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经济转型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

　　第三节：中国的增长共识
　　1.3.1经济转型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
　　当历史学家回顾我们所处的时代时，可能会发现几乎没有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像中国的崛起那样引人注目。林毅夫、蔡防、李周(1994)、刘霞辉、张平、张晓晶(2008)都认可中国经济增长可谓是一个奇迹的看法。然而，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无任何奇迹可言，仅仅是标准经济理论正确地运用于现实的结果而已。标准经济理论认为高储蓄率、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科技进步、自由贸易、稳定的宏观经济、稳健的财政政策等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在这些方面，中国比其他国家做的更为出色。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的高速增长并无任何奇迹可言(PerkinS，1998)。
　　而根据Maddison(2008)的看法，如果让我们放开历史视野，以一个更长期的视角观察中国的经济增长时，那不是一个崛起，而仅仅是一个复兴。
　　我们有必要采用一种长期的、比较的方法来理解当代的中国。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是一个特例。如今，中国可能正在变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然而，昔日它曾经享此殊荣，那不过就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事情。
　　如果经济理论如此正确，那为何其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未能采纳正确的经济政策，而只有中国采纳了正确的发展“处方”。这需要深入剖析中国近30年来的制度变迁过程。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增长要归功于渐进式的市场导向改革、贸易和投资开放，以及从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型，而这又可以进而归因于遵循学习和创新的逻辑、探索比较优势的改革(林毅夫、王燕，2008)。
　　中国的改革起步于相对容易的农村制度创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后是乡镇企业的扩张、通过经济特区实现的贸易体制自由化、价格自由化以及对世界经济的开放。较为复杂的改革则在稍后启动。“摸着石头过河”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鲜明特性:通常先在少数地区实验性地推行局部改革，获得成功后再进行推广。
　　林毅夫、王燕(2008)将这种从本土制度到现代制度的演变过程总结如下。首先，在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之前，中国的领导人“并没有既定的蓝图”。
　　改革措施及转轨次序的选择非预先设定，而是反映了政府面对经济体系中出现的问题和危机，以及能够用来缓解或解决问题的机遇时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其次，回顾中国的转轨过程，它遵循的其实是一种可以从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中推导出来的合理路径(林毅夫、蔡防、李周，2003)。中国的转轨道路在本质上是遵循的“微观先行”的办法(McKinnon， 1995)，不同于“宏观先行”的转轨思路。中国的转轨始于农业集体化的解体、国有企业自主权扩大带来的治理改善、具有硬预算约束的非国有企业的扩张，以及在价格和汇率自由化之前实行的双轨制。第三，中国的改革进程遵循了学习和实验的逻辑，在这一进程中，包括地方政府和民营部门在内的经济主体都被鼓励去尝试解决转型过程中的紧迫问题，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并努力解决最重要的部门中所面临的问题。
　　中国改革是诺斯意义上的“有效制度变迁”(North，2005)。姚洋(2009)从演化的角度考察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其认为演化的观点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制度变迁只能在一个有限理性为前提的模型中进行描述。事实上，作为过去30年中国改革的指导方针，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就符合适应理性的假设。意识形态的演变是中国改革进程的核心，因为制度构建于意识形态之上，因为正是后者决定了什么是合意的社会。通过地方分权、泛利性政府以及实践的务实主义三个关键要素，其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一个全面且独特的解释。分权使得地方实验成为可能;泛利性政府要求中央政府以国家利益为指向，也就是模型中的经济增长;而实践的务实主义则在中央政府所持意识形态与地方实验结果相左时，让中央政府改变其意识形态成为可能。
　　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市场需求被创建并逐步扩大，企业要发展，而政府则需要转型，经济转型过程恰恰表现为用最佳经验制度来代替转轨中的过渡性制度安排的过程(钱颖一，2009)。然而，最佳经验制度要比转轨阶段的制度安排更有效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前者总会成功。中国的经历己经表明后一种情况更有可能实现，新的既得利益者并不一定会阻挠进一步的改革。有三个因素似乎可以促进改革的支持力量和动力的积累效应，即早期改革的特征、从进一步的改革当中获得的潜在收益，以及对潜在损失者的补偿计划。中国改革的经历有力地证实了Chenery等人的见解，即在不具备被普遍认为是经济发展必须条件的情况下，找到关键性阻碍因素并改变它，仍能加速发展(ehene仃 andSyrquin， 1975)。
　　1.3.2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和过度资本密集特征
　　总投资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从21世纪之初的35%左右增加到2008年的43%的新水平。这一比重即使与当前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与韩国相比，也显着偏高(Lardy，2007)。He和Kuijs(2007)的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典型的资本密集持续攀升的特征，同时伴随着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不断提高。包括厂房、建筑和基础设施等在内的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一直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其占 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35%增加到2006年的45%。与之伴随，中国的国内总储蓄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37%提高到2006年的大约51%(林毅夫、王燕，2008)。
　　传统观点通常视家庭储蓄为企业投资的主要来源，许多针对中国高储蓄的研究也主要关注家庭储蓄。而实际上，中国的大部分投资资金来自国内，其中很多资金来自企业自身，如图1.13所示，中国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为企业的自筹资金，其大约占到了整个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的55%以上，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08年更是达到了惊人的78.3%。中国高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得自企业，且政府的储蓄规模也很大。居民收入占GDP的60%左右，其中的25%一30%用于储蓄，这与10年前30%的比例相比己经有所降低。因此，家庭储蓄并非驱动中国国内储蓄率在过去10年中显着上升的关键因素。
　　Aziz和Cui(2007)的研究发现，在中国家庭收入的下降时消费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尽管国内经济增长速度很高，工资收入占全部家庭可支配收入的86%以上，而这部分收入在GNP中所占的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约67%下降到目前的56%。投资收入所占的份额很小，并在不断下降。林毅夫、王燕(2008)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中国企业的所有权并未被居民广泛持有;第二，上市公司并未派发红利，而是将大部分利润用于扩大投资;第三，国有企业没有向政府分红;最后，银行存款依然是中国家庭的主要储蓄渠道，而家庭存款的利率一直被政府限制在很低的水平上。

第四节本章小结
　　本章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现实，首先在中国经济增长结构研究的基础上，深入的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四大典型特征，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以及近期出现的高外汇储备的若干典型事实。然后通过列示经济发展的若干程式化事实，这些事实包括经济增长的卡尔多事实、国内储蓄和投资关系的Feldstein一Horioka事实、经常账户的典型事实以及东亚高外储的典型事实建立“标准结构”，进行横向的国际比较和纵向的自身比较，以说明中国宏观经济特征的特别之处。
　　对于中国的实证研究表明，建国以来，中国经济长期表现为高增长，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高储蓄和高投资等典型特征。对于中国储蓄率的研究显示，家庭储蓄并非驱动中国国内储蓄率在过去10年中显着上升的关键因素。中国高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得自企业，且政府的储蓄规模也很大。对于中国投资率的研究显示，投资维持着长期的快速增长，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并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日益融入全球经济和全球经济进行的新一轮的动态调整，外贸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引擎，但其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客观的结果，那就是由经常账户的持续顺差所形成的高额外汇储备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的典型特征。
　　本章的最后，利用中国宏观经济的典型特征和国际经济发展的典型事实，基于中国现实的经济转型过程，我们提供一个基于制度视角的中国经济增长共识的现实解释，并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和过度资本密集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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