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法执行总监部出炉连坐法惩罚力度加码

　　第三节：抗日战争时期

　　一、军法执行总监部出炉，连坐法惩罚力度加码

　　1937年7月7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战的开始。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号召“全国一致，急起抗战”，蒋介石特别强调，过去革命的成功，在于“有进无退的连坐法”，现在对日作战，"更应该要实行连坐法，使得勇敢的可以放心，怕死的要退也不敢退”气军委会发布通令称：各级文武官员，若有擅离职守、放弃土地者，“盖以军律处以死刑，不稍宽假”。1937年9月8日，军事委员会为整肃军纪，将原军法处升格为军法执行总监部，与军政部、军令部、政治部等部门平级。为体现军法执行总监部之重要性，军委会任命一级上将唐生智为首任部长（总监），1938年2月9曰免唐生智总监职，以鹿钟麟任之。是年6月14日鹿钟麟调离，何成濬接任总监，直至抗战结束。军法执行总监部下分总务、审判和督察3个组，除执掌一般军人违犯军法事宜，还有权制裁非军人犯汉奸、烟毒、盗匪、贪污等事项。军法执行总监部于1945年8月撤销①。

　　为提高军法执行效率，军事委员会还组建了执法总队，也隶属于军法执行总监部。执法总队被派遣至各战区执行军法。对于违反军法的官兵，无论何人，可以立时逮捕，就地枪决。军法会审制度也在抗战期间建立了起来，这是一种相当于军事法庭的特别法庭。上述三项措施，“理论上”确保了军事连坐法的有力执行。1939年10月21日军事委员会又公布《修正战时军律》，规定弃守、退却、抗命、投降等十二种行为处死刑以配合抗战连坐法，严抓军纪。

　　二、正反案例对比，连坐法效用存疑

　　八年抗战期间，在一些会战中，高级将领都在战前重申厉行军事连坐法，以严肃军纪，所部官兵确也英勇作战，舍生忘死，可以说军事连坐法体现了一定的效用。

　　如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投入75个师又9个旅，共75万人，苦战三个月，阵亡军长1人、师长及副师长4人、团长28人的代价，即使局面苦难到“胡宗南徒步收集残兵、薛岳抱木泅水”的地步，未闻有将领轻弃阵地、逃跑投降之事。忻口会战中，卫立煌亲临前线督战，严令各军师旅团长须亲往前线指挥，重申连坐法,“此令一下，军心一振，上下淬励精神，激增勇气”。是役殉国的将级军官便有郝梦龄、刘家麒、梁鉴堂、姜玉贞、郑廷珍5人，中国官兵充分展现了有进无退的牺牲精神。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薛岳下令：“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有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宽。”中国军队表现出了高昂的士气和顽强的斗志，大量杀伤日方有生力量，粉碎了日军攻占长沙的战略意图。’

　　然而，虽然抗战期间军事连坐法一直执行着，后期还得到进一步加强，但国民党军并非在每次战斗中都能保持这样理想的军纪和战志。当官兵“不能效死”时，军事连坐法这把大刀虽然高高举起，却往往轻轻落下，结果未见成效。豫湘桂战役’

　　期间，日军用短短八个月时间，占领国土 20余万平方千米、城市146座，打通了陆上交通线。战前和战时国民党官兵的种种作为可谓荒唐恶劣：汤恩伯部队被列为“水、旱、黄、汤”四害之一，扰民尤甚，鱼肉乡里；长沙方面“部队主官因营商应酬，脱离部队，致使部队精神不能团结”；“军部副官处长将攫取之财物，用5艘火轮装出，致长沙战斗紧急，转用兵力时渡河困难”；“红山头守备部队，当敌攻击时，尚在掩护部中赌牌” ％衡阳方面“纪律废弛，战志不旺……部队之逃散，尤甚惊人”；"若干部队，即奉攻击之命，亦多长时对峙” \军纪如此废弛之军队，一旦放到战场上接受考验，其结果可想而知。豫湘桂战役中，有多名高级将领因作战不力而遭极刑：第九十七师师长傅维藩因灵宝战役失利，于6月25日在西安被处决，罪名是“作战不力擅自后退”；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因长沙失守于1944年8月25日被判处死刑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因丢失全州，于9月20円被蒋介石电令枪决。军事委员会对战区军风纪巡察团的作用甚为不满，斥其“迄无成绩”，责令整顿。尽管如此，不战而退的事情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发生，连外国观察家都看出“中国军队的士气早已十分低落，绝不是军法从事所能重新建立起来的” 。

　　人心是连坐法的基础，连坐法仅是士气的辅助。淞沪之役全国上下的群情激奋，忻口之役国共两党的精诚合作，长沙之役“天炉战法”的众志成城。军事连坐法本为保持军纪，驱使官兵英勇效死而设，若此目的已然达到，便不必执行连坐法。而人心涣散、战事糜烂时，即使杀几个将领也难以挽回败局。国民党内部分高级将领坚持认为，军法失效、军纪废弛是因为缺乏一个“严格”，只要能够切实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就可以起到令行禁止的效果。从连坐法系统在抗战期间的强化和表现来看，这种观点恐怕过于天真了。

