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美军事斗争的实践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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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毛泽东对美军事斗争的观念探究 
【第一章】毛泽东对美军事对抗的成效分析前言 
【第二章】毛泽东对美军事斗争的实践脉络 
【第三章】毛泽东对战斗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四章】毛泽东对美军事斗争思想的当代价值 
【结语/参考文献】毛泽东对美军事斗争的经验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二章 毛泽东对美军事斗争的实践脉络

　　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毛泽东通过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美、炮击金门以及中美双方大使级谈判等事件，同美进行了直接和间接的斗争。以珍宝岛事件为契机，毛泽东开始对世界各种复杂矛盾进行更加全面的研究，做出苏联是中国当前的“头号敌人”的判断。至此，毛泽东实施“联美抗苏”,积极维护中美关系，成效突出，促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1从斗争实践历程来看，着眼于毛泽东对美军事斗争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差别，通过历史分析的方法，笔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美军事斗争思想演变，大致经历了针锋相对阶段、政治接触阶段、冷战共处阶段和联美抗苏阶段。

　　2.1 针锋相对阶段的对美军事斗争

　　从抗战胜利到 1953 年 7 月 27 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毛泽东面对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尤其是美国支持国民党反共，以及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侵占台湾海峡、支援法军侵越的严峻态势，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中美双方在朝鲜首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直接对抗，并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针对美国扶蒋反共，积极自主争取抗战胜利果实。自 1943 年美国取得太平洋战争胜利后，美国对华实施控制的图谋就已经开始，他想取代日本成为控制和重新安排太平洋和亚洲战后格局的背后操控者，因此，美国在经济、军事、政治上积极支持蒋介石反共，企图拉拢国民党，形成在华优势，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在经济上，美国战时代表团帮助国民党成立战时生产局和战时运输管理局，主要负责国民党的军需生产，帮助国民党运送兵力和物资，1946 年 8 月 30 日，美国还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美剩余物资购买合约》，将实际价值 20 亿美元以上的剩余物资以 9 亿美元的价格转售给国民党蒋介石。在军事上，美国帮助国民党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帮助国民党设立参谋、步炮兵、工兵等学校，此外还为蒋介石训练和装备了二十多个美式机械化师，为其与共产党进行内战提供最新的美式装备。1945 年，为了帮助蒋介石抢占战略据点和铁路运输线，9 月份 1800 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塘沽登陆，占领葫芦岛等港口，10月份 1.5 万名美军在青岛登陆，随后美国又派 3 个海军航空兵大队进驻青岛和北平，到年底，驻华美军数量已上升至 11 万余人。1946 年 5 月初，撤销中国战区以后，美驻华海军陆战队转由第七舰队管辖，主要在华北帮助蒋介石守护矿区、桥梁等战略要点以及交通运输线。在政治上，美国明地里支持蒋介石接受日本投降，企图让蒋介石垄断抗战胜利果实，导致了中国内战不可避免。为了粉碎美蒋反动派窃取胜利果实的阴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5 年 8 月 13 日延安召开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醒全党注意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的威胁，严密关注美国帮助国民党政府打内战的危险，要求全党务必做好准备，随时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毛泽东指出，美国政府大力支援国民党打内战，是要扶持蒋介石夺取政权，并使中国沦为美国的跟班，他们很早就确立这个意图。我们的头脑要时刻保持清醒，既听明白他说的话，也不畏惧它的恐吓，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1945 年 8 月 11 日到 10 月 10 日的两个月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收复国土 31 万多平方公里，收复城市 190 多座，取得了较有成效的抗战胜利，但是，由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人民军队对中心城市没有获得完全解放，这也导致了国内内战不可避免。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着名论断，指出：

　　革命者必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不畏惧不胆怯，敢于同敌人斗争，同时，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不盲目不莽撞，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一步步孤立敌人和消灭敌人。毛泽东这一高超的斗争思维，武装了中国人民的头脑，加强了中国人民斗争的信心，对取得内战胜利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

