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有关储蓄率方面的研究综述
国民储蓄是国民收入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投资的重要来源。国民储蓄是指一国国民可支配收入与总消费之差，它可以划分为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居民储蓄等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去居民消费;企业储蓄等于企业未分配的留利盈余;政府储蓄等于政府可支配收入减去政府支出;而国民储蓄等于以上三者之和。目前，国际经济学界对于国民储蓄率和居民储蓄率的研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2.2.1储蓄率的基本决定因素一、关于储蓄率决定的经典理论在理论上，消费和储蓄一直是宏观经济学所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Keynes， 1936)首先提出了消费和储蓄主要取决于当前可支配收入的传统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凯恩斯认为，总消费和总储蓄主要依赖于总收入水平，总消费和总收入之间存在着一个固定的函数关系，并且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总收入中被用于储蓄的部分会不断地提高。根据这一绝对消费函数理论，可以解释有关越富裕的国家其总体储蓄率会越高的现象。但是，在实证检验上，这一理论虽然同各国横截面数据回归的消费函数一致，但却同运用各国时间序列的消费和收入数据回归的结果不一致。因为运用时间序列的总消费和国民收入的回归结果表明，总消费几乎是总收入的一个固定比率(王弟海、龚六堂，2007)。
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 1966， 1986，1988)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57)等不满足凯恩斯在没有任何微观经济学基础的情况下，仅仅依据心理学规律而提出的绝对收入消费函数而分别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这两种假说都可以很好的解释实证研究中运用各国横截面数据回归所得的具有常数项的消费函数和运用一个时间序列数据回归所得的固定消费比率的消费函数。持久收入假说不能解决总体储蓄率的决定问题，对各国储蓄率的差异性也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莫迪利亚尼(Modisliani，1986;ModislianiandCao，2加4)等则进一步在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总体储蓄率的决定问题。
Lucas(1988)在一个外生技术进步的 Ramsey(1927)模型中也得到了总体储蓄率的决定公式。另外一些学者从不确定和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以及个人可能采取拇指法则的非完全最优化行为等方面来解释经济中的一些储蓄和消费行为。预防性储蓄理论吸收了生命周期理论中的理性消费者和效用最大化的假说，引入不确定性问题及消费者跨时选择分析，认为消费者储蓄不仅仅是将财富平均分配于整个生命周期，还在于防范不起额定事件的发生。该理论认为，不确定的增加会刺激储蓄提高，消费下降。该理论的代表人物 :Deaton(1992)、 zeldes(1989)等。他们认为，流动性约束从两个途径影响储蓄:第一，不论流动性约束何时一发生，它都会使一个人的消费比他想要的少;第二，即使约束不在现期发生，但它将在未来发生的事实也会降低现期消费。因此，流动性约束的存在，将促使个人会提高储蓄，以防止未来收入下降对消费的冲击。从而，在一个国家，如果消费者面临较强的流动性约束，该国的储蓄率较高。
缓冲库存储蓄理论是由Carroll等 (1994)和 Deaton(1991)结合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假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储蓄相当于一种缓冲存货，以便在境况艰难时维持消费，而在境况如意时增加消费。缓冲存货储蓄者一般有一个财富对持久收入的目标比，如果财富低于目标，预防性储蓄动机将战胜不耐心而加大储蓄;在相反的情况下，不耐心就会占上风从而使消费者选择负储蓄。缓冲存货储蓄源于高贴现率、预防性储蓄动机和居民不愿承受沉重负担等。
二、关于储蓄率决定的经验研究
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储蓄率的高低取决于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一般而言，可支配收入越高，储蓄率要高。Loayza等 (2000)的跨国经验研究证明，人均收入水平是居民储蓄和国民储蓄的重要决定因素，而且该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比发达国家更为显着。 Edward(1995)采用了36个国家从1970年到1992年的面板数据来探究各国储蓄率的决定因素，他也发现人均收入增长是私人储蓄和政府储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由于边际消费倾向的决定因素复杂，迄今为止的研究尚无一致的结论，既有研究认为，边际消费倾向可能取决于以下诸多因素:利率、人口因素、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消费主体通过其他渠道融资的难易程度、财政政策变动、投资风险、和永久性贸易条件冲击(张明，2007)。
