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中国宏观经济总体特征的相关研究述评
第一节：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模式方面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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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成功转型方面的文献
许成钢(2009)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经济的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个基本事实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极其辉煌，中国这样大规模的长期快速经济增长在人类历史上实际上是第一次出现;第二个基本事实是中国的制度要差于世界平均水平，或者说中国的制度很差。制度是最近十几年里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问题，经济学里有大量的跨国研究表明，经济制度的质量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然而当我们简单地把这两个方面拼在一起，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制度的质量，那为什么用这个标准方法来度量中国的制度，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差的经济制度导致一个特别好的结果呢，这就是国际上所谓的“中国之谜”。所谓的“中国之谜”，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快，谜在科学里面的意思是不能被解释的;另外一个叫做“中国奇迹”，奇迹的意思就是不可重复。
中国实际上有一些自己的制度，这些制度实际上解决了经济发展所需要解决的大量问题，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应该从大历史的视角来探寻中国曾经的辉煌、近代的衰落以及目前的崛起，中国的经济制度里面的重要特点和中国的历史直接相关。从基本经济学原理出发讨论任何问题，基本入手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激励机制问题，第二是协调问题。理解中国之谜的关键就是中国的制度不但提供了激励机制，而且解决了协调问题。
制度安排显然是重要的，因为任何投资都需要在一定的激励下发生，如果经济参与人感觉到投资的收益存在被剥夺的威胁，投资的热情就会下降，甚至消失。Easterly(2005)指出，增长需要提供“合适的激励”才会发生，因为人们确实对激励做出反应。而影响这一激励的任何因素都会最终影响经济增长。制度塑造着一个社会的激励，是一国经济绩效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决定因素(林毅夫、苏剑，2007)。根据这一观点，中国的高速增长的背后一定有与之相对应的强大激励和提供这些激励的制度安排。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提供这些激励的制度与西方世界标准的范式会很不相同，会具有很多“本土特色，，。为了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我们必须寻找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支持增长的制度安排(周黎安，2008)。
Rodrik(2009)认为，经济改革需要的是一种战略性的、分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的方法，而不是开列无所不包的、细目清单式的方法，对经济增长的“硬约束”作出准确诊断并集中力量加以解决是十分重要的;需要进行试验和政策创新;以注重实效且常常是非正统的办法克服政治约束和次优解决方案带来的问题;对于那种普适性、“最优做法”式的改革药方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重视保留和运用政策手段，调整国内经济结构，促进多元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成功政策都是因地制宜的，在好的制度功能及其形式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姚洋(2008)利用地方分权、泛利性政府以及意识形态的务实主义态度如何相互作用并导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分权为地区试验提供了制度基础;泛利性政府确保产生最大社会收益的试验能被推广;而务实主义则通过引发不断的意识形态转变使改革得以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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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方面的文献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己经保持了强劲增长。GDP增长率在1979一2008年间平均为9.8%，其中，在刚刚过去的2006一2007年，增长率更是接近12%(王小鲁、樊纲、刘鹏，2009)。但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呈现出粗放增长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增长由大量资本、能源和原材料以及劳动力推动，而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近年来经济增长还表现出越来越严重地依赖出口拉动的特点，其结果是形成了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而这在资本项目同样顺差的情况下累计形成了高额的外汇储备，造成了我国长期的储蓄投资失衡。
这种增长方式因此某些国外学者描述为“不可持续的增长”(K淦ugman， 1994;Young，2000)。
一
、储蓄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综述
国民储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高储蓄是解释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二战后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也被认为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穆怀朋(1993)证实了在世界范围内储蓄和经济增长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相关关系。与美国经济低消费、高负债、高消费、高贸易逆差的特征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经济以高储蓄维持了大量投资，以大量的净出口弥补了低消费造成的内需不足，又以大量贸易盈余带来的充裕外汇储备支持了美国的外部融资。中美这种独特的方式在过去若干年实现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互补，然而起源于2007年美国次债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彻底打破了这种平衡。