　　着眼打破封锁，作出“一边倒”的战略抉择。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把中国看成是苏联的附庸，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制定其对华政策。他们敌视新中国，并对我国体制进行颠覆，实行经济和技术封锁；政治上不承认，极力阻挠我国在国际社会组织中的合法地位；在我国周边建立军事基地，对我实行包围和封锁，还策动台湾的蒋介石势力及大陆的反革命分子，对我进行扰乱破坏，企图扼杀新中国。

　　然而苏联与美则大不一样，率领社会主义阵营率先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承认我国地位并建交。这使我们真正认识到，“在国际上我们必须紧随苏联，共同建立起反帝国主义阵营，”上述种种，使毛泽东不得不把美国看成最主要的敌人和对新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并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原则，作出了倒向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决策。当然，这种战略是建立在双方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践证明，这种战略的确立和实施对毛泽东对美军事斗争思想的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美国干涉朝鲜内政、侵占台湾，导致两国完全处于敌对状态。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打响。美国当局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全球战略的关键部分，假如南朝鲜被推翻，苏俄将把亚洲逐步占领，并继续向中东和欧洲扩张，进而引起世界大战。

　　为此，杜鲁门政府决定军事介入朝鲜问题，并且其早有准备，就在战争爆发后两天，美国以“反侵略”为借口出兵南朝鲜，与此同时，以朝鲜问题为由派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阻止我国解放台湾，还大力支援法国侵略越南，从三个方向对我国构成战略威胁。随后，又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诬陷北朝鲜“侵略”了南朝鲜，为武装干涉别国内政披上合乎国际准则的外衣，并邀集英国、法国等 15 个国家的军队，组成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9 月 15 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战局迅速改观，美军控制了朝鲜南半部，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使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到 1950 年 12 月底，美军飞机 421 批 1310 架次侵入我东北地区，并多次进行轰炸扫射，人员死伤无数，房屋大量烧毁。同时，大批美军飞机轰炸了鸭绿江桥。1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毛泽东及时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早在朝鲜战争刚刚爆发三天后，他就强调指出，美国干涉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别国的内部事务和国内战争，毫无道理可言，全世界人民都会同情被侵略者，而绝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一边。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对我们毫无效果，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因为它没有人民的支持。并且进而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2及早进行战略预置，作出出兵决策，通过灵活的战略指导，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面对来自美国同时在朝鲜、中国台湾、越南三个战略方向的军事威胁，想直接有效抗击美国的侵略，必须选择对中国有利的战场。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认真分析形势，中美海空力量对比悬殊，选择在台湾海峡对美开战，无疑是“以卵击石”.

　　在越南出击同美军较量，既不利于后勤保障，也无法有效打击美军。选择出兵朝鲜抗击美国，最利于我们发挥陆地作战优势，及时提供后勤保障，同时也能直接得到苏联的援助。面对风云突变的安全形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积极拿出对策，迅即调整国防部署，作战目标调整为支援朝鲜人民，并将东北边防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31950年 7 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将 13 兵团及其他特种兵部队共计 25.5 万余人，调往中朝边境地区集中整训，并向该地区输送大量战备物资。随后，又将第 9 兵团、第 19 兵团分别集结于津浦线、陇海线作为二、三线部队，同时又从四野抽调 10万老兵，准备开战后补充到一线部队，并要求准备足够的医疗力量以应付战争之需。

　　这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预置，后来毛泽东谈及这件事时曾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三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有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者，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

