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军事教育理论的引进与研究

　　摘要：1911年10月, 武昌起义的爆发宣告了清政府的灭亡,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尽管临时政府存在时间很短,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被篡夺, 但在辛亥革命的推动下, 民国早期军事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军事教育理论的引进与研究、军事教育思想的广泛传播、军事教育体制的初步确立, 使得民国早期的军事教育向理性化、科学化迈进。

　　关键词：辛亥革命; 军事教育; 民国早期;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the Military Education Reform in Early Republican Years

　　WANG Guan

　　Boh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breakout of Wuchang Uprising in October 1911 marked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interim govern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Although Yuan Shikai quickly seized the fruits of the victory of the 1911 Revolution due to the fragil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bourgeoisie, the military education in early republican years, promoted by the revolution, developed profoundly. The introduction and research of military education theories, the wide broadcasting of military education thoughts and the primary establishment of military education system endowed the military educa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years a rational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Keyword：

　　the 1911 Revolution; military education; the early republican years;

　　Received： 2017-08-27

　　甲午战争以后,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通过兴中会、光复会等革命组织, 发动了多次起义, 尽管起义屡屡失败, 但革命的种子却已悄然播下。在革命党人的不懈努力下, 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选择了革命道路。1911年10月10日, 武昌起义的胜利标志着统治中国两百余年的清王朝的灭亡, 辛亥革命的胜利促使古老的中国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在辛亥革命胜利的推动下, 近代军事教育焕发出勃勃生机, 西方军事教育理论渐次引进, 军事教育机构有序设立, 军事教育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 这些军事教育变革的举措不仅促使了军事教育体制的确立, 还加快了军事教育现代化步伐, 军事教育开始向理性化、科学化发展。

　　一、军国民教育思潮勃兴

　　军国教育思潮起源于清朝末期, 其基本主张是培养具有军人体质与军人情怀的新国民。清朝末期, 一系列侵略行为以及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激起了全体国民的无比愤慨和坚决抵制。针对整个社会的文弱之风, 以蔡锷为代表的先进人士号召全体国民提高身体素质, 养成军人的智慧、军人的技能、军人的精神。“以民为兵”“尚武强国”的救国呼声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响应, 成为“军国民教育思潮”的最初呈现。1902年, 蔡锷发表了《军国民篇》, 分析了我国国民文弱不武的成因。他说:“俗师乡儒, 乃授以仁义礼智、三纲五常之高义, 张以龟行鼋步之礼节, 或读以靡靡无谓之章词, 不数年遂使英颖之青年化为八十老翁, 形同槁木, 心如死灰。”“自一统以后, 天下一家, 外鲜强敌, 内无凶寇, 承平日多, 乃文弱之气日深一日。”[1]

　　在蔡锷看来, 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弱民风必须要加以改变, 中国应学习欧洲、日本等国家, 对全体民众进行军事教育才是民族振兴之策。“既入学也, 其所践之课程, 皆足发扬其雄武活泼之气, 铸成其独立不羁之精神焉。欧美诸邦之教育, 在陶铸青年之才力, 使之将来足备一军国民之资格”。[1]蔡锷的思想十分明确, 那就是要对全体国人进行军人式的军事知识、军事技能以及尚武精神的教育与锤炼, 从而使“军人之智慧、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 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1]

　　继蔡锷之后, 梁启超提出了要塑造以尚武崇军为核心的国魂。面对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军事实力的逆转, 梁启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他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整体素质低下。1903年, 他在《新民说·论尚武》一文中指出, 应效仿德国、日本等国家, 倡导尚武教育:“生存竞争, 优胜劣败, 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 习于勇力, 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2]通过尚武教育, 养成以崇军尚武为核心的民族魂:“今日所最要者, 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 斯为有魂之国。”[2]他批判了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弱之风, 在《中国之武士道序例》一文中发出振聋发聩的倡议:“今之君子大声疾呼以告其同胞曰:君其尚武!君其尚武!未之或听也。乃杂引五洲史乘, 摭伟人言行曰:某氏武, 故显其国;其族武, 故长其邻, 岂不使万里之外闻而奋兴耶?”[2]蔡锷、梁启超等军国民教育思想率先在留日学生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在蔡锷、梁启超等众多有识之士的呼吁下, 军国民教育思潮在清朝末期开始形成。全国各地成立了尚武会、体育会等军事教育组织, 对民众进行军事体育教育。至民国初年, 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期间, 军国民教育思潮达到顶峰。1911年, 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将军国民教育列入国民教育课程。蔡元培曾留学德国, 对德国“尚武”的民族精神认识颇为深刻。他认为, 军国民教育应通过兵操、军训等形式对国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训练, 使他们掌握基本的军事技能。在蔡元培的倡导和亲自主持下, 1912年9月, 军国民教育列入国民教育宗旨中, 即“注重道德教育, 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 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3]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 蔡元培主张学校教育要与军国民教育结合起来, 在正常讲授课程的同时进行军事训练, “教员是热心的, 一方面授课, 一方面与学生同受军事训练”。[4]蔡元培作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 积极推动学校体育改革, 倡导军国民教育, 无疑为全民族倡导尚武之风、形成崇军尚武的民族精神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体现在军事科技上, 更体现在不畏强敌的民族精神上。军国民教育思潮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社会“重文轻武”的落后观念, 为整个社会注入了一股“崇军尚武”的清流。“这是一种积极的全民尚武主义, 压倒一切的愿望是通过全体国民重新确立尚武观, 改变心理定势, 并建立近代化国防体系, 来强化国家机制。”[5]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促进了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勃兴, 改变了社会风气, 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 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 军人职业社会地位很低, 得不到应有的价值体现。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兴起改变了人们对军人职业的偏见, 军人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民国初年, 青年知识分子参与军事的热情迅速高涨, 全民军事教育与国防意识逐渐形成。

