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战略性环境政策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policy） 的提出进一步拓展了以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为基础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将GATT/WTO下直接补贴政策受限的现实经济发展因素考虑在内（Walz & Wellisch,1997） ,从环境政策方面拓展了有关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领域。战略性环境政策被认为是自由贸易约束下变异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李昭华、刘海云，2004）。
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为各国实施政府干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然而，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性贸易政策中所涉及的出口补贴、进口关税等贸易政策内容受到了GATT/WTO以及欧共体条约等的禁止或限制，迫使各国政府寻求其他政策工具来达到转移利润的目的。在现实经济发展中，一些发达国家已经通过环境政策工具试图增强其国家和企业的竞争力。例如，德国对钢铁产业采取向污染排放征税和对较重税收进行补贴的组合政策（Conrad,1993）。
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贸易与环境问题研究，使学者关注到了另一种潜在补贴形式---环境补贴。在不完全竞争理论分析的基础上，Conrad（1993）、Barrett（1994）、Rauscher（1994） 等一系列研究成果形成了战略性环境政策研究框架，为“环境补贴”及现实发展中环境政策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支持。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似，战略性环境政策同样以不完竞争市场结构为基础，但不同的是战略性环境政策是在自由贸易约束下考察如何通过环境政策而非单纯的贸易政策来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因而，在学术界讨论其理论框架时也有用“战略性环境贸易政策”（strategic environmental trade poli-cy） 这一核心概念来表达上述论题（Hamilton & Requate,2004）。
二、战略性环境政策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
作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延伸，战略性环境政策研究继承了前者经典的理论模型及分析框架，包括Brander & Spencer（1985） 的第三国市场模型和Brander & Krugman（1983） 的相互贸易模型。战略性环境政策早期研究中包括一些广泛使用的假设，当然这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扩展途径。这些基本假设包括： （1） 第三国市场假设，使分析本国福利时可不用考虑消费者剩余①； （2） 参与竞争的国家和企业数目固定且对称，企业生产同质产品并拥有相同的生产和减排技术，产生污染主要为生产性污染并具有负外部性； （3） 环境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污染排放税和排放标准两种，污染则包括局部污染（local pollution） 和跨界污染（transboundary pollution） 两种形式； （4） 外生工厂选址，且两国之间不存在运费。限于篇幅，我们将Barrett（1994） 的模型视作战略性环境政策的基本模型，并对其研究内容和结论进行重点阐述②。
Barrett（1994） 在第三国市场模型基础上，假设环境损害是局部的，第三国政府不能影响两个生产国的环境标准以及所有政府行为与GATT保持一致； 同时，进一步假设两国政府和企业进行完全信息的两阶段博弈： 第一阶段，两国政府首先根据净收益最大化原则选择环境标准； 第二阶段，在给定各自环境标准下，双方企业在第三国市场进行产量或价格竞争，并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确定产量和减排水平。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模型设定不同，Barrett（1994） 在成本函数中增加了减排成本，而且其受产出水平和环境标准共同影响。此外，Barrett（1994） 还提出了环境最优排放标准（environmental optimal emission standard,EOS） 和战略最优排放标准（strategically optimal emission standard,SOS）。其中，EOS是社会福利最优的环境标准，即边际减排成本等于边际环境损害； 而SOS为在排放标准内生决定且产出水平是排放标准函数的情况下，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排放标准。在分别讨论了产量竞争下单边战略性环境政策和双边战略性环境政策、价格竞争下战略性环境政策内容后，Barrett（1994） 得到的结论为： 当产业内国际竞争为产量竞争时，本国政府将有动机制定较弱的环境标准，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并实现利润转移； 但在价格竞争下，政府将有动机采取更为严格的环境标准，即减排的边际成本大于污染排放的边际损害。
一般而言，战略性环境政策主要是以较为宽松的环境政策给予企业一种“隐形补贴”（implicit subsidy） ,使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而且该种补贴并不受GATT/WTO等规则限制。此外，Rauscher（1994） 提出了“生态倾销”（ecological dumping） ,并对其三种定义给予了解释；Conrad（1993） 则考察了其他形式的补贴行为，包括对减排活动进行补贴、污染投入补贴等。至此，可以发现战略性环境政策所研究的内容及目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一致，即一国政府如何通过实施战略政策工具实现利润转移，不同的是战略性环境政策在考虑GATT/WTO等规则限制的条件下将研究焦点转移到环境政策选择。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研究通过放松假设条件实现进一步拓展相同（ 荆林波、袁平红，2012） ,战略性环境政策也随着现实经济发展特征的变化以及研究方法的改进等在模型设定、研究问题等方面进行了重要的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