一是基本概念的问题。例如：“四等”与“四呼”.王力认为：“‘四呼’是和‘四等’有对应关系的，而且比较适合于近代汉语的实际情况。”[2]那么，“四等”、“四呼”两者之间有着怎样的本质差异？它们各自有着怎样的发音位置？它们的口形、舌位、喉部、气流、声调等等都需要有系统而科学的描写和界定。而更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则是：“中古的语音系统”是如何诞生的呢？具有什么样的形成依据呢？为什么在这个系统里“声调”、“声调调值”这两个看似不可或缺的概念就意外莫名地缺失了呢？为什么“书同文而不同音”在这个系统里偏偏就失语了呢？如此等等。没有充分的共时、历时研究做支撑，基本概念如“四等”、“四呼”便缺乏应有的成立理据。另一个则是辩证视角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中古的语音系统”并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个面，而是一个至少历经了八个世纪的流程。这一相对的共时研究成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忽略时间流程中语音流变的绝对存在，无论是潜在还是显在，无论是突变还是渐变，无论是转瞬即逝还是绵延留存。或者说，以共时研究的视角，一切流变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恒定状态，只有这样，才能求得语音价值、语音共存关系，重建“中古的语音系统”的一般原则，解释语音共时关系中的细节状态。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重建的是雅言语音系统。当然，雅言从来就没有抗拒过语音的流变，流变是绝对的，也是必然的，或有规律，或无从预期。只有当我们对“中古的语音系统”进行深入的历时研究，寻求任意流变的语音可能存在的交替、类比以及由此导致的可能的结构变化，继而指认语音要素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而这种转变并没有从根本上切断它的同一性，那么，“中古的语音系统”这一共时研究成果才可能因此具备基本的合法性，汉语史分期研究才可能因为有这样扎实的基础而呈现汉语本真。
　　
　　汉语本身是一个统一体，它在流变过程中可能凸显阶段性结构规律，将相对集中表现汉语某些共性特征的阶段划作一个时期，具有较强的可操纵性，便于研究者的理论陈述，也更便于学习者了解。然而，归根结蒂，对于汉语本身而言，汉语史分期毕竟是外在的。就迄今为止的汉语史具体研究，我们似乎很容易受制于时间阶段的划分，在不知不觉中，让时间阶段划分遮蔽语言本身流变及其所凸显或所隐含的恒定特征。如果我们能够以开敞的方式，全面引入历史比较方法，或前瞻观点，或回顾观点，或两者结合，深入研究汉语的整个时间、空间流变过程，便可期待获得汉语系统流变的一般性规律。
　　
　　二、汉语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历史比较
　　
　　从理论上来分析，汉语史一般性研究需要在全球视野之下观照汉语系统，确立汉语系统在世界语言中的存在方式、存在地位，由此指认汉语系统与世界所有其他语言系统之间存在的共性特征，从而发现汉语在语音、结构、词汇等各个分支系统流变的个性特征。
　　
　　王力指出：“历史比较法是语言的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3],“……在汉语史的研究中应用历史比较法，就是对汉藏语系诸语言作比较研究，那样做是大大有利于上古汉语的研究的，……关于上古汉语的形态学问题，也要等待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有了满意的结果之后，才能得到完满的解决。”[1]尽管王力的主张是在汉藏语系统摄之下观照汉语，但仍可见出他对历史比较法的推崇。
　　
　　以单位名词为例。王力指出：单位名词（量词）也是汉藏语系特征之一。大部分的汉藏语系语言（特别是现代的汉台语群）都具有单位名词[2].例如，汉语中的“个”、“只”、“粒”等等，越南语中相应的kai1（cái），k?n （con），hot（h?·t）等等。不妨按照王力的方法，在已有的语系理论框架之内，探寻汉语系统中单位名词的特征与规律。但在比较之前，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汉语单位名词的缘起与流变。从已有的可考文献，我们可以观察到汉语单位名词本身的形成有一个明显的流变的过程，即从选择性到规约性。就先秦两汉典籍来看，汉语并没有形成单位名词的系统表现，例如：
　　
　　负服矢五十个（《荀子·议兵》）。
　　
　　故鲁人以榶，卫人用柯，齐人用一革（《荀子·正论篇》）。
　　
　　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史记·大宛列传》）。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韩非子·五蠹》）。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庄子·逍遥游》）。
　　
　　如果将魏晋之前看作是一个相对的时间区间，那么，从共时的路径，我们观察到：两种结构，即“数词+名词”,“数词+单位名词+名词”完全处于并存状态。而在魏晋之后，则有两种结构凸显，即“数词+单位名词+名词”,“名词+数词+单位名词”,而“数词+名词”仍有残存，单位名词由此逐渐成为汉语系统中的规约，例如：
　　
　　邺城毁五层佛图（《魏书·世祖纪》）。
　　
　　五月，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魏书·世祖纪》）。
　　
　　印有三字，为龙鸟之形，要妙奇巧，不类人迹，文曰“旱疫平”（《魏书·世祖纪》）。
　　
　　中有三层浮图一所，金盘灵刹，曜诸城内（《洛阳伽蓝记》卷一）。
　　
　　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有钟一口，撞之闻五十里（《洛阳伽蓝记》卷二）。
　　
　　短梦惊回，北窗一阵芭蕉雨（《刘敏中·点绛唇》）。
　　
　　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以立军制（《武经七书·唐李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