王爱俭、张惠(1997)认为在巨额储蓄增长的同时也制约着经济的良性循环。如果不考虑意愿投资增长的可能性，只是一味地追求高储蓄增长，国民经济也可能会如凯恩斯模型中所推论的那样，走向经济衰退。巴曙松(1998)认为，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仅依靠较低水平的储蓄率，却维持和改进着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支持着美国的经济增长，这被称为所谓的“美国之谜”。
究其原因就在于美国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储蓄使用效率较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也较高，因此即便是较低的储蓄率也能够支持经济增长。高储蓄率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储蓄能否以较低的成本，顺利实现向投资的转化，关键还是取决于储蓄向投资方式的选择。陈利平(2001)则肯定了较高储蓄率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如果较高的储蓄率能顺利转化为投资率，则高储蓄率有利于资本积累，有利于经济发展。反之，如果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差额不能为净出口所抵消，则市场不能迅速出清，通货紧缩出现。由于我国储蓄和投资并没有同步上升，因此较高的储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李扬、殷剑峰(2005)从劳动力转移的角度研究了中国转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持续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产生的基础。只要劳动力转移过程得以继续，那么，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现象就将长期持续，而由劳动力转移、高储蓄、高投资共同推动的内生式经济增长就不会停止。刘金全、郭整风(2002)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在我国现阶段不存在储蓄率对于经济增长的显着正向影响，但存在实际GDP水平具有影响储蓄增量的能力。他们认为，较高的收入增长是储蓄提高的主要原因，而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平稳导致了储蓄率对实际GDP增长率的正向影响减弱。陈利平(2005)在一个引人消费攀比的离散时间内生增长模型中，讨论了增长与储蓄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在引入理性消费攀比后，不仅高储蓄可以导致高增长，高增长也可以导致高储蓄，其原因是攀比效应同时提高了现在消费和未来消费的边际效应，当公众提高当期消费时，会导致未来消费低于其它个体，从而造成个体未来效用的较大损失，这从理论上支持了增长导致储蓄的观点，也为近年来中国消费需求不旺、储蓄率偏高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
王小鲁、樊纲和刘鹏(2009)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的转变，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率呈上升趋势，最近10年约在3.6%左右。TFP的来源在发生变化，外源性效率提高的因素在下降，技术进步和内源性效率改善的因素在上升。在要素投入方面，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提高正在替代劳动力数量简单扩张的作用，行政管理成本的膨胀和消费率的持续下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两个内在因素。
二
、投资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综述
投资对宏观经济的作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短期的需求效应，即投资是总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投资增长能够直接拉动总需求的增长，从而带动总产出水平的增长;二是长期的供给效应，即从供给方面来说，投资可以形成新的后续生产能力，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因此，没有投资就不可能有产出，没有投资的增长，经济就不可能保持一定的增长。 Young(1994)认为投资率持续上升引起的资本深化是推动东亚经济区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过度依赖资本深化的高速增长不具有持续的动态改进机制，而后发生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也证明了这一点。李治国、唐国兴(2003)对中国资本形成路径的分析表明，前期增量改革推动的配置效率改进使资本产出效率在1994年之前持续下降，而近年来的资本形成过快是由于经济增长越来越倚重资本深化，必须通过全方位结构调整加快转型进程。汪同三、蔡跃洲(2006)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关年度数据对收入分配对资本积累及投资结构的影响表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差距的扩大都将导致投资结构中重工业相对比重的加大和相对增长速度的提高，从而引致投资结构重化的倾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则会促使轻工业投资比重和相对增长速度的提高，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对投资结构的影响不太显着;投资结构重化的倾向主要是由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引起的。
