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国内外有关经济总体特征的若干程式化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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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有关经济增长的程式化事实:卡尔多一库兹涅茨一新卡尔多事实
2.1.1.1卡尔多程式化事实
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中有很多经济事实，它们来源于实践，且为实践所证实，是建立各种经济理论的基础，为经济研究的出发点。Kaldor(1961)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六个程式化事实，并且指出，经济理论要继续发展，必须先解释这些事实。根据柳欣(2003)的描述这些程式化的事实分别是:第一，产出和劳动生产率以稳定的比率持续增长，且其增长率没有递减的趋势。第二，无论资本以何种口径统计，每个工人的资本数量持续增长。第三，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润率水平从长期来看是稳定的，但在短期是波动的并与投资的波动相联系。第四，在长期内，资本产出比率是稳定的，这意味着，产出与资本存量以几乎相同的比率增长，也即在长期内，整体经济中的收入和资本存量趋于以相同的比率增长。第五，利润在收入中的比率是稳定的。第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和总产出的增长率在不同的国家呈现出巨大差异，变化幅度大约为2%一5%。
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提出后，迅速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基础。西方学者通过实证分析表明，第六条事实与西方各国数据吻合的很好;第一、二、四、五条事实与发达国家数据相一致;而对于第三条而言，真实利润率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趋势，美国的长期真实利润率呈轻微的下降趋势，而新型工业化国家的数据表明其真实利润率在长期中虽然比美国高，也呈持续下降趋势，所以这条大致稳定的真实收益率假说要让位于随着经济发展真实利润率呈下降趋势的假说 (BarroandLee，2000)。美国经济具有稳定的资本产出比，在收入中，资本份额和劳动份额的比例稳定，生产投入中稳定的要素配置比，稳定的实际报酬率，而且消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总产出都以稳定的比率增长等，这些变量的稳定性很好的表达了美国经济的长期特征 (StokeyandRebelo， 1995)。
1.2.1.2库兹涅茨事实卡尔多程式化事实
不是唯一的经济事实，如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中，库兹涅茨事实也是和卡尔多程式化事实同样重要的经济事实，其描述的大量的宏观经济学和增长文献，在程式化事实基础上，建立和利用均衡增长模型分析经济问题;也有一些文献致力于在库兹涅茨事实基础上建模分析;还有学者尝试在卡尔多事实和库兹涅茨事实这两个事实的基础上建立综合经济模型，如Kongsamut，Rebelo和Xie(2001)等。
1.2.1.3新卡尔多程式化事实
50年后的今天，Jones和Rome:(2009)发现，由Kaldor提出的六个程式化事实中的前五个已经有学术论文转移至教科书，目前该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Kaldor第六个程式化事实的深入挖潜和其它一些新的研究议题上。
很多人可能认为第一轮的增长理论在于澄清一些基础性问题，而接下来的研究可能负责进一步的修正与完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学术研究始终是被一些新出现的程式化的典型事实所推动。为此，他们总结了以下六个新的程式化事实，如下:
1.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伴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水平的加深，货物、创意、金融和人员流动的增加，导致了针对所有工人和消费者的市场范围的扩大。
2.不断加速的经济增长。几千年来，人口和人均GDP都获得了加速的增长，从实际上大体等于零的水平增加到上个世纪相对较快的水平上。
3.现代经济增长率的易变性。人均GDP增长率的易变性随着距离技术前沿距离的增加而增加。
4.巨大的收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可测的投入方面的差异对各个国家人均GDP方面的巨大差异的解释力还不到一半。
5.每位工人的人力资本的增加。在全世界范围内，每位工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都大幅度增加。
6.相对工资的长期稳定性。人力资本相对于非熟练劳动的上升的数量还赶不上二者间的相对价格的持续下降。
与 Kaldor(1961)提出的六个程式化事实相比，Jones和Romer(2009)提出的新的六个程式化事实，研究的视角已由50年前的主要关注一个单一变量物质资本的影响转移到综合考虑其他四个有重要影响的变量，创意、制度、人口和人力资本的综合影响。力图通过动态模型来解释这些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并对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增长为什么加速，人们为什么能够从贸易中获益这些问题提供重要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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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国内储蓄与投资关系的程式化事实:Feldstein一Horioka之谜
Feldstein一Horioka之谜是Obstfeld和Rogoff(2001)在国际金融领域提出的六个最主要的谜团之一”。在oEcD国家之内或国家之间，国内储蓄和投资的系数高度相关，在储蓄高的国家或年份，投资也往往如此，这一事实实际上是同经常项目的跨期分析方法不相容的 (GiannoneandLenza，2009)。在完全的资本流动的情况下，储蓄和投资的决定因素完全不同。任何国家都可以通过国际资本市场借入或借出所需投资的资金，而不用收到国内储蓄的融资限制。Feldstein和 Horioka(1980)认为国内储蓄和投资的高相关性可以看作OECD国际资本流动程度较低的经验证据。然而，虽然近年来OECD国家的资本流动大幅增加，但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相关性仅仅出现了较小程度的下降，这一结论对于OECD国家整体而言非常稳健。然而，一些研究发现，当我们把研究范围限定在某些特定的国家或时期时，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相关性的确出现下降(Coakley， KulasiandSmith， 1998)。Blanehard和Giavazzi(2002)的研究发现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相关性在20世纪90年代的确出现了下降，但仅限于欧盟区。
