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地，表4的（1） （2） （3） 分别是采用地理距离矩阵W1、行政距离矩阵W2以及经济特征矩阵W3估计模型Ⅱ的结果。三种估计结果中，被解释变量IND的空间滞后系数ρ均显着为正，充分说明了我国各城市间的产业结构布局存在显着的正向相关效应。比较结果（1） 和（2） ,可以发现行政距离矩阵W2比地理距离矩阵W1具有更强的空间相关性（ρ的估计结果分别为0. 5920和0. 4890） ,表明属于同一行政区划下的城市产业空间配置更具互补和依赖性，这显然得益于上级政府以行政区划为界的横向引导与调整。由于行政邻近关系能更好地刻画本文地区间产业结构水平的地域关联性，结果（3） 采用的经济特征矩阵W3嵌套行政邻近矩阵。鉴于其估计系数最显着，拟合优度最高，接下来将集中分析经济特征矩阵W3的估计结果。
此外，结果（3） 中，环境规制ER及其空间滞后项W·ER的系数β1、θ1均为正，根据表1,这表明环境规制对本地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推动作用，地方政府间的环境规制竞争总体采取模仿策略，进而本地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对邻近地区产业结构水平存在正向的溢出。但如前文所述，空间计量模型的系数大小并不直接反映解释变量的边际影响，为进一步检验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对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需要分解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来进行判断。考虑到我国区域间的环境规制强度和产业结构水平本身就存在巨大的差异，本文还将城市样本按东部和中西部区域划分，以考察政府环境规制竞争对地区产业结构的溢出影响是否存在地域差异，估计结果见表5.
我们可以发现：
（1） 从全国看，环境规制变量ER的直接效应为0. 0021,且高度显着。与不考虑空间溢出时环境规制估计系数值0. 0031（ 见表3结果（2） ） 相比，可见模型Ⅰ的环境规制对本地产业结构水平的影响被高估，更何况直接效应中还包含了城市间的空间反馈效应，即政府间的环境规制竞争行为，引致邻近地区产业空间布局的改变，进而再返回影响本地产业升级速度的反馈过程。这也是直接效应并不等于表3结果（3） 中ER系数估计值0. 0016的缘故。
（2） 从全国看，环境规制变量ER的间接效应显着为正。正向的空间溢出，说明我国地方政府间的策略行为仍以模仿为主，一种情况是区域产业结构布局由于环境规制竞争的“标杆效应”呈现出同步升级的局面，另一种则是各地竞相降低环境标准，沦为“污染避难所”的同时，使产业结构水平逐渐恶化。这无疑取决于地方政府对“保增长”与“调结构”甚至“治污染”等问题的衡量。此外，从环境规制竞争产业结构效应的溢出程度看，全国所有地区的累积空间溢出均值为0. 0081,是其直接效应的3. 8倍。如果一个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增加1%,则其对邻近地区和本辖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推进作用之比为1:3. 8,这种较大的正向空间溢出，使得区域整体具有较高的社会效益，相反地，一旦环境规制强度下降，则会对区域造成乘数效应般的恶性循环。
（3） 分区域看，东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ER系数β1均为正，但空间滞后项W·ER系数θ1的符号分别是一负一正①，说明环境规制对本地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由于东部和中西部地方政府采取的环境规制策略不同，通过环境规制竞争对地区产业结构的溢出影响存在差异，这在分解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后体现得更加明显。
（4） 东部、中西部地区的直接效应分别为0.0018和0. 0042,可见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存在程度上的差异，中西部地区的效应更为突出。我们对此的解释是，大多数中西部城市依靠资源型产业支撑地区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强度增加势必会削弱产业竞争力，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相对下降，使产业结构水平指标IND呈递增趋势。当然，目前中西部地区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双重滞后，一味强调服务业比重提升并不合时宜，若放松资源环境约束又会重蹈“粗放式增长”的覆辙，因此，如何制定合理的环境门槛成为了这些地区促进产业结构合理转型升级的关键。相比之下，东部地区工业化起步较早，产业集中度高，严格的环境资源约束“倒逼”部分企业或产业创新补偿，淘汰不达标的中小企业，产业竞争力和产出规模不降反增，并因技术溢出促进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因此，强化资源约束对于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尤为重要。
（5） 东部地区环境规制ER的间接效应从全国样本的正向溢出变为负向溢出，表明东部某些城市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虽然有利于推动本地经济“服务化”发展，但却会导致邻近地区陷入“污染避难所”的困境。事实上，我国很多东部发达地区在进行产业转移过程中，为协调区域的经济发展，政府会出台一些省内城市间产业转移的定点对接[2].“肥水不流外人田”,同一省份下的其他城市为吸引被严格环境标准地区淘汰的污染企业，更有可能降低环境规制强度，而不顾产业结构的加速恶化。中西部经济放松环境标准欠发达地区政府也唯有亦步亦趋地跟随，使得产业结构水平随环境规制强度的下降而下降。这也意味着，环境规制强度高的东部地区，政府间的环境规制竞争采取差异化策略，环境规制强度弱的中西部地区，政府间的环境规制竞争主要采取模仿甚至是竞次策略。
（6） 对于控制变量，对外开放程度FDI的直接效应只在东部地区显着为正，表明当前我国的FDI利用东部沿海地区发挥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水平Hcap各效应估计值均显着为正，与不考虑空间溢出时的系数相比，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显然被低估。此外，财政自主权Gov的溢出影响也呈现出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溢出效应为负，中西部地区的溢出效应为正。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我国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的产业结构效应。首先通过不考虑环境规制竞争的普通面板模型，发现我国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接着通过构建刻画环境规制竞争的空间杜宾模型，发现不考虑环境规制竞争的模型高估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表明考察规制空间效应的重要性。对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效应进行分解后，发现环境规制对邻近地区的累积溢出影响是对本地影响的将近4倍，表明环境规制竞争是推动区域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环节。最后，发现环境规制对本地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而东部地区环境规制负的空间溢出表明东部沿海城市的环境规制竞争并不利于区域整体的产业转型升级，政府间更倾向于采取差异化策略，而不是中西部地区的模仿策略。
上述研究结论预示着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在制定、实施环境规制过程中往往会受周围竞争地区的影响，作出有利于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调整。为发挥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中央政府应允许地方经济增速适当放缓，引入多目标的绩效考核机制，完善环境绩效考核制度的顶层设计，使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关注环境质量，在治理环境的同时调整要素投入产出结构。另一方面，政府在环境治理问题上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集权，这种集权可以通过建立区域合作发展、利益共享机制实现。对于部分经济增长率高但环境承载力弱或者结构转型任务迫切的东部地区，要提高其环境规制压力的敏感性，形成竞相向上的良性竞争，通过保持较高的环境门槛与标准，“倒逼”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积极主动地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 对于经济增长较慢的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时，通过财政补贴等激励机制降低其环境规制压力的敏感性，严把环境准入门槛，避免竞次行为以及低水平、低效益产业的简单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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