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新风险与新挑战
过去十几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GDP增长率居世界前列。虽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无论是资本积累，还是技术进步、结构变化，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如在经济转型中由于改革红利的释放为我们带来了后发优势，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发展竞争加速了追赶进程，但是，也应看到，经济高速发展中潜在的风险。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多种经济增长模式和南北方较大差距的增长速度同时共存，超大体量的GDP规模必将为我们的后续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正是受益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特色，我国的经济增速比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高。同时，也是由于发展不平衡，我国在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更多，问题更复杂。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虽然产生了许多新的增长动力，但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风险与新的挑战。
（一） 新风险
1.大规模刺激政策留下的后遗症（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2015）。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原来所采取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都已停止。企业融资也不再像以往那样容易，原有的许多项目不能继续获得融资支持，资金链断裂，逐渐成为烂尾工程。一些企业在经营中因资金周转不灵，甚至走向破产倒闭，大批工人失业增加了社会就业压力。银行的逾期贷款增加，贷款不良率上升。过去由于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造成了一些地区房价长期居高不下，如今在新常态下面临着暴跌风险。像钢铁和水泥等行业以往因过度投资造成产能过剩，现在面临着严重的亏损风险。这样一来，实体经济中的一些无效益或低效益的企业将被淘汰出局，从而引发较大的金融风险，而地方政府因负债过高，也将面临债务违约风险。
2.外部国际经济环境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主要表现为全球流动性泛滥、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和金融市场动荡。这些都直接给我国的商品出口带来巨大压力。我国出口增幅明显放缓，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消失，甚至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截至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都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好转迹象。而美联储在2014年又停止了资产购买计划，并在2015年开始进入加息期。日本、欧元区也都在继续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市场货币供应量，导致世界主要货币汇率出现大幅波动，大量的资金非常规流动，这些都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3.我国面临产业空心化的新风险。近几年，我国三大产业发展不均衡，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总体规模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成为新增就业岗位的重要支撑。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看，当第三产业规模超过第二产业后，国家经济将面临产业空心化的风险 （马宇，2015）。这是由于生产成本的提高，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企业大量向国外迁移，本国制造业规模大幅缩小，就业人数迅速减少。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第三产业规模超过第二产业规模的阶段，急需采取有效措施来避免发生产业空心化的风险。而我国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现状也加剧了产业空心化的风险。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阶段，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一些开支出现大幅增加，而劳动力却严重短缺。一方面，给经济增速带来下降压力；另一方面，也给政府财政支出带来巨大压力，如果严重还将导致出现政府债务危机。在我国经济还不发达而人口老龄化严重的现状下，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和挑战。
4.面临发展动力转换的新风险。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转换过程中面临发生断档和失败的风险，一旦发生，必将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目前我国依靠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转换，以创新为驱动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还不完善，一直依赖投资和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向以消费为主的动力转换。旧的支柱产业进入了衰退期，虽然新生的战略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其主导性和对经济增长的牵引力不足。以往一直依赖的经济增长点正在放缓，而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没有形成规模。如果在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过程中出现发展动力不足或者断档，我国的经济发展就会出现严重失速的风险 （郑嘉伟，2015）。
5.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的风险。在过去赶超发展的经济形势下，各级政府都发挥了重要的主导和推动作用，建立了以投资为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辅之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二者相互作用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迅速赶超。虽然在很早，我国就认识到了这套发展体制的问题，着手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经济发展大幅依赖投资和进出口的情况更加突出。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发展方式就必须向创新转换。发挥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正确行使政府对市场的调节和监管职能。由于经济发展方式转换过程中增长动力差异较大，可能会由此加剧整个宏观经济的波动，使经济发展中出现断层，从而拖慢发展速度，未来几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二） 新挑战
1.发生财政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增加。进入新常态后，金融风险将会进一步凸显。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因为社会需求量大，各类资产价值处于上涨期，一些隐藏的矛盾和风险很容易被高速发展掩盖。但在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速放缓，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面临调整，过去的风险化解机制和手段调整不及时，会使被高速发展掩盖的矛盾和风险暴发出来。如过去盈利的制造业企业，由于成本上升和社会需求不足，将出现经营性亏损；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也可能因为市场的饱和和需求量减少而破灭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如果调控及时得当，把风险控制在较小范围，可以通过时间来消化化解；但如果调控不当，就可能引发系统风险，对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冲击。
2.提前进入增长性衰退的风险增加。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增长动力不足，境外媒体和一些学者关于是否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声音有所增多。但与东南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相比，我国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在进入经济增速转换期后，我国财政和金融风险可控，工业化水平较高，出口产品种类较多，内需市场潜力巨大。所以出现追赶中断的可能性较低。但是，我们亟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避免进入“增长性衰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处在逐步完善中，改革进入攻坚期所面临的阻力和难度更大。在经济发展方式向创新驱动转变过程中如果原有增长动力减弱过快而新增长动力发挥不了支撑作用，经济增长就有可能会进入增长性衰退的阶段。
3.平衡宏观经济的难度增加。随着经济的增长速度、结构和动力的转变，宏观经济运行与过去相比呈现不同特点，如果不能有效调控宏观经济目标间平衡，将直接阻断经济持续增长。首先，平衡经济增长和物价之间的难度加大。在经济高增速时期，需求对增长的拉动效果明显。受需求增长影响，加工贸易产业能够承受物价上涨的压力。增长的投资虽然使物价上涨，但其衍生的生产能力能够抵消物价上涨压力。过去的十年间，我国经济发展呈现高增长和低通胀状态。但是，在进入新常态后，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消费为主，物价上涨的压力也随之加大。其次，平衡收入和投资的难度增加。在高增速时期，通过引导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大幅提高劳动效率，收入增速较快。过去十年，农民人均收入大幅提高，进入新常态后，农民人均收入增速将减慢。而由于劳动力成本增加，使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减少，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速。再次，继续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难度增加。由于技术壁垒的存在和发展差距的缩小，从国际上获取先进技术的难度增加。尤其在产业升级后，因为与发达国家产品直接竞争，在居民收入提高，社会保障逐步健全，对生态保护更加严格等条件的影响下，会大幅提高生产成本，降低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最后，社会持续稳定的难度增加。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历史，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经济发展、社会和政治矛盾都将出现。因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民众的诉求会由解决温饱问题向提高社会公平和正义转变，参政议政意识不断增强。贫富差距、生态稳定、吏治腐败和食品安全等问题，都可能引起社会矛盾加剧，影响社会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