　　第四节：国共全面内战时期

　　一、国民党军队的迅速溃败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两党军队便摩擦不断，1945年秋爆发了上党、邯郸两场战斗。上党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损失3. 5万余人，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被俘；邯郸战役中又被歼2个军，投降1个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以下2. 3万人被俘。战事失利加上全国人民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的高涨以及国际舆论压力，蒋介石于1946年1月签订了停战协议，并召幵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6月下旬，美国“调处”工作尚未结束，国民党军队便集结重兵进攻中共的中原解放区，国共全面内战爆发。

　　在1946年6月至1947年2月对中共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国民党军队损失71万余人，其中损失2万人以上的战役就有临江战役、张家口战役、莱芜战役、鲁南战役、宿北战役、苏中战役等。国民党军队由于战线过长，能够用于^一线的突击兵力锐减，不得不于1947年3月停止全面进攻。

　　1947年3月起，国民党军队又集中94个旅，对中共陕甘宁和山东两个解放区，旨在打击中共首脑机关，消灭西北解放军和华东解放军。经过4个月的激烈战斗，国民党军队损失40. 7万人，丢失城市153座。其中孟良崮一役便损失J3. 2万人，整编第七十四师遭全歼，师长张灵甫阵亡。至此，战略进攻的主动权就被中国共产党掌握，国民党军队被迫进入守势，这距离国共全面内战仅仅一年而已。

　　1947年6月至9月，中共刘邓大军、陈谢兵团、陈粟野战军对国民党军队发动战略进攻，至1948年6月，国民党军队损失152万余人。1948年8月，国民党军队被迫与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在辽沈、淮海（徐蚌)、平津三次会战中损失144个师154万余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军队被俘或投降人民解放军。至此，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主力已经损失殆尽。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国民党军有430万人，解放军为127万人，实力对比为3.4比1，且解放军没有海、空军。一年后的1947年6月，国民党军有373万人，解放军为195万人，实力对比为1.5比1。1948年2月，国民党军有365万人，解放军为249万人，双方实力已经接近。到1949年1月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只剩下204万人，解放军则上升到358万人，形成了压倒优势。

　　二、形同虚设的连坐法

　　全面内战时期，解放军越战越勇，国民党军队则是越打越少。大多数战役都以国民党军队失败告终，其军队或被歼灭，或溃散，或主动投降。国民政府国防部为加强军纪，早在1947年10月就采取加强军法落实的措施。国防部军法司扩编成军法局，并成立上海、沈阳、天津、徐州、广州5个军法区。尽管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此时的军事连坐法非但形同虚设，没有起到震慑作用，有时反而成了瓦解人心，驱使其投降的肇因。

　　兖州战役时，整编第卜二军被解放军打败，军长霍守义感到自己即便逃出去，也要遭到军法的制裁，于是决定向解放军投降。长春被围时，被解放军放回的俘虏纷纷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导致国民党官兵军心涣散，郑洞国下令凡是被共军俘虏过的，不许回来，否则军法从事，结果引起公愤，难以执行。锦州战役时，范汉杰隐藏身份，化装突围，当其被解放军截获时，又自付身为方面大员，丧师失地，即使蒙馄过关，回去也难逃连坐法，故主动坦白了自己的身份。淮海战役时，吴绍周第八十五军大部都投降了解放军，他成了光杆司令，吴心想与其到南京去受军法审判送死，不如也投降算了。可见，此时的军事连坐法对于很多将领而言不但不是“助推剂”，反而是一道“催命符”，对军心士气起到了瓦解作用。

　　淮海（徐鲜）战役期间，经常出现缺衣少食的国民党军队被解放军优势兵力围困的情形，只能依靠空军有限的空投物资勉强维持。一包粮食投下来，饿慌了的士兵纷纷上前抢夺，甚至相互幵枪，这种情况下军队已经处于哗变的临界点，任何军法都很难发挥作用。吊诡的是，在国共全面内战期间，蒋介石自己几乎不提及军事连坐法，根据《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一书的收录，从国共开战到败退台湾，蒋仅仅在1篇讲话中提到连坐法，是不是经过抗战中后期的教训，蒋已经不相信连坐法能够振奋士气，扭转战局？对此现有的文献均未记载，只能作为一种猜测了。

　　面对一支支被解放军围困而弹尽粮绝，忍饥受冻的国民党军队，最高统帅部知道军事连坐法威慑无用，改打“亲和牌”，屡次空投“总统亲笔信、嘉奖令、领袖签名照”等物品，以示抚慰和鼓励，非但没有带来希望，反而增加了失望。官兵们需要的是食物和弹药，不是这些无用之物，他们“一边骂娘，一边将这些东西撕得粉碎”。

　　纵观各个时期军事连坐法的效用变化，国民革命时期基本有效，国共十年内战时期基本无效，抗日战争期间则经历了从有效到无效的过程，国共全面内战期间则完全失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些变化并使得军事连坐法最终失效？是法的元素如刑罚的严厉性、不可避免性、罪行适当程度、司法公正等出了问题，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是下文要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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