Surnrner:(1996)回顾了对于储蓄的利率弹性的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其结论是利率的上升将会导致私人储蓄的增加，也就是储蓄的利率弹性显着为正。该文认为此前的大多数研究都低估了储蓄的利率弹性，而对效用函数有关参数进行直接估计方面的最新证据表明，储蓄对于利率具有高度弹性。在对众多因素的讨论中，人口结构的转变与储蓄率变化的关系一直是讨论的重点。根据Modisliani和 B~berg(1954)的生命周期假说，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的变动可能影响这个国家的储蓄率，从而影响该国的经济增长。人口年龄构成变动也被认为是近期亚洲国家储蓄率上升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 (HigginsandWilliamson，1996，1997)。但保罗·舒尔茨(2005)根据1952一1992年间对16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观察，一个国家人口的年龄构成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在我们重新估价的结果中，还不到Higgins和 Wiiliamson(1997)所报告的规模的四分之一。而把一群人一生的储蓄看作是他们养育孩子的替代物，并且把导致年龄构成变化的生育下降的原因放入模型中，由此就可以对亚洲人口过渡和储蓄的一般趋势作出合理解释。蒋云簧(2009)利用安兰·阿沃班克提出的代际核算体系分析人口因素对我国国民储蓄率的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国民储蓄率与总和生育率成反比，与少儿抚养比呈反比，与老年抚养比呈正比，与城镇化率成反比，但是总和生育率和城镇化率对国民储蓄的影响并不大。由于消费主体都具有一定的风险规避意识，因此当其面临的未来收支的不确定性越强时，他们往往倾向于增加当期储蓄，以抵御未来可能遭遇的不利冲击，这就是所谓的谨慎性储蓄动机(张明，2007)。Kennickell和Lusardi(2004)通过利用美国在 1995年和 1998年对消费者财产中谨慎性财产的调查，来验证谨慎性储蓄动机的重要性，研究结果发现，谨慎性储蓄动机的确存在，而且事实上影响着各种类型的家庭。储蓄的主要功能是为投资和未来的消费进行融资，因此消费主体通过其他融资渠道获得融资越容易，储蓄率就可能越低。Loayza等人(2000)认为，金融自由化使得曾经受到信贷约束的人群现在可以享受信贷供给，因此金融自由化将导致私人部门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的下降。 EdwardS(1995)认为，一国的金融发展程度越高，该国的居民储蓄率越低。外部融资的难易程度也会影响一国储蓄率的高低，更高水平的外国储蓄往往和更低水平的国内储蓄率相关联，尽管减少的程度也不是同比例的。对于那些缺乏成熟的资本市场的中低收入国家而言，FDI是主要的资本来源之一。
政府财政政策的变动将会直接影响政府收入和政府支出，从而对政府储蓄率产生影响。此外，财政政策变动也可能对居民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产生冲击。Loayza等人(2000)认为，财政政策对政府储蓄的影响只能部分被私人储蓄的相应变化所抵消，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导致国民储蓄率的下降。Altig和 Davis(1991)在一个世代交叠框架下分析了利率和财政政策的储蓄效应，研究结果证明了资本的稳态边际产品对于政府支出、政府债务、劳动所得税计划，以及资本收入税税率的不变性，而利息支出的税收待遇对于资本的边际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总储蓄以及利他主义的连接模型等有着很强的影响。储蓄的主要功能是投资，投资风险的特质和变化也可能影响储蓄水平。Angeletos(2005)使用新古典增长模型研究了异质性投资风险的宏观经济效应，得出结论在不完全市场下总储蓄和收入的稳态水平相对于完全市场下的减少从数量上看是显着的。私人投资风险的周期性变化将会放大转型动态。在开放宏观经济条件下，外生性冲击也可能对该国的储蓄率产生显着影响。Ageno:和Aizenman(2000)检验了永久性贸易条件冲击的私人储蓄率所产生的非对称影响的程度，研究结果发现，贸易条件的永久性改善事实上将会导致更高的私人储蓄率。
2
.2.2储蓄率的国别研究和地区比较储
蓄率的跨国分布和跨地区分布是不均匀的。当前国际储蓄率的分布状况是，东亚和中东国家的高储蓄率，美国和非洲国家的低储蓄率，而欧洲国家和拉美国家的储蓄率居于前面两者之间。近年来已经涌现出很多文献对这些个别国家储蓄率的高低以及不同国家或地区储蓄率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Horioka等人(2000)对日本和美国储蓄率调查的比较研究的结论是自私性生命周期模型在这两个国家都是占主流地位的家庭行为模型，但这个模型更加适用于日本;利他主义生命周期模型更适用于美国，但是它在两个国家都不是占主流地位的家庭行为模型;世代模型更加适用于日本，但是即使在日本国内也只有有限的适用性。
