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环境政策研究理论与新进展(2)

　　三、战略性环境政策研究新进展
　　
　　从20世纪90年代提出至今，战略性环境政策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国外学者，国内学者在2000年以后才逐渐关注到该领域且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李昭华和刘海云（2004）、董伟和何欢浪（2009） 先后对战略性环境政策研究进展给予述评，两者虽在文献综述线索上有所不同，但在扩展内容上仍有一定交叉。为此，我们将述评重点放在上述两个研究中均未涉及的扩展内容。
　　
　　（ 一） 对模型基本假设的完善
　　
　　1.内生市场结构和产品差异化
　　
　　包括Barrett（1994） 在内的早期战略性环境政策研究均假设各国内企业数量固定，即为外生市场结构。Katsoulacos & Xepapadeas（1995） 较早放宽了该假设而选择了内生市场结构假设，企业在给定污染排放税下选择是否进入市场，而且政府可通过征收一次性市场进入费用来减少企业数目，据此他们得到了最优排放税率会超过污染边际外部损害的结论。在内生市场结构假设下，企业数目主要由零利润进行调节。同样地，Haupt（2000）、Bayindir - Upmann（2003） 和Fujiwara（2009） 也都假设市场内企业数量内生决定。三者的区别在于，Haupt（2000） 假设模型中企业是连续的，而Fujiwara（2009） 认为企业数目在长期均衡中是内生的，Bayindir - Upmann（2003） 则假设了市场进入的非对称性，即本国企业市场进入和退出受到限制，而外国企业可自由进出市场。
　　
　　此外，早期研究中认为双方企业仅生产一种同质产品的假设也得到了扩展。Bárcena- Ruiz & Garzón（2013） 假设每个企业生产两种可能为替代或互补关系的产品，放弃了仅生产一种产品的假设；Fujiwara（2009）、Hattori（2010） 等均考虑了产品差异化因素，从而放宽了生产同质产品的假设。
　　
　　2.异质性假设
　　
　　现有大部分战略性环境政策研究都基于对称情形假设，即假定双方国家、企业、消费者均是同质的。那么，能否将国际贸易研究中的异质性假设应用于战略性环境政策研究？相关研究给予了肯定的回答。首先，Bayindir - Upmann（1998） 较早地将异质性企业思想引入到战略性环境政策研究中。其次，Sugeta & Matsumoto（2005） 延伸了企业间拥有相同技术的假设，提出在异质性技术下，环境税政策会更加不利于相对低效的企业，使其降低生产和排放水平。再次，消费者偏好的异质性也被关注，Toshimitsu（2008） 将拥有异质性消费偏好的消费者分为三类： 购买污染产品、购买清洁产品和不购买任何产品。最后，Hattori & Kitamura（2013） 和Nkuiya（2013） 讨论了异质性国家对于最优环境政策选择的影响。不同的是，Hattori & Kitamura（2013） 以各国环境损害程度的不同来区别国家间异质性，而Nkuiya（2013） 是将参与博弈的国家分为两组，但每一组内的国家具有同质性，不同国家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国内企业数量。
　　
　　3.博弈时序
　　
　　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同，战略性环境政策同样存在博弈时序可调整的扩展方向。一方面，与传统政府政策制定先于企业决策的假设不同，部分学者假设企业行为先于政策行为。例如，Conrad（2001） 较早关注到博弈时序调整问题，其假设在政府引入环境税政策前，企业首先承诺将根据排放税进行减排努力，并最终得到最优税率等于庇古税的结论，即不存在生态倾销。另一方面，则是放弃了两国政府同时进行决策的假设，考察不同政府将先后进行环境政策决策，即提出了环境政策制定的斯塔科尔伯格模型。Bárcena - Ruiz（2006） 分析了环境税收政策制定者的先行者优势，认为政府选择成为政策制定领导者还是跟随者依赖于环境污染对贸易伙伴溢出的程度。
　　
　　4.跨期动态博弈
　　