孙天琦(2008)基于资产负债表角度对我国融资格局的分析发现，储蓄资本化，一方面使得工商企业资产负债率仅仅短期内下降，但长期潜在的负债能力增加，同时权益融资的增加使得工商企业有压力扩充资产规模，另一方面，储蓄资本化，商业银行上市融资后资本充足率提高，进而有能力扩张信贷，权益融资的增加同时也使其有压力扩充资产，这样，供求两旺，信贷坚实增长。1.金融发展、储蓄投资转化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因而对经济增长是有益的(Levine， 1997)。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却被认为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文献(尤其是法和金融文献)中的一个重要的反例:中国的法制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都很不完善，但却是近二十年来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传统理论一般认为，一国的法制以及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一个法制不健全或者金融市场不完善的国家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经济增长(LLSv， 1997、1998、1999)。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一直奇迹般地快速增长，从1979年到2008年，我国剔除物价因素以后的GDP年均增长率为9.8%，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期的增速相当，更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速的三倍多。这对传统的金融和发展文献提出了重大挑战，对此刘斓腾、王博(2008)认为国外通常采用的跨国比较研究可能会忽略一些因各国经济发展历程的不同而导致的国家间的特质性差异，对于中国现象，比较合理的方法应该是单独研究中国自身的数据，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典型化事实进行总结。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7)将这种典型化事实总结为以下三点:(l)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用扩张激励了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2)货币供给速度长期高于GDP增长，并在开放条件下实现了低通胀;(3)金融制度逐步完善，但金融体系的功能尚待改进。
考虑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首先应从理论上寻找金融发生作用的机制。 Levine(1997)认为金融体系通过发挥分散和套现风险、监督代理人和实施公司治理、动员储蓄、甄别并监督贷款申请人等方面的功能加速了一国的经济增长(Levine， 1997)。在此基础上， Greenwood和 Jovanovic(1990)、Bencivenga和 Smith(1991)则分别用一个完美的数学模型证明了金融发展确实会对一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理论的发展也极大了促进了实证方面的研究，Levine和King(1993)运用80个国家1960年到1989年的数据进行的实证回归结果表明前期的金融发展与长期的经济增长存在很强的正向关系。但正如Rajan和 Zingales(1998)所指出的相关关系并不一定表明二者存在因果关系，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可能是由某个共同的不可观测的因素所决定的。而经济学家主要采用两种方法解决上述因果性问题，一种是采用更加微观的企业或者产业层面的数据，来看金融体系是如何影响企业或产业的生产决策的，从而进一步对整体的经济绩效产生影响 (Jayanatneandstrahan，1996;RajanandZingales，1998)。另一种是以LaPorta，LoPez一de一Silanes，ShleiferandVishny(LLsV，1997、1995、一999)为代表的法和金融发面的研究，他们主要关注一国的法律起源对法律制度、金融结构以及经济绩效的影响，从另一个侧面反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总的来说金融与发展方面的文献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但就现在而言，法制及其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这一观点基本上得到了经济学家的一致赞同。但唯一的一个例外可能就是中国，在这个国家里没有正规的法制环境，金融市场更是不完善而且问题很多，如以间接金融为主、贷款主要来自国有银行且主要提供给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严重等等，但就是在这个国家其经济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其是否意味着是对传统金融与发展文献的一个颠覆?
金融压抑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特征之一。早在1952一1978的计划经济时代，在功能上，金融实际上成为政府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种手段，即中国的金融体系内生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林毅夫、蔡防、李周，1999)。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金融压抑依然存在。甚至到上个世纪90年代早期，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整个银行业贷款总量的比例仍高达90%以上;即使是到2000年，这个比例仍然维持在77%左右。同时，金融压抑和低效率的国有银行垄断造成银行业严重的信贷歧视，非国有经济部门深受其害。虽然非国有部门对中国GDP的贡献超过70%，但是它在过去十几年里获得的银行正式贷款还不到20%，其余的80%以上都流向国有部门(卢峰、姚洋，2004)。
而90年代以后成立的上海、深圳两大股票市场也主要是为国有部门上市融资服务。
理论和实证研究均表明，金融压抑会阻碍经济增长。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情况却与这个认知不吻合呢?虽然近年来围绕中国GDP的统计数据展开了许多争论，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必然存在一些其他原因来弥补中国金融压抑带来的损失，并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比如一些学者从非金融领域提出了解释，林毅夫等(1999)认为中国发挥比较优势是导致其过去20年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林毅夫、蔡防、李周，1999)，钱颖一等认为中国独特的财政联邦体系是其成功的关键(QianYingyiandWeigast， 1996)。李稻葵则从中国金融体系本身提出有洞见的解释，他认为中国的金融压抑并不严重，而且适当的金融压抑达致了金融业的稳定，为改革获得了政治支持，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David.Li，2001)。卢峰、姚洋(2004)则认为可能是由于中国的经济体自发地采取了一些措施有效地弥补了金融压抑所带来的资金不足。Anen等(2005)从中国法和金融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在中国其实存在着三个部门，国有部门、上市部门以及私营部门。