也有经济学家指出，美日储蓄率的差别其实主要来源于统计口径的不同(张明，2007)。Hayashi(1989)在对日本与美国的储蓄率进行比较研究时发现，日本储蓄率之所以大大高于美国，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对固定资产折旧的处理方式不同，二是美国政府消费中包括了政府投资。而对上述两项统计口径的差异进行调整后，日本除经济起飞时期国民储蓄率高于美国外，至1980年国民储蓄率己基本接近美国的水平。实际上，1955至1985年间日本储蓄率的时序变化基本符合新古典增长理论。Ando等人(2003)试图从公司投资和折旧的角度来解释日本的高储蓄率。研究发现，日本的公司资产市场价值要比公司拥有的累积投资的重置成本与土地的市场价值之和小的多，这种差异的原因似乎是公司投资的回报率很低，以及股利分配的数量和频率很低，而正是由于公司投资缺乏效率，导致日本国内消费不振和储蓄率的畸高。Borsch-SuPan和 Essig(2003)对德国老年家庭储蓄行为的研究发现，德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国家，因为几乎任何人在年老时都会大量的储蓄，这可能与文化和消费习惯有关。另一些研究对拉美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储蓄率的决定和变动感兴趣。Lane和Tomell(1998)通过构建一个非代表性代理人的跨期宏观经济模型，对拉美国家储蓄率反周期变动的异常现象进行了解释。Denizer和 W61f(1998)利用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波兰三个国家的家庭调查资料对转型经济体中家庭储蓄率决定因素的研究结果发现，储蓄率的增加与收入高度相关，而且那些缺乏标准家庭耐用品的家庭储蓄率要明显高，这与在缺乏零售消费信贷市场的条件下，在购买耐用消费品之前的准备性储蓄相一致。
2.2.3中国的储蓄率问题研究
中国的高储蓄率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和居民储蓄率同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比都是最高的。国内储蓄远远大于国内投资，同时又是全世界吸收FDI最多的国家。这一矛盾的背后是中国国内储蓄不能充分转化为投资，中国在资本的募集和运用上存在着很高的效率损失。国内外关于中国高储蓄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
一
、国外对中国高储蓄率的研究
1.中国高储蓄率的成因分析
这些研究文献一般把中国高储蓄率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高经济增长率和高人口增长率一般都被认为是导致我国高储蓄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代表性的研究有Kra盯(2000)和Modigliani和Cao(2004)。愉aay(2000)的研究认为，中国国民的高储蓄率一部分可以由高增长来解释，另一部分可以由人口结构的变化来解释，还有大约10%的储蓄只能通过中国的特殊因素来进行解释。Modigliani和cao(2004)的研究也认为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是高经济增长和人口格局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值kabayashi和 MacKellar(1999)分别估计中国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储蓄函数并关注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储蓄率和老年人抚养比率以及未成年人抚养比率存在反向变动的关系，但是储蓄率和老年人抚养比率的负相关性更强，因此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目前的高储蓄率有着重要的影响。Chamon和Prasad(2008)的研究发现，从1995年到2005年，中国的城市平均居民储蓄率上升了7个百分点，达到了可支配收入的25%。运用家户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各个组群随时间的回溯表明并不支持存在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的跨期平滑。.储蓄率在各个人口组别中都出现了上升，储蓄率的年龄分布呈现一种非典型的U型特征，其中最老和最年轻的人拥有最高的储蓄率。这种模式可以被个人在住房、教育和医疗方面不断上升的私人支出负担来进行解释。
Harbaugh(2003)逐一分析了可能导致中国高储蓄现象的诸多因素，包括文化因素、保险市场不发达、流动性约束、历史体验、转型因素、人口因素、资本短缺国家的高储蓄回报、生存性消费、习惯性坚持、相对消费等。其中，未充分发育的保险市场、流动性约束和高储蓄收益率等假设预测中国的储蓄率将会稳步下降;生存性消费和转型假设预测中国的储蓄率将会迅速下降;预测中国储蓄率将在近期上升的因素是人口因素，但是随着中国社会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中国的储蓄率将在长期内迅速下降;预测中国储蓄率将会继续维持在高水平的假设是文化因素、习惯性坚持和相对消费理论。Horioka和研范n(2006)运用生命周期模型和1995一2004年中国分省动态面板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居民的储蓄率非常高并且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影响这种随时间和空间不断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滞后的储蓄率、收入的增长率、实际利率(大多数情况)和通货膨胀率(一些情况)。然而该文章发现与人口的年龄结构有关的变量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仅在四个样本组中的一个显现出预期的影响。这些结果仅仅为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提供了混合的支持，但是同消费惯性和习惯性坚持的假说相一致，表明中国的储蓄率在将来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维持在较高水平上。