　　此外，全国上下还掀起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思想教育运动，为部队入朝作战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尽管我已有与美作战的思想和物质准备，但由于真正出兵参战事关重大，战争决策还是慎之又慎。毛泽东在经过“艰难 18 日”的战略考量和中共中央多次反复研究讨论，认真听取多方意见，在对可能出现的困难和最坏情况作了全面估计的基础上，最终作出中国应当必须出兵参战的决策。并且对中美两军的力量进行了分析对比，归纳总结出美军虽有武器装备先进的唯一的优势，却难以弥补兵源不足，远隔重洋，为侵略而战师出无名三个方面不足。而我国志愿军数量多，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千锤百炼，积累了丰富的以劣胜优战争的宝贵经验，加上我们是正义的战争，可以获得中朝两国人民的支持，且与苏联老大哥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们应该能够并且可以战胜敌人。就在美国断定中国不会介入朝鲜战争，他们可以在朝鲜为所欲为的时候，中央政治局经过分析研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毛泽东还曾判断战争前景会出现三种可能：①志愿军在苏联空军的支援下，协同朝鲜人民军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队，彻底解决朝鲜问题，并使战争“地方化”;②美国对中国公开宣战，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工业基地并以海军攻击沿海地带，并且支持台湾国民党军队进攻大陆。而志愿军因武器装备差于美军，在朝鲜难以快速大批消灭美军，双方陷入僵局，影响中国整个恢复和建设计划，引起国内许多人不满；③在苏联不提供空军直接支援作战的情况下，志愿军能够充分发挥陆战优势，并坚持同美军持久作战，从而迫使美国停止战争，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战争进程体现了毛泽东有着高超的战争远见，战争进行过程中总的指导方针是“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最终中朝军队和人民的一起努力经过五次战役的较量，此后又采取“零敲牛皮糖”的作战方针，迫使美帝于 1953 年 7 月 27 日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实现了朝鲜半岛的和平。历史证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准确判断形势、权衡利弊，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是极具战略眼光的，这一点在战争结局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抗美援朝是在冷战背景下，由一场内战升华成两个阵营之间的军事较量，在朝鲜同美军的直接军事对抗，体现了新生的人民政府对扞卫国家主权安全的胆魄和决心。

　　在朝鲜战场上，刚成立的新中国同世界上军事和经济实力最强大的美国进行对抗，将美军从中朝边境打到三八线，让不可一世的美国人“坐下来”谈判，这是中国百年来对外战争从未有过的辉煌胜利。党中央和毛泽东为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朝鲜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彻底的斗争，并促进了中国大环境战略对策的制定，扼杀了美帝国主义在远东扩张的美梦，保卫了朝鲜共和国和新中国的安全，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通过对美军事斗争思想的灵活运用，使中国志愿军以劣势胜优势，彻底打败了实力最强的美帝国主义，从而树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使全世界都不得不对中国另眼相看。

　　2.2 政治接触阶段的对美军事斗争

　　从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到炮击金门，毛泽东出于一揽子解决台湾问题的现实考虑，选择与美国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方式进行政治接触。而美国此时对华政策，就是在不发生军事冲突的前提下从多方面遏制新中国的发展。毛泽东亲自指挥金门炮击，粉碎了美国割裂台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将美国逼回谈判桌前。

　　中美官员在日内瓦会议上的谈判，开辟了两国会谈的渠道。1953 年 9 月 28 日，苏联政府提议在日内瓦召开有中国参加的美、苏、英、法、中五大国外长会议，讨论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和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这次会议对于新中国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由于我国在成立初期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的战略，使得世界与新中国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了解，而日内瓦会议则为新中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遇，但同时也给外交经验并不丰富的新中国带来不小的挑战。中国政府对参加日内瓦会议高度重视。

　　1954 年 3 月 2 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指出，中国政府应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并加强对外交往和参与国际事务活动。1这次会议批准了《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决定派周恩来率团出席会议，参加关于政治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考虑到美国可能竭力阻挠会议的成功，中国当局认为，应尽一切可能促使会议达成某些协议，打开大国协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大门，确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方代表王炳南和美方代表约翰逊就中美侨民问题进行了初步商谈，此后中美双方通过了四次大使级会谈和两次领事级会谈，由于美国反对将美国在华被押人员问题和中国侨民及留学生滞留美国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所以双方并没有就上述问题的解决达成一致，但还是达成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如中国同意对美国提供的被押人员名单逐一进行调查，允许被押人员与家属通过中国红十字会进行书信联系，允许 6 名美侨返乡，美国也同意 12 名滞留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回国。这次会议中美两国代表的几次接触，使中国通过多边外交场合促进两国关系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虽然未达成一致意见，但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

