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楚辞研究线条式概括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的文学研究走出了低谷，楚辞研究也如此。当然这其中也有着一些特殊的原因，正如日本国学院大学的浅野通友教授所说:楚辞这种文学，人们一向不太熟知。但是最近突然受到极大的关注。而且，原先从史学的角度主张楚国是日本人的故乡这一学说也引起人们的思考。既然日本人的故乡是楚国，祖先是楚民族，而且其文学史是《楚辞》。那么，《楚辞》受到重视则是理所当然的了。日本的战后汉学研究是在这样的时代和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日本学者在研究楚辞的时候，开始不满足于沿着中国乾嘉传统前进，希望能够走出一条有着日本学者自我特色的研究之路。日本学者的楚辞研究更多的是细小的、个别的、局部的研究，而不像许多中国学者对楚辞进行宏观的、整体的、全面的研究。

　　这一阶段的日本学者的楚辞研究特点有以下几点:

　　第一，用与中国人相同的思考方法、与中国人相同的感受方式来理解中国。日本学者有着深厚的汉学功底，对中国的学术界相当了解，与中国学者又多有联系，且重视对中国的实地考察和实际接触，因此能够以中国人的思考方法与感受来理解楚辞。据吉川幸次郎回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京都大学凡是与中国学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原则上都被派往中国留学，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

　　第二，实证主义的治学方法。严绍璗在其《日本中国学史》一书中指出，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要“强调确实的事实，注重文献的考订，推行原典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日本学者强调要发现能与原有的文献资料相印证的新实物和新文献，他们对我国新出土文献的重视程度比我国学者要高出许多。

　　第三，在处理和分析资料的时候重视归纳。他们注重尽可能地收集相关研究材料，尤其是新发现的文物资料和能用以佐证的少数民族文献资料，然后整理、归纳，得出真实可信的结论。所以他们的治学方式是:发现材料———文献考订———材料归纳———得出结论，而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发现新的材料，以作为研究的立足点。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楚辞研究再一次成为日本汉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并同时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很多日本学者开始从新的角度，使用新的方法对楚辞加以研究。其中代表人物有青木正儿、目加田诚、藤野岩友、星川清孝、吉川幸次郎、赤冢忠、竹治贞夫、白川静、黑须重彦、御手洗胜、桑山龙平、大宫真人、三泽玲尔、浅野通有以及小南一郎、石川三佐男、稻田耕一郎等。

　　在这一批学者中，值得加以注目的有以下几位:青木正儿、藤野岩友、星川清孝、吉川幸次郎、赤冢忠、竹治贞夫、石川三佐男及稻田耕一郎等。因篇幅问题，择其精要分析之。

　　青木正儿(1877―1964)是昭和初期中国文学学者，山口县出身，字君雅，别号迷阳。酷爱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对狩野君山、内藤湖南等建立的京都中国学派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著作有《支那文学思想史》、《支那文学艺术考》、《支那近世戏曲史》、《北京风俗图谱》、《中华名物考》、《中国饮酒诗选》、《李白》等，译注有《新译楚辞》、《元人雑剧》、《芥子园画传》等。遗著有《青木正儿全集》十卷。

　　青木正儿对于自己的楚辞研究历程作过详细的说明:

　　“我最开始读《楚辞》，是在第五高等学校(现熊本大学的前身)的学生时代，选入汉文教科书的《九歌》和《九章》等几篇。后来做教师，到如今为止，讲读过四次《楚辞》。第一次在东北大学用的《集注》，第二次在京都大学用的《山带阁注》，第三次在立命馆大学用的《王注》，综合以上经验，觉得《集注》最好，所以第四次在山口大学还是用的《集注》。《集注》最好的部分是对《离骚》、《九歌》、《九章》的批注，而《天问》、《远游》、《招魂》、《大招》等部分几乎没有超出《王注》、《补注》的地方。总之先从《集注》入门，然后往上走到《王注》和《补注》，再后涉猎群注，这就是我的学习楚辞的历程，我觉得对后进诸君也是最好的方法。”

