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与经济影响(3)

　　关于排污费的文献大多肯定了排污费政策对激励企业减少污染排放的积极作用，与总量控制政策相比，排污费政策能够促进企业增加治污投资，采用更加先进、清洁的生产技术。但是这些效果仍然有赖于排污费征收的力度，并且由于该政策与总量控制政策分别由不同部门管理①，两种政策的执行往往缺乏协调，如何让两种政策发挥更好的协同效应，也有待于未来的进一步研究。
　　
　　四、奥运环保政策
　　
　　2007年，为实现绿色奥运，北京市和周边的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和山东五省（ 自治区、直辖市） 在扬尘、机动车、工业和燃煤污染方面都采取了控制措施。奥运会期间，北京市政府又采取了机动车限行、减少有机废气排放、燃煤设施污染减排、停止施工工地的污染工序、重点企业限排等措施。通过六省市区合作，确保了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空气质量良好。在奥运会结束后，北京的机动车限行政策继续实行。自2013年开始，相继有济南、天津为应对重污染天气，也开始实行机动车限行。
　　
　　2014年APEC会议期间，为保证北京空气质量达到良好水平，重新采取了“奥运会模式”治理空气污染，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和山东六地又实行了与奥运会期间类似的道路限行、污染企业停工等措施。
　　
　　尽管通过六省联动共同治理，北京在奥运会及APEC会议期间迎来了蓝天，但是不少学者指出了这种蓝天短暂易逝。陈玉宇等（Chen et al.,2013） 通过2000 ~ 2009年官方公布的空气污染指数，发现这些措施改善了北京在奥运会期间及之后一小段时间内的空气质量，但是到2009年10月后，这一效应消失了。表明严厉的政策干预确实可以改善环境质量，但其效果取决于干预政策维持的时间。王书肖等（Wang et al.,2014） 也发现在特殊排放控制措施下，奥运会期间北京的污染物浓度下降，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但奥运会结束后，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大幅提高，这种运动式的治理模式效果难以持续。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六省联动的方式对控制空气污染有其积极意义。吴璟等（Wuet al.,2014） 指出各地区联合控制空气污染的成本要大大低于各地区单独进行控制的成本。各地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降低减排边际成本较小的污染物排放量。因而，数省联合治理空气污染，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达到大范围改善空气质量的目标（Wang et al.,2014）。
　　
　　现有文献对于机动车限行政策的评价都偏负面。林辛西娅等（Lin et al.,2011） 基于北京、天津等城市的数据，发现车辆限行政策并未明显改善空气质量，限行政策的效果主要是降低了空气污染物浓度的极大值。曹静等（2014） 考察了北京在2008年限行政策对空气质量指标的影响，发现该政策对空气质量影响甚微。孙聪等（Sun et al.,2014） 发现北京实行的限行政策改善了交通状况，但因车速提高，单位车辆排放的气体污染物更多，从而有可能导致机动车的总排放量增加，使空气质量更差。
　　
　　由此可见，虽然这种运动式环境治理模式可以在短期内改善环境质量，但是改善效果往往随着政策的结束而终结。而机动车限行政策对降低空气污染物排放的作用也不佳。要治理污染，还需多省协调、联合治理，采取更为持久、有效的治理措施。
　　
　　五、结论及研究展望
　　
　　综合以上文献，从治污效果方面看，第一，环境立法在控制污染方面是否有效依赖于执法力度的大小，而良好的法律环境也有助于打破环境污染方面的政企合谋。第二，“十一五”期间实行的污染物总量控制政策虽然减少了污染物排放，但仍面临依赖行政手段的问题。第三，多数学者认为排污费政策对促进污染减排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排污费的征收力度在不同所有权企业、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第四，为保证北京特殊时期空气质量良好的多省联动治污政策，效果短暂，不过这种方式仍值得借鉴； 而奥运会之后北京实行的机动车限行政策并没有起到降低空气污染物浓度的作用。
　　
　　在环境规制政策的经济影响方面，学界主要从技术进步、对外贸易、FDI选址、污染产值转移等角度展开。现有研究一方面认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鼓励企业采用更先进的生产技术，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率； 另一方面认为环境规制可能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影响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降低企业的出口量。同时由于我国环境规制的严格程度存在明显差异，高污染企业大多新建在规制较松的地区，FDI也更倾向于流入这些地区。
　　
　　根据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未来值得重点关注的研究方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环境政策的有效性有赖于执行的严格程度，因而探讨如何建立长效的环境政策执行监督机制格外重要。其次，地方环境政策的差异性可能导致高污染行业从规制严格的地区向规制较弱的地区转移，但还没有文献分析这种转移对社会总福利的影响。第三，现有文献对环境立法、总量控制以及排污费等不同环境政策的效果分别进行了研究，但是这些政策是否可以协调，以求在发挥更好治污效果的同时产生更少的负面影响，仍需进行更为系统的政策评估。最后，环境规制政策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大国实施，必然又与中央-地方治理、跨地区劳动力流动、税费等其它重要改革交织在一起，这些都是今后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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