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下城乡收入问题探究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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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人口红利对城乡收入的作用探析  
【第一章】人口红利下城乡收入问题探究绪论 
【第二章】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定方法及人口红利影响 
【第三章】人口红利期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第四章】人口红利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结论/参考文献】基于人口红利的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人口结构经历了两次变化。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由高婴儿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人口结构向高婴儿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人口结构转变；第二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发现人口的快速增长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使我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自此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结构由高婴儿出生率、低死亡率、高人口自然增长率完成了向低婴儿出生率、低死亡率、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使我国在改革开放后，享受到了来自“人口红利”巨大的经济效应。“人口红利”这一概念在David Bloom和Andrew Mason在1998年被提出之后就被大量学者进行研究。根据瑞典1957年人口生命表中对人口红利期的规定，以14岁及以下作为少儿人口、65岁及以上作为老年人口。在人口结构中，当人口总抚养比小于50%的时候，该地区就进入人口红利期。我国自1993年进入人口红利期以来，经济依旧维持着高速发展，国民总收入从1993年35260.0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516282.1亿元。在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提出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在2020年之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当前的情况下，主要的问题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去缩小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是随着人口红利不断的促进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却没有因为人口红利的作用得以缩小。从城乡收入差距绝对数来看，城镇人均收入与农村人均收入之差由1993年的1655.8元增长到2012年的16648.14元。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城乡共享人口红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已迫在眉睫。

　　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中，指出我国是个典型的二元经济体。那么在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同时是否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化也起着作用。我们应该如何根据我们的现实国情，在人口红利期去尽可能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维持收入分配的公平。让理论与现实结合，去解决我国现有的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从David E.Bloom,Jeffrey G.Williamson（1998）首次提出“demographicdividend”（人口红利）后，国内外学者对人口红利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成果不断涌现[1].从人口红利的含义和本质来看，目前大致被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是机会论，于学军（2003）指出在人口结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会使得人口结构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形状，即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所占总人口比例较低，而适龄劳动人口比重较高。在这种人口结构下，使得适龄劳动力供给充足，适龄劳动力需要承担的家庭抚养负担较轻，储蓄率升高，能够很好促进经济增长。这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时期被称为“人口红利”[2].第二种是期限论，陈友华（2005）指出当总抚养比高出某一限定数值时，该人口结构才处在人口红利期。即人口抚养比处于高低两个阀值之间的一段时期[3].第三种是源泉论，马瀛通（2007）指出，人口红利是指在一定的科技水平上，基于对平均寿命的预期，通过努力使人口和经济社会一并发展，达到由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较高的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会导致劳动力数量的扩大和社会储蓄量的增加[4].

　　人口红利期内，我国的经济水平持续快速发展，关于人口红利期的期限确定也不尽相同。其中可以分为两派，其中一派为乐观派，另一派为悲观派。蔡昉（2010）认为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应该是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其中，非劳动年龄人口包括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少儿人口年龄段是14岁及以下，老年人口年龄段是65岁及以上。并且在2013年左右人口红利就会就会因为人口抚养比的降低而消失[5].周婷玉（2010）作为一个乐观的观察者，对我国人口红利在近几年将消失的说法提出相反的看法。认为人口红利期内，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之后，人口红利将会直至2030年左右结束[6].作为对该观点的反驳，蔡昉（2011）从人口红利的本质出发，认为在人口抚养比逐渐下降的过程中，会带来经济增长，并且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的要素条件。但是自2010年以后，资本报酬递减作用会越来越明显，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不能再对资本报酬递减作用加以抑制。并且伴随着资本积累越来越快，经济增长会更依赖投资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人口红利会消失的越来越迅速[7].