一个普遍持有的观点是，虽然中国拥有惊人的经济增长率，但消费在总消费中的份额一直很低并且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居民在养老、医疗和教育成本方面的不确定导致的不断上升的居民储蓄率所致。Aziz和Cui(2007)认为，储蓄率的上升仅仅是一个较小的因素，而更大的因素是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份额的下降，这种情况发生在工资、投资性收入以及政府的转移支付的方方面面。金融部门的脆弱性通过限制企业向银行获得流动资本而对工资和投资性收入的低水平和下降趋势施加了一个数量非常显着的影响。Li和Prime(2009)利用中国 1979一2004年的分省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很多正常的经济变量对宏观消费份额的解释力非常有限，影响宏观消费份额的最主要的核心变量是结构性的变量，而且大多与政府行为有关。比如，当地政府对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开支就是非常显着的解释变量，国有部门的规模大小以及税收占GDP的比重都同消费的份额正相关，金融发展对消费份额的增加也有显着的正向影响。
中国的高储蓄具有非常重要的全球影响，但既有研究对其进行的解释是不充分的。Wei和Zhang(2009)提出了一种竞争性的储蓄理论来对这一现实进行解释，该观点认为当一个国家经历性别比率的不平衡时，婚姻市场上不断加剧的竞争会导致中国有儿子的家庭的父母通过延迟消费的方式来支持财富的积累。并且这种储蓄的压力会通过高额的购房成本向其它家庭扩散，跨地区和家户水平的经验都支持了该假说，这方面的因素大约可以解释1990一2007年中国居民储蓄率实际上升情况的一半以上。
2.关于中国最优储蓄率的探讨
Lu和McDonald(2006)为了验证中国的储蓄率是否过高，使用了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Ramsey模型，来模拟中国在 1998一2050年间国民储蓄和生活水平的最优水平。得出结论如果中国当前的储蓄率是社会最优的话，那么该期间内的时间偏好率就非常之低(实际上为负)，这就说明当前中国相对于当代人的福利，更加偏重于未来若干代人的福利，这就意味着中国当前的储蓄率过高了。快速增长经济体不但拥有较高的储蓄率，而且还伴有较低的利率，但这很难同储蓄和增长之间的正向关联的标准解释相一致。这些解释要么用高储蓄解释高增长，要么用高增长来解释高储蓄，但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必须隐含的依赖于高利率引致高储蓄率。真实的谜团是为什么在储蓄率较低的情况下，居民会大量储蓄以为企业的投资提供融资。W七nyi(2009)的研究表明，在居民面对异质的财富一收入风险和借贷约束时，一个另类的标准模型可能隐含着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不但拥有较高的储蓄率，而且还拥有较低的利率。存在信贷约束的预防性储蓄使得个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负向依赖于个人的持久收入，所以较高的个人收入增长率可以导致储蓄的不断上升，并且不依赖于较高的利率。该模型可以很好的对日本20世纪60至70年代以及中国近30年的经历提供一个很好的解释。
3.中国国民储蓄的组成和结构方面的分析
还有一些研究通过把储蓄率分解为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并进行时序比较和国别比较分析，这些研究一般都趋向于认为，中国的高储蓄主要来源于政府和企业储蓄的增加。Kuijs(2005)通过对中国储蓄和投资的部门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同时通过跨期比较以及跨国比较分析发现:家庭高储蓄只能解释中国国民储蓄率与其他国家储蓄率差异的一部分，大部分的差异应该通过中国的政府高储蓄和企业高储蓄来解释。Kuijs(2006)的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中国的高储蓄可能是中国某些政策或战略的一个必然结果，并且指出中国经济的再平衡需要综合平衡各方面的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时削减储蓄和经常账户方面的盈余。
但B盯oumi，Tong和Wei(2009)通过对1557家中国上市公司和29330家其他51个国家上市公司2002一2007年储蓄行为的比较发现，中国公司并不拥有比全球平均水平更高的总储蓄(占总资产的比重)，中国公司的总储蓄资产比率在2002年到2007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上升，虽然在此期间经常项目盈余迅猛增加。此外，中国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的储蓄行为和股利模式并没有任何差异。对中国国民储蓄率相对于其它国家偏高的理解，需要将研究的重点移至除公司储蓄以外的其他领域。
二
、国内对中国储蓄问题的研究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高储蓄的形成原因、高储蓄的决定因素以及高储蓄的正负影响上。
1.高储蓄的形成原因
刘明志(1996)对 1978一1996年国内储蓄趋势、构成和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978一19%年间，国内储蓄率不断上升主要受GDP水平不断上升的影响。赵志君(1998)的研究表明，在稳定状态下的储蓄率主要由收入增长率决定。宋铮(1998)对中国居民的储蓄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造成近年来中国居民储蓄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中国居民进行了更多的预防性储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1999)认为，我国国民储蓄率受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具有顺周期波动的特点。