而对这三个部门分别进行的计量检验发现，国有部门与上市部「1基本上还是符合传统文献的预测的，但私营部门的发展很不一样，由于内存于中国经济体中的特殊的治理机制导致其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最主要推动力(Anen， QianandQian，2005)，这就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无法被传统理论所解释的事实。王定祥、李伶俐、冉光和(2009)基于资本分工视角，探讨了金融资本的内生形成过程，并运用1952一2007年中国的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资本形成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952年以来，外生金融深化与内生金融抑制政策的实施并没有使中国外生金融资本形成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相反，金融资本的内生形成却有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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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投资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从金融体系的资本配置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角度进行较深入的经验研究，在国内要从20世纪末开始。谈儒勇(1999)利用全国的金融发展指标和经济增长数据进行了简单的线性回归分析，发现中国的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有着显着的正相关关系，但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显着，但该研究的数据样本区间太短(1994~1998);韩廷春(2001)同样采用全国数据，但对谈儒勇的研究做了很大改进，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之后，他所进行的分阶段回归分析表明，在1978一1989期间，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着显着的负效应，在1990一1999年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正的效应。周立(2004)对中国各地区 1978一2000年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回归分析同样发现，二者相关性很高，促进金融发展有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一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低下对其长期发展不利，但该研究仍没有脱离开从金融市场本身的指标进行衡量这一研究方法。韩立岩等(2002)运用Jefferywurgler提出的“资本配置效率”的概念与方法，通过对中国工业部门39个行业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以中国工业部门39个行业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得出中国的资本配置效率处于低水平的结论。但遗憾的是，该研究只是对中国工业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研究，没有拓展到所有行业上去，也没有深入到地区层面。
沈坤荣、孙文杰(2004)从金融发展的视角分析了我国资本形成水平、投资效率、储蓄向投资转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宏观经济波动，并运用中国1978一2002年的数据进行计量检验的实证结果表明，虽然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增强，但金融体系对投资效率和投资转化效率的改善及其有限。投资效率低下，进而全要素生产率(TFP)不高是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祝青(2006)通过一个包含地方政府行为，资本深化和金融发展的动态框架分析了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经验证据表明地方政府通过进入管制和信贷干预影响了资本深化路径，进而影响了投资储蓄转化机制，最终影响了经济波动，以及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
三、出口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文献综述
姚洋、余森杰 (2009)认为中国当前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是由中国当前人口特征和低城市化水平所决定的必然选择。低人口抚养比和低城市化率共同造成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和工资收入增长缓慢，这些又进一步导致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制造业的飞速发展。然而，这两种因素也决定了较小的国内市场，因此市场出清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口。王仁言(2003)认为中国对外贸易出现持续顺差的重要原因是人口赡养率下降、国民储蓄增加及消费需求不振刺激了出口增长;青壮年人口比重上升，强化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和出口竞争力，长期内贸易顺差与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性并不显着。
赵文军、于津平(2008)在跨时最优消费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1978一2006年间贸易顺差成因的实证研究表明:长期而言，中国实际资本存量和实际资本使用成本与贸易顺差均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而中国居民实际财富和政府实际消费支出与贸易顺差显着负相关;中国实际资本存量高速增长和居民实际财富缓慢爬升是贸易顺差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短期内，实际资本存量与居民实际财富的变化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甚至会出现与长期关系相反的现象。吴福象、刘志彪(2009)通过构建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分工模型，利用贸易的技术条件、经济体的相似程度、贸易的政策条件、生产非一体化程度和人均资本装备水平等变量对中国贸易增长之谜的解释为，中国贸易量的增长，源于中国企业适时调整和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策略，源于跨国公司对其制造工序、环节的垂直外包，源于中国企业适时调整和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策略。