　　关于人口红利如何去拉动经济增长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其中有以下三种途径。

　　第一种是创富效应，即源自劳动力充裕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就人口红利的背景下，沈君丽（2005）通过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环境变化的分析，指出只有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才能兑现我国的人口红利[8].蔡昉（2004）指出如果不能实现充分就业，那么就不能顺利实现人口红利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由于人口红利期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是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不能实现充分就业、优化配置，就业压力将会充斥整个社会，人口红利得不到实现，并且经济也不会得到进一步增长[9].王文军（2007）认为，人口红利期农村中存在的剩余劳动力由于素质不高，技能能力的欠缺会导致他们达不到工作的需求，不能做到充分就业，这些剩余劳动力资源也将不能充分被利用[10].Knight（2011）利用数据估算得出到2020年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工将占城市就业人数的约2/3,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将比2005年约少1/3[11].刘元春和孙立（2009）指出人口红利窗口开启促进经济增长只是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在这段期间应该采取优先实现充分就业的战略，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等等[12].朱恒金和马轶群（2012）指出随着时间推移劳动力转移对提升经济增长协调性和降低经济增长持续性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而对增强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的作用会越来越小.刘三林、吴华维和彭穗生（2013）利用广东1987-2010年的数据得出劳动年龄人口比率对人均收入的弹性为5.2468,人口红利在此阶段对经济增长起到极大的正向作用[14].

　　第二种观点是积累效应，即社会保障支出变少，生产性消费支出变多。ZhengWei, Rui Hao（2010）通过包含年龄结构动态以扩展增长方程并将其应用于中国1989-2004 年期间的省际数据，发现人口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出生率下降对儿童抚养比降低的贡献，帮助促进了198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15].蔡昉（2010）指出如果建立起一个具有积累功能，而不是主要依靠家庭养老功能或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可以利用劳动者的养老期望从而储蓄动机，以及资本市场的增值来保持高储蓄率[16].王必好（2013）运用空间计量技术得出结论，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通过城乡居民消费传导，有利于经济增长[17].石火培和倪晓真（2013）指出扬州市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而进入不同的人口红利阶段，当前正处于低抚养比的人口红利期。这说明扬州市人口仍然能给经济发展带来正能量，并通过消费、储蓄等形成传导机制[18].

　　第三种观点是投资效应，即高储蓄率导致的投资增加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Louis Kuijs（2005）用每年固定资产形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得出，改革开放24年人口红利期的储蓄率始终在 30% 以上[19].Loayza（2000）运用面板分析得出两个结论：少儿抚养比上升会减少储蓄率，少儿抚养比上升3%,储蓄率将会下降1%;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也会减少储蓄率，老年抚养比上升15%,储蓄率将会下降2%[20].Mason和Kinugasa（2008）还认为，寿命和退休期的延长以及家庭支持体系的衰落都使得工作年龄的人有强烈的储蓄动机，从而资本-产出比提高，资本深化导致劳动的人均产出增加[21].王婷和吕昭河（2012）指出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还处于上升趋势下，需要通过增强居民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等来挖掘和增加人口红利，作为劳动力比重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更应如此[22].刘亮和陈正伟（2010）也认为较高的储蓄率积累作为投资的重要来源对重庆的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23].王金营和杨磊（2010）构建一个储蓄、国民总收入、总负担比、少儿负担比和老年负担比的回归模型，该模型指出适龄劳动人口的比例上升，劳动人口负担压力的下降将会使储蓄水平提高，并且随着资本积累的加速带动我国的经济增长[24].

　　在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通过以上不同的途径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不断增长，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却也造成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基于不同的测算方法，得出的结论都是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城乡收入差距都是在不断扩大。周世军（2011）根据城乡收入居民比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从1986年开始，基本上是处于不断扩大的过程，从2002年突破了3:1,至2008年达到最大值3.33:1[25].段景辉（2010）采用2004年的微观数据，采用分布函数的方法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基尼系数、农村基尼系数和城乡混合基尼系数进行了测算，研究表明2004年城乡混合基尼系数高于城市内部基尼系数和农村内部基尼系数，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已成为不争的事实[26].程莉（2013）根据泰尔指数的构建，发现自1978年以来，泰尔指数从0.091上升到2011年的0.137,并且在此过程中，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大致显现出了五个阶段。但是总体上仍然是在波动中逐渐扩大的趋势，并且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绝对差距依然很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项任重道远的任务[27].