　　使中美两国在没有正式建交的情况下找到了一条相互交流的通道。日内瓦会议，新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外交实力，还开创了与美国官方接触的先河，也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为此后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奠定了基础。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毛泽东试图以和平方式解决中美之间争端的一个重大决策。1954 年日内瓦会议后国际局势总体趋缓，但美国不甘心失败，一方面于 1954 年 12月与盘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公开干涉中国内政。面对这种情况，中国采取了必要的对策。一方面党中央及时提出了“解放台湾”的战斗口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于 1955 年 1、2 月份先后解放一江山岛和大陈岛。另一方面敏锐抓住美方希望其在华人员得到遣返的迫切心情，提出我愿与美方就台湾局势举行会谈的建议，开辟中美两国之间的直接接触渠道。1955 年 4 月，周总理宣布，中美两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不愿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声明发表后，立即引发国际社会的剧烈反响，美国政府迫于压力于 1955 年 7 月 13 日对我方的倡议作出回应，同意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自 1955 年 8 月至 1970 年 2 月，中美两国共进行多达 136 次大使级会谈，称得上是中美关系史上一场真正的谈判和斗争，在两国当时处于相互隔绝与敌对、并且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状态下，开辟大使级会谈、保持双方进行官方接触，为日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中美谈判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美国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问题，然而，当会谈进入实质性问题讨论时，美方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双方就“放弃使用武力”发表声明，我方当即明确指出，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问题，绝对不能同中国通过和平方式还是使用武力来解放台湾这一内政问题混为一谈。中美大使级会谈，主要基于战略上考虑和着眼于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十余年的谈判虽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但还是为两个大国在互不承认的状态下提供了一个相互沟通联系的平台，为减少双方的猜疑与误判具有战略意义。

　　正如中方谈判代表王炳南所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大使级会谈就是中美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两国关系，甚至比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在某些方面联系的更多。如果没有大使级会谈，我们有些话确实还难于找到表达的场合。每一次重大的国际事件发生后，中美两国都可以在大使级会谈中表明观点，提出看法，使每一方对对方的态度、做法有所了解。因此，两国虽然隔绝，却是互相了解底细的。”1毛泽东更是认为中美大使级会谈，不仅是对美军事斗争的需要，而且也是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的需要。