郭熙保、罗知(2009)通过在一个基准的计量模型中引入外资特征因素，利用中国省市1999一2006年的数据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外商直接投资特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1)FDI和国内固定资本投资都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但FDI的促进作用显着大于国内固定资本投资;(2)FDI的特征会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甚至方向，单项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越大以及外资在制造业部门投资的比重越高越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外资企业出口比重越高越不利于经济增长，在FDI吸收较多的地区，高技术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较有利于经济的增长，而在FDI吸收较少的地区，适宜技术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较有利于经济增长;(3)外资的数量与单项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外资企业出口比重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而与外资在制造业部门投资比重之间存在显着为负的交互作用，说明两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外资数量与外资技术含量之间存在显着为正的交互作用，同时外资数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果为正值需要外资技术含量满足一定的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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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口引领经济增长
还是经济增长伴随出口扩张的理论争论。出口导致经济增长(ELG)假说认为，出口扩张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Balassa，1978)。毫无疑问，作为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能够直接带来GDP的增加，而且相对于有限的国内需求，国际市场需求几乎是无限的。除此之外，出口还通过多种间接方式促进经济增长:(l)加速一国资本积累的速度;(2)提高专业化水平和优势资源的配置效率;(3)由于有效市场的扩大，导致的规模经济;(4)提高一国的有效产能;(5)通过“知识外溢效应，，加速一国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过程(Ram，1985:Kavoussi，2984)。
但也有研究对上述观点并不认同，如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并非出口导向型的，出口并不是过去二十多年中国GDP取得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它只起到一个间接的作用，主要的增长源泉还在于内需(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近年来，由于出口增加所导致的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与此同时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但应当看到，这同我国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相关，也同以价值链分工为特征的国际产业分工新趋势所驱动的国外制造业向我国转移所导致的我国加工贸易出口维持较高比重高度相关。出口增加所导致的外贸顺差，仅仅是从深层次上反映了我国资金、土地、资源等重要生产要素价格被长期低估、环境使用成本被长期忽视的问题;也反映了人民币汇率还缺乏足够的弹性，难以灵活调节外汇供求关系，出口增加更多的是由经济增长引致的，而且同消费和投资相比，出口对国内GDP的贡献即使有也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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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储蓄一投资转化问题的研究
对储蓄投资转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转化机制、转化效率以及储蓄与投资的相关性问题。吴少新(1998)以金融产权为对象，研究了市场转轨期储蓄转化投资的市场金融机制问题。认为不同的储蓄转化投资的金融机制是与不同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张天祀(1997)认为，目前我国的储蓄一投资转化机制是一种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制。陈玉光(19%)依据大量的统计资料，分析了目前专业银行主导型的储蓄一投资机制所面临的风险，从收入水平高增长和储蓄主体投资不足两个方面揭示了我国城乡居民储蓄持续扩张的深层原因。
肖红叶、周国富(2000)认为为了切实提高我国储蓄一投资的转化的效率，今后我国一方面要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和直接融资市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使这种转化更顺畅;另一方面还必须改革现行的投资管理体制，加强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切实提高我国投资的效益水平。李栋文(2001)认为我国巨额居民储蓄转化投资困难，反映出投资动力不足，转化机制不完善和外资“替代”等问题，巨额储蓄长期未能转化为投资，势必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青良(1998)认为我国形成的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储蓄一投资转化方式，在国有银企产权边界模糊，双方都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的情况下，这种转化方式并没有促进实质资本的形成，反而形成了居民高债权、企业高债务、银行高不良资产的局面，加大了金融风险。郭守杰(2003)研究了储蓄投资的转化效率问题。其认为，当前储蓄一投资转化效率低下是由于转化机制中存在着种种弊端，而其根源均来自非金融企业部门，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非市场化的融资结构以及国有企业的低效率。