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货膨胀上升可降低国民储蓄率的稳定性，对居民储蓄率有负的影响。祁玉军(2001)认为，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原因有:传统消费观念、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以及资本市场不发达。牟敦国(2004)根据我国国情修正了拉姆齐模型的假定条件，研究了我国居民的货币储蓄行为，认为居民高储蓄与通货紧缩之间具有相互强化的机制，得出了居民储蓄与通胀率反向相关、与生产率的提高正向相关的结论。黄少安和孙涛(2005)将遗赠和赠予的收入转移行为和对财富的偏好引入效用函数中，在代际交叠模型(Overl即 pingGenerationsModel，下称oLG)的框架之下’“，分析我国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特征，尤其重视从社会、道德和家庭等文化视角审视上述行为，并对我国高储蓄的成因给出了两种解释:
(1)我国居民具有极大的赠予和遗赠的动机，赠予在居民效用结构体系中占有较大权重，从而在低利率的情况下，推高储蓄率;(2)此外，高储蓄的另一原因是，我国居民的主观贴现率在儒家文化信念的影响下非常低，消费者十分节俭且有耐心，当贴现率小到足以赋予年老时消费更高的权重时，高储蓄便产生了。杨凌和陈学彬(2006)以及陈学彬等人(2006)通过构建家庭生命周期消费一储蓄优化模型，对我国居民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消费储蓄行为进行了动态模拟研究，并指出在我国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情况下，“货币供应量增加通过经济增长提高劳动收入从而增加居民的消费和储蓄”的作用渠道。王弟海、龚六堂(2007)在一个离散的Ramsey模型中，严格论证了增长经济中消费函数的形式和长期储蓄率的决定问题，然后通过国别比较分析，得出导致中国目前高储蓄率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高增长率、高资本产出弹性、高主观贴现率(高资本回报率)以及短视性预期的存在。周小川(2009)将东亚国家的高储蓄率归结为以下多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1)民族传统;(2)文化因素;(3)家庭结构;(4)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阶段。任若恩、覃筱(2006)认为中国国内使用的所有储蓄率数据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国际惯用的储蓄率的计量方法和统计口径不一致，如果不做调整则中国与其他国家当前的储蓄率是不可比的。使用美国NIPAS中储蓄率的计量方法和口径，对中国1992一2001年十年间的居民储蓄率的重新测算得到中美可比的居民储蓄率的结果表明，中美之间储蓄率的差异主要是由计量方法和统计口径的不同造成的，用30%一40%这样异常高的数据来表示中国的居民储蓄率是不合适的。
2.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研究
龙志和、周浩明(2000)选择中国城镇居民 1991一 1998年间的平行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和广义距(GMM)方法，对预防性储蓄模型进行估测，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存在显着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龙志和(2003)用不完全消费市场向完全消费市场转变的理论假说来解释我国居民50年来的消费一储蓄的变化。其认为，不完全消费市场的存在及变化是制约我国居民消费一储蓄最重要的制度因素，是我国居民消费一储蓄行为有别于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性原因。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居民低消费、高储蓄现象，是不完全消费市场向完全消费市场转变过程中，居民在既不愿意放弃原有制度的福利，又要顾及未来支出增加而控制现期消费的两难选择的结果。易丹辉、耿奎(2000)利用1953一1998年的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人均实际储蓄进行有序样本聚类分析发现制度变化是影响居民储蓄行为的主要因素。1978一1998年，一个最重要的制度变化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由配额体制向市场体制必定对居民储蓄行为产生影响，而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不具有一致性。董承章、张书云(2001)用协整理论研究了中国居民储蓄行为，建立了以协整理论为基础的含有不确定性因素的误差修正模型。认为储蓄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储蓄的生命周期特征及预防性动机共同决定着中国居民的储蓄行为。减旭恒、裴春霞(2002)认为，无论是在确定性还是不确定性的决策条件下，流动性限制因素的作用都是相当重要的:一方面，无论流动性限制何时起作用，都会使消费者的储蓄比他们想要的多;另一方面，即使现在没有流动性限制，未来起作用的可能性也会缩减当前消费。