　　在传统的战略性环境政策研究中模型较多建立在静态博弈基础上，对于动态博弈的讨论并不多见。相对于静态博弈，跨期动态博弈能够更好地刻画不同博弈方对于竞争对手行为的战略反应。为此，Feess & Muehlheusser（2002） 建立了两时期六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第一个时期内，政府将首先制定污染排放税，然后企业以成本最小化决定要素比，最后各企业在第三国市场进行产量竞争； 在第二个时期，政府和企业将重复上一时期的行为。Yanase（2009） 则引入了全球累积污染，建立了环境政策的动态博弈模型。除累积污染外，还有另一种累积形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跨期知识积累。Ziesemer & Michaelis（2011）也建立了两个时期六阶段博弈，在引入企业R&D决策和跨期知识积累基础上，讨论了由此产生的跨期效应对环境政策选择的影响，认为与仅有一个时期博弈相比，知识积累的跨期效应会给予政策制定者制定较高污染排放税率的动机。
　　
　　（ 二） 对政策工具选择的扩展
　　
　　1.贸易自由化政策
　　
　　由于现实中完全自由贸易并非常态，使得贸易自由化仍是政策工具扩展研究的内容之一，而贸易自由化主要是指双边或多边关税下降，且主要关注贸易自由化对各国福利和环境标准选择的影响。在国家福利 影响方 面，Burguet & Sempere（2003） 和Fujiwara（2010） 分别在环境政策工具为污染排放税和污染损害系数充分大的条件下，认为贸易自由化能够增加国家福利；Baksi（2009） 则得到当污染为跨界且关税率充分小时，关税下降会降低本国福利的结论；Nkuiya（2013） 在对称国家情形下得到一个关税门槛，认为当关税低于（ 高于） 此门槛值时，关税下降将降低（ 增加） 各国福利。
　　
　　2.政府补贴政策
　　
　　除环境补贴外，不同学者还考察了其他补贴政策对最优环境政策选择的影响。Con-rad（1993） 较早地关注到了对减排活动进行补贴，认为该补贴可视为间接的出口补贴且符合GATT规则； 同时，污染投入补贴也被纳入到分析框架中，该补贴主要针对污染排放税，能够降低企业污染排放成本。上述两种补贴形式均在后续的研究中得到应用与扩展。Greaker & Rosendahl（2008） 假设减排设备的边际成本是由环境R&D决定，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环境R&D补贴增加将导致减排设备价格下降，但在一般情形下此效应并不确定，而且R&D补贴所产生利润转移的战略效应较小。此外，还有学者引入了一次性补贴等其他政策工具，认为一次性补贴将不会出现“向底线竞赛”（race to the bottom） 的环境政策，并可能成为吸引外商投资更为有效的政策工具（Rauscher,1995）。
　　
　　3.国际环境协议
　　
　　Kennedy（1994） 较早地对非合作和合作博弈的战略最优排放税进行分析。Kox &Van der Tak（1996） 考察的局部污染下的国际环境协议是对环境政策合作的进一步延伸，他们认为进口国和出口国均可通过国际环境协议提高各自收益，这也为环境协议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支持。Barrett（1997） 进一步指出，相对于单边政策，国际环境协议下各国会通过加强污染减排标准以增加总体产业利润，最终将存在全部签约或全部不签约两种均衡，且将蒙特利尔协议（Montreal Protocol） 的成功经验作为有利的现实支撑。其他研究还包括，从环境税收外部性和脱离合作动机（Bayindir - Upmann,1998）、自愿环境协议中的先行动机（Conrad,2001）、全球污染目标和排放交易项目（Nannerup,2001）、共同市场和非对称信息（Péchoux & Pouyet,2002）、企业决策类型（Bárcena - Ruiz & Garzón,2013）、环境创新动机（Hattori,2013） 等。
　　
　　4.排放权交易
　　
　　允许排放权交易是政府环境政策工具的另一重要选择。有关排放权交易的研究可以主要分为国家排放权交易和国际排放权交易两部分。Nannerup（2001） 的研究仅涉及国家排放权交易项目，认为包括所有本国生产企业在内的单一国家排放权交易项目并不能提供相等价的战略性政策设计。Lapan & Sikdar（2011）、Antoniou et al.（2014） 则将研究视角转移到国际排放权交易，分别从自给自足与自由贸易情形对比、对许可进行补贴或征税、可交易与不可交易对比等方面延伸了国际排放权交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