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军事思想依然带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古代传统兵学、哲学等思想精华。挖掘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传统文化内涵,对于树立中国革命文化的高度自信,在新时期拓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跨领域应用,以及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体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现实意义;
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毛泽东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其中军事思想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是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三是中国传统军事战争思想。不可忽略的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兵学理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军事思想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将哲学、兵学、史学等思想融入他的军事战争理论之中,形成了兼具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军事思想体系。
一、中国传统兵学理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兵学理论的起源较早,军事文化遗产丰富。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特别注意批判地吸收古代军事思想,他的战争观和军事观中蕴含着深刻的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元素。他认为军事战争的要义,主要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通过认真研读古代兵学理论着作,总结历代战争战例的经验,并将其不断创新、丰富和发展,然后应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
(一)孙子兵学思想
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庞大,不仅涉及战争规律、战略战术,还包括了国家与军队、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等内容,与孙子兵学思想有着诸多契合点。比如,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这里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与孙子的“兵者,国之大事”的思想都说明了军队之于国家的重要性。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兵”决定着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用“兵”要审察,对待战争要慎重,这是从国家、政治层面来看待战争和军事的关系。毛泽东领导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所运用的战争规律也多处体现了孙子的兵学思想。以“四渡赤水”之战为例,“一渡赤水”是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所以红军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术,避免被动作战,打不赢就撤,正是对应了孙子所说的“不若则能避之”[2];“二渡赤水”是红军已经突出包围,此时就需要出其不意地突击作战,即“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2],打敌军个措手不及,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三渡赤水”本意是诱敌深入,但是因为诱敌失败后转战其他战场;“四渡赤水”红军以迂回的作战方式,多变的行动,隐藏了真实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其作战思维也来源于《孙子兵法·军争篇》中所说的“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2]。两军相争,最难的就是变迂曲为近直,转患害为便利。示敌军以迂曲,敌军懈怠之际,诱敌以利,然后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方能后发先至,攻其不备,得到所争要害之地。毛泽东军事思想强调的知行(战)合一,注重军事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也是吸取了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思想的精髓,他通过认识客观规律并依据规律和实际在战争中采取不同的策略,实际上是强调知和行(战)的统一,这也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此外,孙子兵学思想中的“示形”“以十攻一”“造势”等诸多兵学理论也都被毛泽东吸收并应用于战争实践中。他说:“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人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6]。毛泽东注重分析战时情况和战争规律,将孙子兵法加入自身的独特理解,灵活巧妙地运用于战争实践中,成为战争中克敌制胜的法宝。
(二)墨子兵学思想
墨家的兵学思想也同样对毛泽东军事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墨经》中云:“剑犹甲,死生也”[7]。“剑”作为一种进攻的武器同样可以起到防御的作用,既可以消灭敌人也可以保护自己,所以具有死生两种使命,形象地阐释了进攻与防御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说的“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8]。在力量薄弱的时候,保存实力,积蓄力量,与敌军进行持久周旋的过程中寻找战机。如抗日战争中后期的“百团大战”,我军集中了105个团近40万的兵力,对日军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和反“扫荡”,重击了日军的主力。这场战役的胜利正是因为前期保存了战斗实力,集中优势兵力,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给日军强有力的打击,为扭转战局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外,墨子兵学思想包含着非常完备的防守和御敌的方法,其系统性在古代兵学理论中可谓独树一帜。毛泽东的防御思想,与墨子的防御理论有着许多相似点,可见受其影响之深。在《墨子》卷十四中,将“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突”“备水”“备穴”等十二种守城方法描述得相当详尽,结合地形、器械、气候、士兵士气等因素,制定有效的防守措施;卷十五中以“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佚文”等迎战御敌方法,发动一切力量采取积极防御。毛泽东充分吸收了墨家的防守和进攻的方法,尤其是将墨子积极防御的思想,糅进其军事理论之中,并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现实的军事斗争和传统的军事策略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应用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他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精髓,吸收了古代兵学思想的理性精神和谋略智慧,为其军事理论注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和灵魂,并在古代兵学思想理论基础上深化发展和超越,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军事思想。
二、毛泽东军事思想中蕴含的中国传统哲学元素
毛泽东军事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它不仅来源于马克思哲学理论,也蕴含着中国传统哲学元素。毛泽东博览群书,自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认真研读中国古代文学、哲学和史学等着作,批判地继承了古代朴素辩证法和“民本”思想。
(一)古代朴素辩证法