　　那么在人口红利期是否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是通过何种途径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各种途径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度各为多少，只有极少的文献进行分析和研究。纵观关于人口红利的文献资料，关于人口红利现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人口红利的本质和具体含义是什么。②人口红利期限的确定。③人口红利究竟是通过何种途径来促进经济增长。④人口红利贡献率如何测定。根据国内外对相关主题的研究不足和目前的趋势，本文从人口红利期的特征是通过何种途径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分别从理论途径和定量分析进行研究。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全文分为五个部分，框架和各部分研究内容如下：

　　（1）绪论。依据我国人口红利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指出文章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整理国内外关于人口红利的相关文献，依据学术界对人口红利的研究进展，进而得出本文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思路。

　　（2）相关概念、理论和人口红利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途径。通过简单介绍人口红利的相关概念、人口红利理论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并且依据人口红利期最显着的两个特征：高劳动参与率和低抚养率，构建起人口红利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

　　（3）我国人口红利期的判定、特征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依据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对我国人口红利期进行判定。分析我国人口红利期的起始时间和我国人口红利期的显着特征，根据城乡居民收入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和基尼系数分别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进行描述和解释。

　　（4）人口红利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作用的实证检验。通过对我国人口红利期的判定，收集在此期间相关人口红利的数据。根据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途径和EVIEWS软件，构建出VECM模型，对人口红利如何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来进行实证检验。

　　（5）结论与政策建议。根据前面四个部分得到的结论先进行总结，并且将第二部分中理论分析途径和第四部分实证结果相结合提出相应的建议措施，如何在我国人口红利时期，去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得出政策结论。

　　本文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1）在论文方向选择上采用文献研究法。根据研究目的：在人口红利期，如何去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合理的去处理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促进我国经济的和谐发展。通过对相关文献综述的整理，系统、全面的认识需要研究的问题，构建合理的思路对研究的问题进行分析。

　　（2）在分析方法上采用定性与定量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根据定性分析去理清人口红利通过哪些途径来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根据定量分析来分析，利用计量软件去计算出人口红利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两种方法的有效结合，有助于将所研究对象的性质、数量、效率更清晰的展现出来。

　　1.4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本文基于人口红利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进行了理论的分析论证和相关数据的实证，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

　　（1）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进行了测度和描述，并对人口红利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途径进行了理论分析，充实相关人口红利理论。能够从现有的人口红利理论，以人口红利时期最显着两个特征：高劳动率和低抚养比，从这两个特征出发，从理论分析出人口红利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途径。

　　（2）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以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运用计量软件分析了人口红利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证明了理论假设和实证结果相吻合。根据现有实证结果为基础，得出相应结论。并且在人口红利期，对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政策建议提供了支持。

　　本文的不足之处有：

　　（1）人口红利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是根据人口红利期最显着的两个特征来进行分析和研究。在这段时期内，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有很多，由于本人能力有限，并且又是相关理论的创新，可能会忽略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其他重要因素。

　　（2）在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分析中，人力资本投资指的是健康方面的投资、教育方面的投资和人力迁移方面的投资，但是关于人力迁移投资的数据难以得到，并且相对比于前两项相对占人力资本投资中处于较小的部分，故只能忽略；关于实证部分中有关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中由于城乡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难以得到数据并且去量化，所以可能会导致分析得出的结论有失偏颇，不能完整的反映出就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的真实现象。

　　人口红利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具有现实和政策指导意义，研究这项课题不仅需要深厚的经济学功底以及对政府关于城乡二元经济现状和改变城乡收入差距政策方向的准确把握。由于本人学识浅薄，能力有限，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尚在初级阶段，希望能在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