Ventura(2003)认为由于经常项目的跨期理论没有考虑一般均衡效应，因此无法对该问题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obstfeld和Rogoff(2001)通过引入一般均衡效应，通过在国际商品或金融市场上引入各种摩擦，较为成功的解释了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高相关性。但Giannone和Lenza(2009)也通过引入一般均衡效应为在OECD国家内观察到的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高度相关性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但其同时发现当控制住一般均衡效应时，储蓄留存系数在20世纪70年代较高，但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大幅的下降，这与OECD国家资本流动增加的事实是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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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经常账户的典型事实和虚幻之物
当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其GDP的6%时，一些人认为这个国家正在逐步走向崩溃的边缘，并且强制的调整过程必然是痛苦的。Roubini(2005)提出了一些所谓经常账户的典型事实，这些事实包括:美国正在经历规模空前的外部赤字;这些赤字是美国国内较低的储蓄率的必然结果，其自身(至少部分意义上讲)是大规模政府赤字的一个必然结果。由于经常项目必须通过反向的资本流动来获得融资，因此美国的外部赤字通过外部借贷来获得融资。这必然不会持久，最终外国负债的利率会超过本国的收入，所以我们必须期望看到赤字规模的缩减。由于外部赤字依赖于本国和外国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因此该过程的逆转需要美元价值的下降。最终，我们不断累积的外债会压抑我们未来子女的生活水平。
但Baekus，Henriksen，Lambe:和Telme:(2009)认为上述的共识其实并不成立，仅仅是一些虚化之外。他们认为实际上，美国的真实情况要好得多，虽然国民储蓄率很低，但居民和合并的净资产同GDP的比率依然很高。当今世界最显着的特征是在一些最富裕的国家由于较低的投资率和增长率，使得这些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大约占到了美国赤字的一半。其结果是金融资本从低投资率和增长率的国家流向美国和其他一些增长较快的国家。石油输出国承担了剩余部分的美国赤字。
针对美国储蓄率如此之低而净资产又如此之高的解释为，净资产变化的绝大部分是通过估值的变化(资本盈余)来实现的，而其并不出现在国民收入账户的储蓄的测度中。关于美国赤字所招致的一方面的激烈讨论是美国赤字的大部分是通过亚洲的中央银行来进行融资的，但问题是如果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停止为美国赤字融资那会怎么样。另外一些人认为这恰恰反映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和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主导地位(Dooley，Folkerts一 LandauandGarber，2003)。
一些对美国国际投资头寸的担忧来源于与美国当前情况相类似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之前的经济崩溃的惨痛经历。但由于美国拥有更加强大的制度，并且外债的形式与这些发生危机的国家明显不同，主要为私人的直接投资和公司股权投资。这种金融结构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更强劲。
中国是其中的一个特例吗?储蓄、投资和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如图 1.10所示，从该图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现实是储蓄和投资都非常的高，并且在过去，储蓄一直大于投资。中国为什么储蓄如此之多，原因何在?根据Backus，Henriksen，Lambe:和几lme:(2009)的原因，有至少两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国需要积累资产:一方面是快速增长的老龄化，这使得只有较高的储蓄率才可能为这些当前的工人在年老时进行融资;另一方面来源于对金融稳定性的高度关注，中央银行不断累积的外汇储备使其有能力应对中国银行系统的突然坍塌。
1.2.4东亚国家储备激增的典型
事实和中国的特殊之处Aizenman(2007)认为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的大量囤积大体上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主要动机为应对外国冲击的敞口的自保险动机，但该动机无法对第二个时期即2000年以后在亚洲发生的大量外汇囤积进行解释。Aizenman(2007)认为2000后东亚国家的继续囤积外汇储备行为是新出现的全球经济构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外汇储备可以提供预防突然逆转的自我保险，减轻贸易条件冲击的实际汇率效应，平滑冲击调整的时间以允许持久的经常项目模式，而且还可能促进出口。遵循出口导向增长战略的国家，其结局必然是竞争性的囤积外汇储备，这类似于竞争性贬值的情况。
美国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和迅速上升的对外债务，靠亚洲国家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来弥补的这一循环格局构建了世界经济新的动态均衡模式，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复活”。亚洲国家近年来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是出口导向型国家经济政策的副产品，中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如图1.11所示)。实际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借助货币低估促进出口和吸引FDI，促进了本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为了维持固定汇率或者降低本币升值速度，频繁的干预外汇市场，造成的客观结果就是本国外汇储备的大量激增。虽然这种理论的确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经济策略相一致，但有学者质疑说亚洲的出口政策是从20世纪50年代就实施的，但其外汇储备的剧增却是从1997年以后才开始的。对于中国而言，由于自身经济规模的大小和较低的对冲成本意味着中国可能成为这种囤积游戏的最后赢家。Aizenlnan和Lee(2008)认为中国外汇储备激增因素中很可能存在重商主义的成分，文章将重商主义又划分为为促进出口竞争力而压制汇率的货币重商主义和对制造业进行补贴的财政重商主义两种。由于货币重商主义对汇率的压制很难持续几十年，因此从长期来看，东亚国家在高速增长时期是依赖财政重商主义的。同时货币重商主义会付出一定的代价，它不但会加剧了金融部门的脆弱性，很可能会在经济增长放缓之后引发金融危机，另一方面可能引起一个地区内几个国家竞相采取这种货币重商主义的恶性竞争。
返回本篇博士论文目录 第一章：改革年代中国经济总体特征的若干典型事实
第三节：经济转型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