施建淮、朱海婷(2004)从标准的消费者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出发，推导出收入不确定条件下消费函数的显式解和衡量预防性动机强度的公式;然后用我国35个大中城市1999一2003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35个大中城市的居民储蓄行为中的确存在预防性动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会对当前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但预防性动机并非如人们预期的那么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储蓄占有结构不平衡。周绍杰、张俊森、李宏彬(2009)利用中国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对城市家庭的收入、消费以及储蓄率进行基于组群分析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家庭的储蓄行为具有独特性，家庭储蓄率不断提高的原因有二:一是各个组群的家庭消费增长慢于收入增长;二是年轻组群的高储蓄倾向及其在样本中随时间的比重不断提高。
国内学者大部分都认为收入不确定性是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原因，但李勇辉、温娇秀(2005)指出支出的不确定性同样也可以导致预防性储蓄。齐天翔、李文华(2000)认为，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居民不得不推迟某些现期消费。如果没有信贷约束，居民就可以通过减少储蓄来增加现期消费，而当未来出现预料之外的支出增加时，可以通过借贷得到满足。对我国居民来讲，信贷约束和不确定性都是普遍存在的，造成了居民高储蓄、零负债的情况，给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带来了一定的隐患。邓翔、李楷 (2009)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国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风险因素的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居民对于预防性储蓄中不确定性的偏好逐渐发生改变，这包括从初期的失业保险，到后期对于社会福利不确定性风险的关注。同时，社会福利不确定性中医疗和住房影响因素较大，而教育作为一种投资，相对于前面两种纯粹的消费，其影响程度较小。而中国居民消费产生持续减少很可能是由于渐进式改革对于人们预期产生持续的冲击所引起的。
3.市场化改革与中国的高储蓄之谜
齐天翔等(2000)指出关于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居民储蓄主要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一是负利率下的储蓄增长，一是储蓄率高，并提出倒“U’，曲线假说来解释我国负利率下的居民储蓄行为。他认为，经济转型过程形成的经济上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居民储蓄动机的主要根源，它强化了居民的预防性动机，而对于其他储蓄动机来说，均从属于这一动机。裴春霞、孙世重(2004)的分析表明，在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城乡居民的未来收入预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流动性约束的存在又进一步强化了居民的谨慎动机，所以自然表现出日趋明显的预防性储蓄倾向。
万广华、史清华、汤树梅 (2003)采用大样本农户家庭调查资料，对决定中国农户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l)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工业化等对储蓄率的上升贡献相当大，且为正值;(2)在解释区域间储蓄率的差异时，文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3)家庭生命周期的“U，，型分布假说被拒绝，相反的倒“U’，型分布被发现;(4)当家庭财富与储蓄率的相关关系表现为负时，持久收入假说也被拒绝。杜海韬、邓翔(2005)利用我国的城乡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引入预期收入增长的对数线性欧拉方程和二阶泰勒近似的欧拉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当期收入仍是决定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消费的“随机游走”假说不成立;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有更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19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走低的收入增长率直接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而仍然偏紧的流动性约束和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增大了预防性储蓄动机。