毛泽东善于将哲学与军事思想结合起来,从古代哲学思想中挖掘和总结军事战略和战术思想,尤其体现在其军事思想中蕴含着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其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二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思想,对古代战争史料、作战规律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特别是创造性地吸收了先秦诸子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主要来源于《老子》和《周易》中的“道”和“阴阳论”,以及孙子和墨子等兵学理论中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老子作为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不仅包含着深刻的哲学内涵,也蕴含着丰富的兵学思想。老子的《道德经》阐述的哲学思想,蕴含着道家兵学思想的韵味,很多观点可以扩展到军事领域,被后世借鉴到军事理论和实践中应用。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非常喜欢阅读《老子》,在从事革命工作时期更是将其作为一部兵书来读,吸收其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并应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书中提到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9]就是说阴和阳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契合方能平衡、圆满;又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9],世界万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并且事物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是相互转化的,其中蕴含着朴素辩证法的思想。毛泽东将其应用于军事理论中,说明战争中的优劣势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而至于转化的条件,则需要根据战时情况发现规律、认识规律和利用规律,制定科学的战略战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红军普遍面对的情况就是敌军的强大和我军的弱小,这就决定了整个战争的持久性,并且需要选择速战的方式。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有许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役,其思想根源就来自于老子的“柔弱胜刚强”[9]的思想,弱者想要战胜强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需要制定科学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在我军整体力量薄弱时,采取积极的防御策略为制胜创造条件,使战争向我方有利的方面转化;在局部战争中,运用灵活多变的作战形式,集中优势兵力形成对敌的优势来“以强胜弱”,各个歼灭敌人。纵观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这种强弱转化的战例很多,体现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在实践中的广泛应用。可见,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将其进一步升华和提炼,形成了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毛泽东军事思想还借鉴吸收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论”思想。毛泽东指出:“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6]。“一阴一阳之谓道”[13]出自《周易》,一阴一阳构成了万物的原则———“道”,说的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阴阳两个对立面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揭示了事物运动变化的基本规律。阴阳之间转化是需要条件和契机的,这就需要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将两点论运用于敌我战争中,灵活地制定战略战术,如“出其不意、出奇制胜”“声东击西”“集中优势各个击破”等。《周易》中还提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13],“藏”是说要学会忍耐,慢慢增长自己的技能,积蓄力量,待时机成熟方可发动攻击。毛泽东将其应用于战争中,就是“谋定而后动”。以着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为例,毛泽东在我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运筹帷幄,遇强敌而不乱,科学部署,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二)古代“民本”思想
毛泽东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在革命战争中积极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武装群众,倡导军民合力,发展和壮大革命群众的力量,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毛泽东的人民观、群众路线等思想便来源于此。最早认识到民众力量重要性的语录出自《周易·晋》,书中提到“众允,悔亡”[13],认为只有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否则就会导致战争失败,国破家亡。孟子首次提出了“民本”思想,他在《孟子·尽心下》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6],民众的地位是最高的,国家其次,君主是最后。因为有了人民,才有国家;有了国家,才有君主。荀子的“附民”思想也指出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至关重要性,《荀子·议兵》中云:“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17],意思是用兵的要领在于使民众的力量向自己靠拢。到了三国时期,刘备则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三国志·先主传》中云:“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18],意思是说,成就大事必须要以人作为根本,现在百姓依附于我,我怎么能舍弃他们而去呢?毛泽东充分吸收了古代“民本”思想,并充实到军事战争理论中,毛泽东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9],认识到人的因素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毛泽东从三湾改编到建立革命根据地,将正规军队、游击队、民兵等多种群体联合起来,将党、人民和军队紧密结合起来,以武装斗争为主,采用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从“人本思想”到“为人民服务”,再以认识论的角度到群众路线,最终形成了人民战争的理论。可以说,正是因为毛泽东认识到,战争的本质是人的战争,探究和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主体地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方能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
毛泽东军事思想汲取了中国传统军事理论和哲学思想的精华,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是对传统军事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只有挖掘其文化底蕴和实质内涵,才能在实际中更好地运用它。中国古代的兵学、哲学思想,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集体智慧结晶,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根基所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对古代兵学理论的划时代意义的创新和升华。
三、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是夺取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行动指南。作为一种思想文化,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现了无产阶级面对战争的基本观点和原则。研究和挖掘毛泽东军事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深刻内涵,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以及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一)以史为鉴,突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本土化内涵