　　二、军事教育管理制度初建

　　辛亥革命后, 南京临时政府总结了清政府军事教育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在广泛借鉴西方先进军事教育管理制度的基础上, 开始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管理制度的现代化发展历程。

　　军事教育制度的改革, 首先要建立规范的军事教育管理机构。民国临时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 设立专门负责管理军事教育工作的军学局和海军部教务局。军学局负责陆军军事教育, 分为步兵科、骑兵科、工兵科、炮兵科、教育科、辎重科等科室, 每科室设科员若干, 同时设局长和副官各一人, 统领全国陆军军事教育事宜。陆军部军学局成立之后, 在陆军学员选拔以及军官学校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12年1月15日, 《陆军军官学校章程》颁布, 对学院遴选与培养做出了明确规定:“招选中华民国全国有军人气质优秀人员, 速行训练, 以期养成军官资格。”[6]学员招选具有严格的要求, 学院年龄要求在18?25岁之间, “中学毕业及有中学毕业之相当程度者, 强健无暗疾, 视力充足者”, 充入伍生, “授以完全军士教育, 毕业后升入军官学校, 以备各军队将官之选”。[7]通过严格的选拔与培养, 军事院校学员整体素质提升迅速, 为国民政府军队建设、民主共和国国防建设输送了大批优秀军官。

　　海军部教务局负责全国海军军事教育事宜, 海军教务局规定, 海军统帅权归临时大总统, 海军部为最高的海军军事指挥机构, 海军部下设船政局、军机处、军政局、教务局以及经理局等机构。在海军部教务局统一管理下, 海军学员的遴选、海军军事学校的办学条件、办学要求都有了极为明确的规定, 海军军事教育开始走向正规化, 这也标志着民国初期海军军事教育开始走向制度化、科学化的发展道路。

　　教育管理制度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决定着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规模和发展程度。近代军事教育从洋务运动时期的兴起到清末新政时期军事教育改革期间的发展, 一直处在新旧军事教育相杂糅的状态, 各种军事教育学堂的创办随意性大, 缺乏来自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与规范, 因此造成了全国军事学堂各自为政的局面。军事教育的单一性、无序性使得军事教育的教学质量较为低下。辛亥革命后, 南京临时政府在陆军部下设军学局管理全国陆军军事教育事务, 下设海军部军学部管理海军军事教育事宜, 改变了原有单一化的教育层次, 全国的军事教育机构得到了整合、发展, 向军事教育现代化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三、开启近代军事学研究

　　军事教育的现代化不仅体现在军事院校规范的建立上, 同时还要求军事教育理论与时俱进。清末, 随着留学海外人数的增多, 西方军事教育理论开始传入中国, 特别是蒋百里、蔡锷、黄兴等近代著名军事教育家在军事学上的建树, 为近代军事学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辛亥革命期间, 由于战争需要, 研究军事理论、编纂符合我国实际军事现状的军事著作变得十分紧迫。近代著名兵工学家徐建寅在其所著的《兵学新书》中指出, 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洞开国门, 不完全取决于其炮火之利, 现代化的作战手段也是其实现侵略的重要手段。兵制建立与学堂应相辅相成, 武备即学问, 学问即武备, 两者不能分开, 也不可分开, “分之国贫且弱, 合之国富且强, 必学问深而武备始精”。“非集中国有志之士, 自行讲求兵学之精义, 必不能训练兵士使成劲旅”。[8]由此可见, 军事理论的研究对指导军事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辛亥革命期间, 近代军事理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大量翻译西方前沿军事教育理论, 如《战略学》《战术学》《军制学》《战法学》等大量西方军事教育理论和著作都是在此时期被引入和编译的。这些译著先后出版后, 迅速成为我国近代高等军事教育学堂的教科书, 为学生及时了解现代军事教育知识与军事教育技能提供了方便。其二, 结合我国军事实际, 编著和出版符合我国国情的军事教科书与军事期刊。著名军事家蒋百里结合西方最新军事理论与自己对我国军事教育的思考, 编著了《国防论》《国防知识》《军事教育之要旨》等书, 阐述了军事教育的纲领在于“人器一致、兵兵一致、军军一致、军国一致”, 形成了适合我国军事教育国情的军事理论。在出版著作的同时, 辛亥革命时期还先后创办了《武备杂志》《武学》《军华》等杂志。1911年创刊的《军华》杂志, 是由北京的军国学社主办, 专门用于研究现代化军事战略与军事技术, 该刊刊载的《对于西北边防之研究》《统计与军事之关系》等论文, 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著作、期刊等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出现, 充分说明了辛亥革命期间我国军事理论研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教育作为社会的子系统, 其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紧密相连。辛亥革命时期, 资产阶级革命派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充分借鉴西方先进教育经验, 在清末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上开启了军事教育思想、军事教育管理、军事教育理论研究的现代化, 尽管受政治因素的影响, 很多军事教育改革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但这些关于现代军事教育思想、军事教育体制的改革探索为军事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蔡锷.蔡松坡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2]梁启超.梁启超文选[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2.
　　[3]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上册)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4]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七卷) [M].北京:中华书局, 1989.
　　[5] (澳) 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Z].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7]陆军部招考入伍生队示[A].辛亥革命资料[Z].北京:中华书局, 1961.
　　[8]徐建寅.兵学新书后序[M].光绪二十四年刊本,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