　　炮击金门，摸清了美国的战略底牌。中美大使级谈判期间，美国毫无诚意，在台湾问题上谈判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1957 年底双方停止谈判。1958 年夏中东事件爆发，美国入侵黎巴嫩的同时，还进一步在台湾问题上指手画脚，不断帮助台湾加强军事力量，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大肆叫嚣“反攻大陆”,将近十万人（其兵力的三分之一）集结在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并对大陆进行疯狂的骚扰破坏，紧张局势一再升级。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提出了既要斗争也要讲策略的方针。此刻，毛泽东及时将对美政策从和平协商调整为加强对美斗争准备。一是审时度势制定斗争策略。当时下定决心同美国人斗并非易事，第一，美国具有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它不仅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还有核弹、导弹等先进的武器装备；第二，当时苏联并不赞成中国在军事上的强硬方式。他们认为，如果中国采取强硬的斗争方针，势必使美国有借口参战，而美国的实力是“可观的”,并告诫中国政府，社会主义阵营不值得投入这场战争；第三，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经济、军事实力都比较弱，且没有渡海登岛作战的能力。毛泽东认真考量了美国面临的种种困难：第一，美国国内厌战情绪高涨，人民不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第二、美国的战争政策并不受资本主义世界支持；第三、全世界都在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综合分析当时国际发展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东南沿海军事斗争。在研究确定军事目标时，毛泽东着眼战略全局，敏锐地意识到金门、马祖将是敌我双方斗争的主要战场。美国同蒋介石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但没有明确将金门、马祖列入防御范围，并且金门、马祖没有美国驻军，不受《共同防御条约》的制约。对此毛泽东指出，要从道义上和实际行动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打金门、马祖，教训蒋介石军队，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没有借口，且还可以牵制住美国，这场斗争的目的，就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二是调整战略目标。炮击金门初期，毛泽东打算通过炮击封锁迫使台湾当局放弃金门，可是随着战局的进展，毛泽东敏锐发现美国有利用我之行动迫使台湾当局弃守金马、固守台澎，造成以台湾海峡作为分界线隔绝双方联系并促成中国分裂的事实，以达到实现“一中一台”的目的，蒋介石则把金门、马祖作为他代表“全中国”的象征，坚决不放弃在大陆沿海所剩的最后两个据点，金门封锁一个以后，而美蒋矛盾公开化。鉴于此，毛泽东认为，若只解放金门、马祖而不同时解放台湾，更易于形成“台独”局面，将原定的“封死金门、逼蒋撤退、相机登陆”解放金门的目标调整为“保留金、马在蒋军手中”,实施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决策，并继续扩大美蒋矛盾、联蒋抗美。三是实施灵活的战略指导。1958 年 7 月美国武装干涉黎巴嫩，毛泽东抓住时机，果断作出炮击金门的决策。1958 年 8 月 23 日，炮击金门作战正式开始。一年后，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会谈时，说到选择 8 月 23 日打炮的原因。

　　他指出，之所以在八月中旬打，是因为八月二十、二十一号联合国要通过美国扩军的决议。所以，我们八月二十一号没打，二十三号才打。美国在中东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害怕别人打他。美国还没有搞清楚我们的意图，以为我们要打蒋介石，就把它们的军队从地中海、太平洋、西太平洋、日本、菲律宾调来。等到舰队从地中海开到新加坡的时候，发现没事啦，就在新加坡停住了。看得出，美国人行动很慌乱。

　　1炮击金门使美国乱了阵脚，急忙将海军第六、七舰队调往台湾海峡。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宣称要武力帮助台湾。9 月 7 日，美国军舰为国民党军舰护航，恢复金门海上补给线。毛泽东下令“只打蒋介石的军舰、不打美国的军舰，没有命令不得向美国军舰还击”.

　　当我炮击运送补给舰时，美舰竟一炮未发，迅速逃离。美军的这种表现，使毛泽东洞察了美国人的决心，认识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真正的态度，最终摸清了美国的战略底牌。毛泽东洞悉美欲迫使蒋放弃金马，割裂台湾时，毛泽东及时改变策略，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在 10 月 6 日《人民日报》发表，并停止炮击，以使蒋恢复海上运输补给线，从而以金、马拖住蒋介石。此后，根据毛泽东的命令，福建前线炮击金门形成规律，逢单日打，双日不打。打是为了给蒋军拒绝美国要其撤离金、马一个理由；不打，是为了给蒋军运输补给的时间，而且炮击时不打居民与军事建筑。大陆、台湾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共同维护了“一个中国”的局面。在金门炮击中，毛泽东正是基于对战争和政治关系的深刻认识，自觉地对战争中的政治目的进行了恰如其分的控制和调节，并根据政治形势的发展，灵活调整军事斗争策略，使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相互渗透、高度统一，在对美军事斗争中，在政治上、军事上我们始终能够处于主动地位，将战局发展牢牢掌握在手中。

　　事实证明，这次炮击金门意义非常重大，在台湾问题上，维持了“一个中国”的局面，并用军事压力将美国逼回到谈判桌旁，为完成中国统一大业奠定良好基础。这一阶段的政治接触，虽然在解决台湾问题上没有获得实际性的进展，但还是为中美两国在针锋相对的敌对状态下增进了解、防止误判，开辟了一个相互沟通和联系的渠道。