易行健、王俊海、易君健(2008)以中国农村1992一2006年间的分省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一工具变量法对我国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及其地区差异、时序变化展开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存在很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并且西部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于中部与东部农村居民，然而滚动回归表明，就全国而言，样本分析区间内我国农村居民的相对谨慎性系数起先还比较平稳，然后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到最后阶段稍有下降;而分地区的滚动回归结果则表明，各个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杨汝岱、陈斌开(2009)以经验事实观察为基础，利用CHIP数据进行个百分点，其中2003年到2004年统计核算方法的改变使劳动收入份额被低估了6.29个百分点，其中结构转型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分别使其降低了3.36和2.12个百分点。在各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中，工业部门的贡献最大，为1.65个百分点。对1998一2003年工业部门的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改制和市场垄断力增加对该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增幅的贡献分别为60%和30%。
总的来看，在1995一2004年间，统计核算方法调整、结构转型、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贡献分别为59%、29%和12%。白重恩、钱震杰(20的b)以2004年经济普查调整修订后的资金流量表为基础，对 1992一2005年我国国民收入在企业、政府和居民三部门之间分配格局的分析结果表明:居民部门在全国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在1996年达到最高，此后逐年下降，截止2005年，总共下降了12.72个百分点。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阶段都出现了下降，下降幅度分别为10.71%和2.01%;企业部门在初次分配中上升了7.49%，但在再分配阶段下降了1.16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则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分别上升了3.21个和1.16个百分点。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占比的下降，分别使其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下降了5.99个和3.21个百分点。在2005一2007年间，受初次分配中生产净税额占比上升的影响，居民部门进一步下降了3个百分点。
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2009)验证了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U性规律在中国的适用性，并指出在我国影响劳动份额的因素还包括产业结构以及劳动者相对谈判能力的变化，并指出中国经济未来两年左右在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可能进入上升通道。罗长远、张军(2009)从产业角度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实证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变化和不同产业劳动收入占比以正相关性同时变化，均加剧了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基于产业数据对劳动收入占比进行分解的结果表明:相对于1993年，19%年劳动收入占比上升主要是由第二产业拉动收入占比提高造成的;相对于19%年，2003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主要与第一产业比重下降有关;2004年的情况比较特殊，这一年劳动收入占比剧烈下降主要源于统计口径变化，造成第二、三产业劳动收入占比大幅减少。劳动收入占比在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差异在逐渐缩小，这与产业结构和产业内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密切相关。罗长远、张军(2009)运用 1987一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事实的实证结果表明，FDI、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民营化都不利于劳实证分析，截面分析表明，高等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显着的挤出效应，它使得有大学生的家庭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了12%，两年混合截面数据分析也有类似的结论。
何立新、封进、佐藤宏(2008)利用1995年和1999年的CHIP数据分析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储蓄行为可以由生命周期模型解释;养老金财富对于家庭储蓄存在显着的替代效应，这一效应平均为一0.4一.0.3左右;但不同家庭这种替代效应有明显差异，户主年龄在35一49岁的家庭，储蓄率会显着受到养老金财富的影响，其它家庭这一影响并不明显。
返回本篇博士论文目录 第二章：中国宏观经济总体特征的相关研究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