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态势探讨(2)

　　而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说，由于2011年至2014年这4年增速较高（分别增长11.4%、10.7%、9.3%和9.2%），按照翻一番的要求，从2015年起和整个“十三五”时期，只需年均增长5.2%.一般说来，这是可以实现的。

　　其二，经济增速若一路下行，到2020年，将使GDP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的实现面临风险，特别是将会严重影响市场预期和企业投资。

　　按照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要求，在2011年至2015年已有增长的基础上（分别增长9.5%、7.7%、7.7%、7.4%,2015年暂按年初经济增长预期目标7%估算），“十三五”时期，GDP需年均增长6.5%.有机构预测，到2020年，GDP增长将一路下行到6%或更低。若这个下行较缓，“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速不低于6.5%,则GDP翻一番的目标仍有可能勉强实现。若这个下行过快，使年均增速低于6.5%,那么GDP翻一番就成了问题。即使翻一番勉强实现，但GDP增长率将会出现一条从2007年之后至2020年长达13年的下行轨迹。这将造成一种经济增速不断下降的预期，极不利于稳定和提振市场信心。

　　而且，随着近年来经济增速的回落，企业盈利增速下降。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的增长已降至3.3%的较低水平，既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7.4%,亦低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率6.8%,更低于全国财政收入的增长率8.6%.2015年1-5月，与上年同期相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已呈负增长（-0.8%）。

　　同时，从2012年3月至2015年6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已连续40个月处于负增长的通缩状态。市场预期的不断下降，特别是企业盈利预期的不断下降，将会严重影响企业的投资，并由此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升级。

　　其三，经济增速若一路下行，将会影响财政收入的增长。
　　
　　2014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8.6%,为1992年以来，即23年来首次进入个位数增长。2015年1-6月累计，与上年同期相比，全国财政收入增长6.6%,同口径增长4.7%,回落4.1个百分点。今后，若经济增速一路下行，财政收入增速也会一路下行。这样，需要财政支持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关改革措施、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障的扩大、收入差距的调节等，都会受到影响。

　　本文认为，新常态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一路下行。不要把新常态泛化、娱乐化，更不要把一些“异常态”“、非常态”的现象也都说成是“新常态”.如果说“赶超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在经历一段高速增长之后，其增长速度会下台阶，这是客观规律”,那么这种说法没错。但如果说这个“下台阶”一定是“大幅度”下台阶，或一定是长时间一路下行，那么这种说法则不是客观规律，不是“正常态”.特别是从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我国经济具有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未来发展空间还很大。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我们要主动适应新常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使经济增速一路下行。

　　四、“微刺激”与“保下限”越来越被动

　　2012年、2013年、2014年的3年中，宏观调控每年采取的是“微刺激”与“保下限”政策，打了3次“下限保卫战”,每年形成了一个循环圈，即“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大体上说，每年初，经济增速下滑；然后，采取“微刺激”措施，经济增速小幅反弹；随后和下一年初，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笔者对此曾有所分析，参见刘树成[2014]）。

　　2015年，又进入了这个循环圈，年初，经济增速下滑，又采取“微刺激”措施，打了第4次“下限保卫战”.但“微刺激”措施缺乏持久推动力，且其效力越来越弱。

　　宏观调控只守下限越来越被动。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包括下限、上限和中线。宏观调控只守下限就要年年打“下限保卫战”,而“微刺激”措施的效力越来越差，加之经济增速下滑具有惯性，如果没有抵挡下滑的足够力量，或者一旦国内外经济环境有个“风吹草动”,即出现某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经济运行随时就可能滑出下限。宏观调控与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线。把握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中线，可使宏观调控上下都有回旋余地，而且可以充分利用目前距离通货膨胀上限还留有的空间，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

　　五、为“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速适度回升积蓄力量

　　要摆脱上述循环圈，摆脱年年打“下限保卫战”的被动局面，把握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中线，防止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已经不是靠短期的“微刺激”措施、不是靠简单的放松政策、不是靠一个个零碎地推出一些项目就能解决的。也就是说，已经不是在短期宏观调控层面所能解决的。同时，也不是靠简政放权、仅靠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所能解决的，市场机制具有自发性和下滑惯性。

　　而要摆脱上述循环圈，摆脱年年打“下限保卫战”的被动局面，把握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中线，防止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就需要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更高层面来解决，也就是要从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新的顶层设计层面来解决，寻找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层面的重大创新和突破，从而寻找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的力量。

　　2015年党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编制，以及2016年初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启动和实施，将会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情况下，对未来经济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将会形成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的力量。其中，特别是作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这三大国家战略的布局和实施，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在空间格局上的重大创新和突破，将会充分利用和发挥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凝聚起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的力量。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能够促进国内东、中、西部区域之间广阔的合纵连横，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结构的大调整，以点带线，由线到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增长带和城市群；能够促进国际与国内经济发展的互联互通，形成我国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局面。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不仅能释放出提升投资的巨大潜力，而且能释放出扩大消费的巨大潜力，使消费在经济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基础作用、使投资更好地发挥关键作用。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不仅能释放出扩大内需的巨大潜力，而且能释放出拓展外需的巨大潜力，促进“三驾马车”更均衡地拉动经济增长。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不仅能释放出需求面的巨大潜力，而且能释放出供给面的巨大潜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创新驱动和提质增效升级。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对于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后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具长远意义。

　　从本文前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所经历的3次上升过程来考察，其中，相关的五年计划或规划的实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在第一次上升过程中，1982-1984年，正值“六五”时期的第2、3、4年；在第二次上升过程中，1991-1992年，正值“八五”时期的第1、2年；在第三次上升过程中，2000-2007年，正值整个“十五”时期，以及“十一五”时期的第1、2年。参考这种情况，“十三五”规划的启动和实施，有可能积蓄起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向上的力量，有可能使经济增速止跌企稳，并适度回升。这样，2015年经济增速的回落有望触底，即有望完成阶段性探底过程，“十三五”时期有可能进入新常态下的新一轮上升周期。新一轮上升周期不是单纯地让经济增速适度回升起来，更不是要重回过去两位数的高增长状态，而是要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回升。要借回升之势，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更好地实现稳增长与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奋斗目标。

　　以上分析只是一种可能性，历史不会简单地重演。“十三五”时期，我们还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新问题，还需要付出艰辛的探索和努力。***总书记2015年5月25日-27日在浙江调研时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如何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刚刚起步，有的方面还没有破题，需要广泛探索。

　　③现在，人们常说，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本文认为，还应该加上一期，即新的政策探索期，是“四期叠加”.

　　参考文献：

　　①刘树成：《对经济运行下限的第三个冲击波》，《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4期。
　　②刘树成：《防止经济增速一路下行--2015-2020年中国经济走势分析》，《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