　　2.3 冷战共处阶段的对美军事斗争

　　从 1958 年炮击金门结束至 1969 年珍宝岛事件发生，美国对新中国实行“遏制”政策，除了从朝鲜和台湾两个方向向新中国围攻之外，还在新中国四周组织起包括日本、菲律宾、泰国等国在内的军事联盟体系，并对中国的邻国越南、老挝进行武装入侵。此时，毛泽东一方面通过大量声明和讲话，号召世界各国人民都应积极反对美帝国主义，集中主要力量与之斗争；另一方面提供人力和物力支援越南和老挝人民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面对美国的核讹诈，毛泽东积极发展中国的核工业，打破被动局面。

　　随着美国侵越战争规模扩大，作出“援越抗美”的战略决策。1954 年 7 月日内瓦会议后不久，美国公然违反会议决定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各国和平的各项协议，入侵越南南方，阻挠越南南北统一。1961 年 5 月，美国悍然在越南发动了“特种战争”.

　　战争失败后，1964 年 8 月，美国又以军队舰船在越南沿海受到袭击为由（即所谓“北部湾事件”），派出飞机狂轰乱炸。毛泽东对美国扩大战争以及中国周边环境的恶化始终保持警觉，并坚决从物质上和人力上给予越南人民以真诚、巨大、有效的帮助。1964年 6 月，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来华访问，毛泽东在接见他时表示，越南的事就是中国的事，中越两国要团结一致共同抵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明确指示：尽力满足越南南方提出的需求，并主动满足越南没有想到，但我们能够办到的。1965 年 4 月 12 日，中共中央作出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加强备战工作，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做好随时应对最严重局势的准备，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4 月 22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并代表全中国人民宣告，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坚决地、无保留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爱国正义斗争。应越南政府的请求，从 1965 年 6 月至 1973 年 8 月，中国先后派出了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等部队，总计 32 万余人，最高年份达 17 万余人，在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猛烈的轰炸中执行反空袭作战、筑路、构筑国防工程、扫雷及后勤保障等任务。在越南抗美救国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人多次庄严宣布：

　　“中国七亿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中国辽阔的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为了支援越南人民夺取抗美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国人民准备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当越南人民最需要的时候，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提供了 200 亿美元左右的物资援助，有力支援了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毛泽东在援越抗美战争中，运筹帷幄，指挥得当，严格控制援助形式和规模，不仅成功帮助越南北方取得胜利把战火控制在我国之外，而且致使美国不敢直接出兵，避免中美军事冲突。通过中国的援越抗美，使美国在考虑到苏美因素的前提下，开始进行战略收缩，缓和了对华关系。中国作出这一巨大牺牲，靠的完全是国际主义精神。尽管当时中国的国力比较落后，人民生活还比较贫困。

　　特别是在三年经济困难和“十年动乱”期间，中国人民节衣缩食、不惜作出民族牺牲，从道义上、物质上、人力上全力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和经济建设。

　　为老挝抗美提供的各种军事物资援助，有力支持了老挝人民的救国斗争。1960年，美国在老挝发动内战，进行“特种战争”支持老挝右翼势力。1964 年 2 月底，美国直接出动飞机对老挝解放区和“老挝走廊（又称胡志明小道）”进行大规模轰炸，企图切断越南北方进入南方的交通线和打击老挝爱国武装力量。老挝人民军坚持抵抗美帝主义，因各种作战物资缺乏，运输能力较差，请求中国予以帮助。根据老挝方面的请求，1962 年 1 月中国大力支持老挝人民抗美斗争，帮助老挝人民后勤建设。在老挝人民抗美救国期间，中国共向老挝无偿援助各种枪 11 万支（挺）、各种炮 3700 余门、枪弹 1. 6 亿发、炮弹 254 万发，以及充足的后勤军需物资。为保证武器装备及时得到维修，还向老挝提供了 19 套师团修械所的设备。