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相结合的产物,但其军事思想的内涵却不仅限于此。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必然需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才能适应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所以,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根必然要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才能生根发芽。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构成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理论源泉,脱离中国传统文化去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就失去了它的本土化根基所在。毛泽东将中国古代传统的兵学、哲学思想融入其军事理论中,高度突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本土化内涵。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理论坐标,考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根基和源流;以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史料作为其研究基础,挖掘其文化底蕴,把握其文化传承的方向;以中国古代优秀的军事理论和哲学思想为依托,探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本土方法论依据,突出其民族文化特色。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创造性文化成果,更是对中国传统军事理论的批判继承。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挖掘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传统文化内涵,能够正确认识和领悟毛泽东军事思想,全面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魅力和中华民族蕴藏千百年的智慧。
(二)通古达今,树立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高度自信
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化产物,凝聚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精髓,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作为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指导作用。
作为党和人民在伟大革命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毛泽东军事思想彰显了中华民族高度的精神追求和文化自信。把握住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社会文化基础,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发挥作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关于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及优良的作风建设等内容,在今天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作为理论基础,依然具有较高的指导意义。虽然国际形势、国情和军情都发生了变化,但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等,对于新时期高科技战争依然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挖掘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传统文化内涵,可以全面梳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军事理论精华,树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自信。树立对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高度自信,可以加深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依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
(三)继往开来,弘扬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传统文化特色
作为中国优秀军事文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传承和弘扬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进行全新的诠释和解读,与新时代军事战略原则相吻合,推动新时期军事文化的创新发展。新的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与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并道而行,必须以强大的国家作为有力支撑。强国的理念包含了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而文化作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不可忽视的。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革命文化,将毛泽东军事思想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以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文化力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助力前行。
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中国人民的平安和幸福,都必须以强大的军队作为保障。正所谓“强国先强军”,军事实力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民族复兴大业离不开军队的支撑和军事战略思想的指导。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百年的成功历史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所阐释的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和方法论,贯通把握历史、现在、未来,对于世界新形势、新格局的军事战争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依托,借助军事现代化和智能化的软硬件条件,全面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理论体系。
同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包容性和广泛性,可以与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科技等多领域结合起来,生发出更多的价值和作用。当下,中华民族正处于为实现中华复兴的关键时期,更应该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进行提炼后实现跨领域发展,弘扬和传承民族先进的社会文化和革命文化,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既是强国梦,也是强军梦,两者是内在统一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实现强军梦的理论保障,其中蕴含的战争观和军事思想,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内涵,重视发掘和运用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时代的召唤下使其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
四、结语
毛泽东军事思想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较深,明显带有古代哲学、兵学、政治学的思想烙印,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却不仅限于战争时期,作为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体系的文化瑰宝,它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适应性。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思维具有超越时代和国界的价值,浓缩、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不仅适用于革命战争时期,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有条件的继承和创造性的发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毛泽东军事理论体系内容丰富、思想深邃、立意深远,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深入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当代价值,对于当前国家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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