包群、阳小晓、赖明勇 (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居民储蓄、政府储蓄与投资之间具有长期的正向均衡关系，但居民储蓄的投资转化率低下是制约资本形成的关键原因。赵岩、赵留彦(2005)对中国各省内部储蓄和投资相关性和地区间资本流动能力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改革之初各省投资与储蓄的变化并不一致，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二者才明显呈现出共同的变化趋势。
不过最近几年这种共同趋势又趋于变弱。使用国有银行存款率和贷款率数据也可以得到相似的结论。控制了可能同时影响储蓄和投资的外生变量之后，各省内部储蓄和投资的相关程度有所降低，然而在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尽管上述两种意见似乎各有自己的道理，但均缺乏实证检验，且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能更加复杂，·或许并非是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可能存在双向反馈机制。李钊、李国平、王舒健(2005)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意味着它们可能是被联合决定的，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或者意味着这种互动关系可能通过其它变量作为中介而得以实现。
2.外贸扩张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研究者对中国案例颇感兴趣，多数实证结果支持双向因果关系。Kwan和 Cotsomitis(1991)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 :1952一 1985年中国出口与经济增长为双向因果关系，而1952一1978年则无因果关系;KWan和Kwok(1995)对中国出口的外生性检验结果支持ELG假说;Shan和Sun(1998)采用月度数据，构建多变量VAR模型的实证结果支持双向因果关系。
国内学者也做了大量研究，横截面回归方法的研究结果表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明显，如杨全发和舒元(1998)、赖明勇等(1998)。时间序列方法的研究成果由于计量分析模型选择的不同，结论差异较大。如沈程翔(1999)认为在1977一1998年中国的出口和产出互为因果，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赵陵、宋少华、宋乱明(2001)利用 1978一1999年的年度数据，在一个3变量系统VECM中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运用ADF与PP单位根检验，JJ协整分析技术及AIC、SC准则，分析了中国实际出口与实际GDP的关系，发现中国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只是短期的，而长期内并不明显。王坤和张书云(2004)通过协整方法对中国1978一2002年经济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进口和出口都是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并且这在短期和长期中都成立;李建春等(2004)对我国1978一2001年数据的研究表明，出口增长并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腾建州(2006)运用适用于小样本的Bootstr即仿真检验方法，对我国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以1952一2003年为样本期的协整分析表明两者间不存在任何长期关系，仿真检验表明出口引导增长假说并不成立，且经济增长并非促进出口贸易的因素，而对1978一2003年为样本的分析结果支持出口引导经济假说。王博、刘澜鹰(2009)利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性检验等计量检验方法，对我国1978一2004年的贸易扩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的出口、进口和以出口调整的GDP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无法发现出口和GDP增长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前期的几年中，二者的共同变化趋势仍然非常显着。于春梅(2007)利用1978一2004年的数据，分析了中国的储蓄一投资关系，得出结论在长周期样本中，中国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并且国内投资对国内储蓄的敏感系数较高;在分阶段的短周期样本中，资本流动的变化对储蓄一投资关系没有显着影响;资本流动性不能解释中国储蓄一投资关系的特殊表现，主要原因之一是储蓄行为和投资行为的不可分性，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增长阶段和增长模式的特殊性。杨子晖、鲁晓东、温雪莲(2009)结合最新发展的面板单位根检验及面板协整检验等方法，对中国、巴拉圭等24个发展中国家进行跨国比较，分别从总体样本和单位样本的角度对储蓄一投资的相关关系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样本国家及时期内，储蓄与投资在总体上呈现出显着的相关关系，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对较小的储蓄一投资相关系数。储蓄一投资相关系数与总抚养比率、经济增长显着相关，而国家规模、贸易开放程度等并非储蓄一投资相关系数大小的决定性因素。
MohsenBalllll丽一Oskooee， AvikCh由abarti(2005)运用126个国家1%O一2000年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支持了国家大小和开放程度对储蓄一投资关系具有系统性影响的结论。 LiCheng(2009)运用一系列面板统计量对中国28个省份1978一2006年的储蓄和投资的相关性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之间的资本流动性很差。格兰杰拒绝支持中国有效资本配置的假说，资本被无效的留存在各省的区域内。金融权力和当地政府之间的错综复杂的交互关系可以对上述现象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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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有关储蓄率方面的研究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