　　1962 年至 1978 年，中国先后派出 7 万余人的工程部队援助老挝，投入工程器械 2250 台，为老挝修建了 7 条沥青面公路，总长 822.4 公里，桥梁 131 座，涵洞 2677 个。同时，派出空军 1 个大队和 3个支队为老挝筑路提供防空保障。2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助老挝的军事行动，是在条件极端艰苦的亚热带异国、美军飞机不断临空轰炸的严重威胁下进行的。面对美军使用各种现代化杀伤武器，中国支援（后勤）部队克服困难，群策群力，研究出了对付美军的有效方法和措施，有效支持了老挝人民长期进行的抗美救国斗争，并极大地支援了越南和柬埔寨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斗争。

　　冷战时期，美帝国主义对我实施核讹诈，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朝鲜战争期间，中美更是处于紧张的直接对抗之中，美国不断发出核威胁的信号，不断利用原子弹进行核讹诈。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下定决心发展核武器，他说：只有我们自己也掌握了核武器，才能更好地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支持世界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发展两弹，对中国来说完全是一片空白，既无资料，更无经验。1954 年 10 月，毛泽东在同赫鲁晓夫在正式会谈中首次提出“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并希望的到苏联的援助，却遭到赫鲁晓夫的婉拒。虽然苏联不愿提供核弹研制援助，1955 年 1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作出了发展中国核事业的决定。此时中国虽然工业基础薄弱，却有了钱学森、王淦昌、邓稼先等一批从海外归来的世界级科学家，他们坚定地站在党的一边，为国家民族分忧解难。1957 年苏共内部出现重大事变，在政治上赫鲁晓夫迫切需要得到毛泽东的帮助，并表示愿意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双方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因中苏国家关系出现摩擦，1959 年 6 月，赫鲁晓夫政府领导的苏共借口国际局势，推迟提供原子弹样品。1960 年 7 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协定，彻底中断了对我国核武器研制的援助。在当时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苏联又中断援助，就在这关键时刻，无数科学家和官兵不怕苦不怕累，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使中国的国防核工业终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成功进行了自主研发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1966 年 10 月 27 日，中国成功实施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1966年 12 月 28 日，中国在我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进行了氢弹爆炸试验。正是两弹一星的成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对我的核垄断和核威慑，使得我们在国际地位上取得了相应的话语权。

　　这一阶段，毛泽东鲜明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险恶的敌人，揭穿美国险恶的侵略行径和战争阴谋，并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团结起来，一切爱好和平国家要团结起来，一切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及人士要团结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统一战线，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保卫世界和平。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此时对美军事斗争的重心放在对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抵抗和防范上。

　　2.4 联美抗苏阶段的对美军事斗争

　　从 1969 年 3 月到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为应对苏联军事力量的扩张威胁，敏锐观察到美国战略力量收缩的实际，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作出了超乎寻常的重大决策，由此确立了对美军事斗争的新方向。

　　中苏关系急转而下，从“蜜月”走向敌对。1958 年春夏之后以“长波电台”、“联合（潜艇）舰队”和炮击金门这三件事为导火索，中苏两国领导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吵。双方意识形态出现分歧，1961 年 11 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彻底批判斯大林并把阿尔巴尼亚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中共又认为赫鲁晓夫完全是“修正主义者”,加上 1962 年新疆发生大量边民外逃的“伊塔”事件，双方矛盾愈演愈烈，中苏关系就此不可挽回。此后，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都进行了口诛笔伐。1969 年，中国军队同苏军在珍宝岛发生了战斗，成为中苏国家矛盾长期摩擦引发的一个引爆点。武装冲突发生后，苏联向远东大举增兵，并发挥机械化装备优势在新疆地区，制造了铁列克提流血事件。两国进入剑拔弩张的临战状态。双方出于过度防范的心理，在发生边界武装冲突时都出现了严重误判，以为对方要大举进攻自己。中苏武装冲突的发生就此改变了中国对美策略，中美关系出现转折。