　　青木正儿本来的研究领域是戏曲史，博士论文是《支那近世戏曲史》。故青木正儿的楚辞研究中除对楚辞的理解之外，还加入了《戏曲史》中的见解。青木正儿有题为《楚辞九歌的舞曲式结构》的论文，其中观点也与《戏曲史》中的见解相关，青木正儿说自己是“以读后代戏曲的心态来提出自己的见解”的，而其楚辞研究的特点也正是基于以上见解的发挥。

　　吉川幸次郎(1904－1980)是日本战后研究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学者，他担任过京都大学教授、文学部长，日本中国学会会长。1928－1931年留学中国，结识了黄侃、张元济、周作人等许多中国知名学者。主要著作有《吉川幸次郎全集》三十二卷、《尚书正义》四册、《支那学的问题》、《支那人的古典及其生活》、《元杂剧研究》、《制度通》、《汉武帝》、《新唐诗选》、《杜甫诗注》、《中国文学史》等。吉川幸次郎热爱中国文化，年轻的时候喜欢穿中国服装，说中国话，自称是“段玉裁之徒、钱大昕之徒、18世纪清儒之徒”，与当时日本普遍蔑视中国的潮流相对立。吉川幸次郎和青木正儿一样，专业也是以戏曲为主。他的《中国文学史》是一个名叫黑川洋一的学生在毕业二十六年后，根据他所记录对吉川幸次郎的讲课内容丰富、扩充而来的。而其中涉及楚辞的部分，仅是第三章的第三小节《楚辞文学》，共计千余字左右。

　　赤冢忠(1914―1983)其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学博士，茨城县出身，东京帝国大学支那哲学科毕业。曾两次应召赴中国大陆，在陆军大尉职上迎来战争的结束。

　　其间任职于神户商业大学预科，后历任东京大学文学部副教授、教授、二松学舎大学教授。著作有《古代中国的宗教与文化》、《书经·易经(节译)》、《庄子》、《石鼓文》、《新字源》、《研究汉文》等。遗著有《赤冢忠著作集》全七卷。

　　藤野岩友(1898―1984)是香川县人，历任明治大学予科教授、国学院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楚辞研究家，著作有《巫系文学论》、《中国的文学与礼俗》等，译注有《楚辞》。

　　藤野岩友在大学期间师从于民俗学家折口信夫教授和楚辞学专家西村时彦及古城坦堂两位先生，正是有着这样的从学经历，藤野岩友觉得可以从民俗学以及文学史的角度来对楚辞进行研究、考察。从这一角度出发藤野岩友写下了《巫系文学论》一书。该书是在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当年折口信夫对于藤野岩友博士论文审查的结论是:“以民俗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在至今为止的楚辞研究中创立起新的鉴识方法，提出了中国上代文学的宗教起源说，其功绩甚大”。作者关于楚辞的基本观点如下:

　　文学起源于祭祀，祭祀需要巫，以进行人和神之间的语言交流。同时巫还要占卜，和这些相关的文辞经过变形，成为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东西。《楚辞》的《离骚》、《天问》、《九章》、《卜居》、《渔父》、《远游》等，都是这样产生的。其次，巫有舞歌。《九歌》便是这个系统。再其次，巫进行招魂。《招魂篇》、《大招篇》属于此类。在进行这些祭祀仪式时，不能确认巫是否和文辞相关。应该说是由祝和史来司职文辞的。在这个意义上，祝的文学和史的文学也有必要研究。但虽说巫出于祝，史则和巫起源不同，史也可能以执掌文辞之职担当巫职。综上所述，楚辞文学溯源地看是发生于巫的系统的。因此本书以《巫系文学论》为书名。

　　以上是对日本近代楚辞研究所做的一个线条式概括。

　　我想当我们在对楚辞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不仅要从中国文学发生、发展这一角度来进行研究，同时也应该具有从异国角度来进行研究的眼光，看看国外学者是如何接受楚辞并给出他们自己的解释的。将这二者结合起来，我们也许能够从中看出一些问题，以及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出楚辞在世界诗歌史、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这也是一个文化传播和被接受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2］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3］石川三佐男．二十世纪日本楚辞著作目录解题，未刊本．
　　［4］吉川幸次郎，黑川洋一．中国文学史·序［M］．岩波书店，2002．
　　［5］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序言［M］．东京角川书店，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