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快速增长对保持经济平稳发展贡献巨大，但这种以资源投入和规模扩张为特征的粗放型工业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快速增长的背后是大量的资源消耗和严重的环境污染。2013年中国工业共消耗29.12亿吨标准煤，工业废水排放量达492.48亿吨，工业废气排放量达66.93万亿立方米，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达31.30亿吨。2013年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中国环境分析》报告显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有7个在中国，2015年京津冀地区严重的雾霾事件更反映出中国工业污染治理的紧迫性。2015年11月在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承诺，到2030年中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 放 量 比2005年下降60%-65%.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面对资源环境约束，如何通过工业绿色转型来推动工业发展方式转变，并塑造可持续的工业竞争力，是一个紧迫且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研究主题。
环境规制体系是中国环境管理正式制度中最为重要的政策体系，但环境规制增强真能有助于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污染减排并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吗？关于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现有研究文献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静态条件下环境规制可能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并削弱技术创新能力（Gray和Shadbegian,2003），但变动约束条件下，合理的环境规制可以刺激被规制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并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来抵消企业的“遵循成本”（Hamamoto,2006;王国印和王动，2011）。此外，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可能也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张成等，2011;李斌和彭星，2011;李玲和陶锋，2012;沈能，2012;沈能和刘凤朝，2012;蒋伏心等，2013;张华和魏晓平，2014）。暂且不论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向、负向或者非线性关系，但上述研究文献均未就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进行研究。现有研究文献中仅有部分学者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因果关系进行过理论研究（Montero,2002;Requate和Unold,2003;Rousseau和Proost,2005;Macho-Stadler,2008;许士春等，2012）或者实证研究（马富萍等，2011;李斌和彭星，2013）。
综上可知，相关文献并未探讨环境规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机制，而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有较大差别，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也有较大的异质性，现有文献均未对这些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因而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规制政策。本文的贡献之处在于：根据不同的特点对环境规制政策的类型进行了有效区分，并构建指标体系进行了衡量；针对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论证了并非所有的环境规制政策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都存在先下降后上升的关系，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政策在不同地区的影响效应也存在差异。本文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衡量与检验，丰富了国内关于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研究结论对于实施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政策及不同地区制定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设计与指标数据
（一）研究假设。相关文献已论证了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张成等，2011;李斌和彭星，2011;李玲和陶锋，2012;沈能，2012;沈能和刘凤朝，2012;蒋伏心等，2013;张华和魏晓平，2014）。同时，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清洁生产和污染减排，从而有利于工业绿色转型（李斌等，2013），因此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可能也存在非线性关系。而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执行效果存在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技术强制性”、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市场灵活性”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自愿主动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将存在较大差别（李斌和彭星，2013）。此外，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也存在较大的空间异质性（陈德敏和张瑞，2012），东部沿海地区的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中西部地区的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差异较大，从而会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产生异质性的影响效应。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而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激励效应存在较大差异。
（二）模型设计。
本文通过运用系统广义矩GMM估计法来检验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及中国工业绿色转型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