　　及时发现美国战略力量收缩的苗头，作出了同美国缓和关系的战略决策。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在越战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实力有所下降，重新进行了战略调整与力量收缩，在与苏争霸中由攻转守。而此时的苏联则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霸道，并且在军事上咄咄逼人，对世界各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他本人多次向中国方面发出信号，并指示基辛格探索同中国人和解的可能性。而且借助法国、巴基斯坦等第三方的国家领导人向中国传递消息，美国希望同中国进行对话。为了缓和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尼克松实施了一些重要举措，如放宽中美贸易，重新启动中美大使级会谈，不同意苏联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行动，还命令驱逐舰停止进入台湾海峡等等。中国政府也根据情况做出了回应，“在不放弃反对美国的对外侵略政策的原则立场下，设法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这对中国扩大对外影响、打开外交新局面是十分有利的。”1969 年 6 月至 10 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组织陈毅等四位老元帅共同研究国际形势。在讨论到“苏联与我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我们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时，四位老元帅一致认为，美国考虑到要从战略上遏制苏联，急于拉拢中国，而我们则应从战略上利用美、苏两国的矛盾，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1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勇抓机遇，决定了缓和同美国的战略关系。

　　导演“乒乓外交”,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在日本名古屋第 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误上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汽车并与中国球员庄则栋交流并互换礼物，引起了记者对此事的报道。毛泽东从战略高度考虑，邀请美国队访华，可能是最恰当、最及时的外交方式。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就能给美国政府传递重要信息：中国政府正在为改善中美关系做出努力。1971 年 4 月 6 日，毛泽东毅然决定正式邀请正在日本参加世届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队访华。随后，周恩来立即向中国队传达了他的指示，主要有三点：“一、毛主席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对于打开中美关系的局而，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要把它当作一个大事来抓，政治意义大于体育意义。二、在来华访问的乒乓球队中，接待重点放在美国队。三、在接待中，我们要热情主动。”

　　14 月 10 日美国乒乓球队飞抵北京访问中国，成为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批准进入中国的美国人。随后中国乒乓球队成功回访美国。中美两国乒乓球队互访轰动了世界，小小乒乓球推动了全球形势的深刻变化，从此打破了两国 20 多年来互不来往的僵局，使中美关系和解取得历史性的突破。在乒乓外交的预热下，经中美双方精心安排，基辛格国务卿秘密成功访华。1972 年尼克松总统亲自来华访问，两国共同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从此中美关系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毛泽东与尼克松历史性的会面以及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标志着毛泽东对美军事斗争思想进入到联美抗苏的新阶段。周恩来曾说：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中国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彼此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两国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是现代国际政治的一件大事，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直接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中国同西欧各国关系的全面突破。

　　联美制苏，提出“一条线”的战略构想。1972 年 1 月 6 日，毛泽东针对美国提出的中国战略环境危险，苏联要利用大陆包围中国这一情况，尖锐批评道：“它（指美国）替我们担心啊，是猫哭耗子！”,“统统要它保护，中国的独立、生存能力都让你保护，危险得很呀！”并且认为中美之间战略关系的基本问题就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

　　1973 年 2 月 17 日，毛泽东在同基辛格的谈话中，提出了中美两国“手携手”,共同对付“北极熊”和从美国、日本、中国，连接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延伸至欧洲，从纬度上搞成一条横线，从而形成反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这就是着名的对抗苏联“一条线”战略构想。从对抗苏联、保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表明了当时中共中央联美抗苏的战略思想。

　　从亲手导演“乒乓外交”,以小球推动大球，引起国际政治的连锁反应，到提出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构想，不仅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得到了战略保障，巩固了毛泽东对美斗争的基础，而且还有力遏制了苏联霸权主义的野心，为避免再次爆发世界大战和促进国际反对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